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5月19日,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带领一批党政要员闯进上海交大的会议室,对着吴保丰咆哮:“你这个校长怎么当的?居然放纵你的学生在胡闹!搞什么反战运动?马上停止!”
吴保丰让参加学生运动讨论的教授们先出去,嘴上和这批官员们打着哈哈,说一定会妥善处理,心里却有了自己的想法。
吴保丰当然没有屈服于当局的压力,他深深同情和理解学生们的爱国运动,拒绝执行镇压学生运动的指令。
5月30日,大批国民党军警包围了交大,要抓捕学生运动的领导人,要揪出里面的中共地下党员。事先得到消息的吴保丰,一边给市政府打电话,要求军警立即撤出,一边与教授们一起值班守夜,不让军警靠近学生。
当天夜里,在军警进校实施大逮捕前,吴保丰把地下党员周寿昌、周盼吾藏进自己的汽车,开着就往校门跑。
门口的军警拦下了汽车,吴保丰淡定地对军警说:“我要和吴国桢市长谈判。”
军警头子马上换上一张笑脸:“好的,您请!”底下的人哪还敢检查车辆?吴保丰启动油门,车子消失在街角拐弯处。
国民党军警们涌进交大抓捕学生运动带头人,殊不知,人已经在他们眼皮底下溜走了。
吴保丰的车开出5里外才停下来,周寿昌和周盼吾下了车,他们紧紧握住吴保丰的手,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吴保丰对他们说:“快走吧,保重!”他看着两人走远了,才开车回了住处。
曾因为支持交大“护校运动”和“反内战运动”的吴保丰成了国民党高层的一根肉中刺,他知道,一场风暴马上就要到来。
7月,蒋介石紧急电召吴保丰到南京训话。
庄严肃穆的南京黄埔路官邸憩庐戒备森严,吴保丰进入蒋介石的办公室。蒋介石铁青着脸看着吴保丰,眼神里有一股杀气。
他问:“你跟着我多少年了?”吴保丰答道:“21年了。”
蒋介石又问:“那些学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反党?”
吴保丰大着胆子说:“委员长,我认为我们应该检讨自己了,为什么1927年北伐的时候,老百姓和学生们是支持我们的,而现在,他们却站出来反对我们,是否我们没有考虑到他们的利益?”
蒋介石大怒地拍着桌子:“吴保丰,你个糊涂蛋!你不把党国的利益放在前面,却替那些学生说话,你!马上给我滚出交大,滚出上海!”
吴保丰失望地退了出来,连夜赶回上海,向交大的师生告别。全校一百多名教授联名写信挽留,学生也自动签名表达不舍,但是被当局认定“无能治校”的他却必须离开他苦心经营多年的学校。
吴保丰开创我国广播事业之先河,30年代,在他的带领下,中国第一个无线广播电台在南京建立,为战时通讯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从上海交大离职后,他几经辗转,还是回到了家乡。
解放后,经董必武推荐,吴保丰担任华东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顾问。写下《我国广播事业今后应取之途径》、《十年来的中国广播事业》等著作,对今天研究抗战前的广播事业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后来,还当选上海市政协委员,1963年病逝。
吴保丰身上,有着中国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他敢于为了国家命运、民族存亡而斗争。他虽身处国民党官场中,却出淤泥而不染,不畏强权,为学生代言,为交大发声。
他身上流淌着的始终是爱国的血液,肩上扛着的始终是教育的重任和国家的兴盛使命。
正因为在那个年代有许许多多像他这样的人,中国的教育界才保留着火种,传承着民族复兴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