接着,他受到希腊--罗马艺术的影响,以完全古典的画法创作了一大批巨人和丰满的妇女.到1923年为止,他的作品特点是安静、平衡,异乎寻常的健康.人们简直不能相信这就是几年以前狂热地搞粘贴画法的同一个毕加索.然而,将报纸和火柴盒切下来,集中到自己画上去的人,由于热爱现实主义而搞逼真画的人,在一个放松的时刻,是必然要象安格尔那样地去画画的.
另一方面,一个被不同的需要(如果不是对立的需要)撕裂到如此地步的人,对于自己时代的潮流如此敏感,完全同意一切大胆想法的人,对于超现实主义的尝试又是不会无动于衷的.在这一造反运动中,有一种挑衅的嗜好和破坏的意志,鼓励着他那根本的虚无主义.不过,超现实主义绘画使用的手法是那样贫乏,陈旧,没有造型,以至他根本看不上眼.他的尝试只是为了提取用于革亲自己灵感的酵母.他经过了一段短暂的浪漫时期,画了一些人民生活场景和激烈的斗牛场面,然后,试图阐明自己的幻想和冲动. 当他的同胞达利以及米罗服从于安德烈·布雷东形而上学的文学信条时,毕加索却让自己的画中出现奇形怪状的石珊瑚和恶魔让它们在无意识的深处此起彼伏(1926～1935年).他的笔画出了没有含义的奇特形状.这是些极端概括,略施薄色,形体密布的人物形象,他们荒廖可笑地竖立在没有深度的空间中.1932年直线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柔韧的长弧线.简略的结构让位于繁茂的曲线,颜色发出厚重而尖刻的色泽.
这时,他画了一组海边少女,其中有一幅特别大胆的素描,表现了身体的陶醉.1935年,祖国流血的悲剧激怒了毕加索,他那潜在的表现主义再次迸发出来,线条扭绞着,膨胀着,色彩放出光泽,在奔腾驰骋,并由一首以渐强奏出的悲怆曲《格尔尼卡》达到极点.这幅伟大的构图如果不说是其巅峰之作的话,也是其杰作之一.因为如果说他是以世界末日的形象表达对战争的厌恶,那么,他仅用了一些形状和光暗对比便达到了目的.
他不是象戈雅、德拉克洛瓦那样去描绘战争的情节,杀戮的场面.戈雅和德拉克洛瓦不管天分多高,也只能做到这一点.而毕加索却在西洋绘画史上每一次成功地单纯以造型标注经历过的事件,使我们感到恐怖.他以良知和激情将一些绘画的特别价值结合在一起,使我们确信这一罪行.我们看到悲剧与诙谐,挖苦与怜悯,诅咒与嘲笑,生命的颤动与死亡的静止,汹涌的思想感情以达到极点的强度从这幅裂人肺腑的画中涌出. 他既是自己急躁的天才的奴隶,又是自己的力量,画风的主人.他异乎寻常的活跃,从不休息,不知疲倦,他在世界中不停地追赶一种总是在逃遁的快乐,而他所得到的又只是焦虑,怀疑和狂怒.他看上去和真实年龄不符.他在构思,在感觉,在痛恨,在热爱,就象二十岁的青年一样.
所以,不谈他的生活,也就很难研究他的作品,因为二者是连在一起,无法隔开的.一切以他为演员或见证人的事情都被他以各咱各样的作品记录下来.他的爱情、蔑视、任性、造反、急躁,都被他拿来哺育他的艺术,其中有自满也有诀窍,有时还带有令人不舒服的强迫感.他的个性继承了人道主义.个人主义的传统,在种族上是无政府主义的.他的行动和反应都是不可预料的,突然的,急剧的.他不信神灵,只相信自己.作为一位革命者,他使追随者迷失方向,作为否定者,他骄傲地肯定自己的个性.在他的身上,永远都是矛盾.
他的作品和生活没有丝毫的统一、连续、稳定.他没有固定的主意,而且花样繁多,激昂或狂燥,可亲或可憎,诚挚或装假,让人喜欢和招人讨厌,他可以因当时的脾气和时间,表现为这样或那样.不过,他永远忠于唯一一种癖好:自由.实际上,他想要完全彻底的自由,任意重造世界,随心所欲地行使他的威力.他不要规定,不要框框,不要偏见. 他从自然主义到表现主义,从表现主义到古典主义,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然后又回到现实主义.他走到抽象,是为了回到自然主义和重新开始他不倦的探求.优美和可怕,高雅和畸形在交替着,他去了又来,来了又去.但尽管变化无常,却始终是根深蒂固的巴洛克风.当他想成为古典派时,他不那么能惊人,也不动人.他太具个性,期望吓人和刺人,反对一切束缚和宇宙间的所有神圣看法,他不能将就和受到限制,不能受纪律的约束和屈辱.只有自由,绝对的自由才适合于他,而这一自由又要带有奇特、混沌、可憎的外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