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遭受西方列强侵略，国门被打开，有亡国灭种的危险。
百日维新:中国被西方强国打得面目全非，所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举人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1984年，中日甲午张正爆发，更是坚定了维新派的信心。1898年（夏历戊戌年）中国维新派在清光绪帝支持下推行的革新运动。（又称戊戌维新、戊戌变法）。
明治维新：在19世纪中期，日本处于最后一个幕府——德川幕府时代。1603年，德川家康在江户建立幕府，史称德川幕府。掌握大权的德川幕府所实行的苛政，不时激起众多以务农为业的百姓反抗。对外则实行「锁国政策」，禁止外国传教士、商人与平民进入日本，只有荷兰与中国（大清帝国）的商人被允许在原本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长崎继续活动；此外德川幕府亦严禁基督教信仰。
同一时期，在日本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开始出现家庭手工业或手工作坊。作坊内出现了“雇用工人”制，形成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在商品经济型态的快速扩展下，商人阶层，特别是金融事业经营者的力量逐渐增强。商人们感觉到旧有制度严重制约着他们的发展，于是开始呼吁改革政治体制。具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大名（藩地诸侯）、武士，和要求进行制度改革的商人们组成政治性联盟，与反对幕府的基层农民共同形成“倒幕派”的实力基础。
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率领舰队进入江户湾（今东京湾）岸的浦贺，要求与德川幕府谈判，史称“黑船事件”（亦称“黑船开国”）。1854年，日本与美国签订了神奈川《日美亲善条约》，又名《神奈川条约》，同意向美国开放除长崎外的下田和箱馆（函馆）两个港口，并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等。由于接踵而来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德川幕府再度成为日本社会讨伐的目标。 日本封建阵营出现分化，中下级武士中要求改革的分子形成革新势力，号召尊王攘夷。革新势力的代表人物有吉田松阴、高杉晋作、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横井小楠、大村益次郎等 ，主要集中在长州( 今山口县 )、萨摩(今鹿儿岛县)、土佐( 今高知县 )、肥前(今佐贺县和长崎县)等西南部强藩。这些藩国在历史上与幕府矛盾较深，接受海外影响较早，输入近代科学技术和拔擢中下级武士都比较积极。
幕府末期，在经济中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同时，出现了所谓豪农豪商阶层。下级武士中的革新势力和出身豪农豪商的志士，联合与幕府有矛盾的西南强藩和皇室公卿等，在尊王攘夷的口号下 ，展开了要求改革幕政 、抵御外侮的斗争，并在人民群众推动下，发展为武装倒幕。
明治维新 与 洋务运动 、 戊戌变法
中、日两国面对19世纪中、后期西方列强殖民侵略的进逼，都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改革，然而最终达成改革目标而独立富强的，却是日本。有观点认为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大多将目光投注在像是印度、中国这样既有广阔市场又有丰富原料的国家，对日本的殖民侵略相对而言没有那么严重，也让日本能够把握住难得的机会而走上强盛之路。但若深入检视改革历程即可发现：中国的封建势力为了保有既得利益，只提倡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改革，而极力避免触及政治改革，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日本则是全盘西化，并且相当程度地注重典章制度与思想、观念方面的改革。
就社会经济层面而言，19世纪时的日本已有一些现代商业社会的基础，当时的中国则仍旧欠缺。例如：日本幕府时代已有专责封地管理的“藏元”，称为“两替屋”的银行业，以及其他各种现代商业元素。明治维新只不过是把各种商业元素予以结合，成为强大的力量影响全国。中国在现代商业元素方面则几乎付之阙如，社会上的商业行为仍以农业为其根本，欠缺银行业、保险业、会计业、法律业等现代商业体系的必要机制。要在中国推行类似明治维新的改革，容易被传统社会排斥。
此外，大和民族面对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能够力促团结，结合成一股影响力远胜于传统守旧派的强大势力，也确立排除改革障碍的决心；加上明治维新过程中，向西方进行各方面学习（相对于洋务运动）的彻底性，并改变政治制度为君主立宪制，最终使日本得以快速崛起。中国于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所进行的戊戌变法，虽然对于制度层面的改革也开始稍有动作，但改革共识的凝聚力显然不足，最终仍逃不过传统守旧派的扼杀而以失败告终。
明治维新对中国的启示：
1.进一步对外开放，学习西方先进技术。
2.重视教育，重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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