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经》作为中华法系的早期里程碑，其形成源于对前人经验的总结，尤其在立法精神、法典结构和立法技术上具有开创性。然而，由于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它不可避免地带有早期法律文化的共同特点。
首先，简朴性体现在《法经》的体例上，诸法合体，民刑不分，实体法与程序法混杂。例如，董说在《七国考》中提到的《正律》中规定了严厉的刑法，如杀人、盗窃的惩罚，但同时也涉及刑事诉讼法的内容，如《捕法》和《囚法》。《法经》将《盗法》置于首位，体现了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尽管是以刑事手段调整民事关系，这也是古代中国法律的典型特征。
从内容上看，《法经》是一部集民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于一体的法典，以刑法为主导。在结构上，李悝的立法思路注重实用性，以解决当时魏国社会问题为出发点，但法典的编排还相对简单，未达到封建法律体系的成熟阶段。
原始性和野蛮性是《法经》作为早期人类文明产物的标志。它诞生于战国初期，与《十二铜表法》一样，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状况。虽然《法经》在刑罚体系上有所突破，但其对肉刑和连坐刑的严格规定，以及对轻罪重罚的倾向，无疑带有强烈的暴力和血腥色彩，反映了早期社会的原始和野蛮特征。
总的来说，《法经》在法典构建和思想观念上都体现了其时代的局限性和早期法典的特色，但作为历史的见证，它在法律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扩展资料
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但它并不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在《法经》之前，已经颁布了很多法典，只是不过不太完善。《法经》成为以后历代法典的蓝本，它的制定者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改革家李悝。 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很多，李悝也在魏国魏文侯的支持下进行变法，推行新政。其中之一就是制定了《法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