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管理学的发展,谁知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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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中国古代管理的几个问题严格说来,现代管理只有100年的历史。对中国而言,现代管理是在辛亥革命后随着现代化大生产而兴起的。现代管理经过100年的发展,已经发展成为包括工商管理、社会管理、技术管理、公共管理、战略管理等很多的学科。但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管理却是伴随着整个人类历史的始终。人是社会的动物,在从事集体的生产和社会活动时,必然需要进行必要的组织和协调行动,于是管理也就在这样的组织和协调之中产生了。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中华民族长期生存繁衍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传统民族文化。《尚书 .尧典》中就记载着尧、舜、禹和皋陶关于职能分工和管理国家事迹。公元前12—前11世纪,《周礼》第一次把中国官僚组织机构设计为360职,并规定了相应的级别和职数,层次、职责分明,反映了公元前4世纪前后,中国己出现了相当完备的国家管理思想。春秋战国时期的《孙子兵法》一书更是被公认为是一部系统论述管理战略与战术问题的杰出著作。悠久的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蕴育了博大精深的管理思想,产生了多姿多彩的、独具特色的管理方式和方法,并且融入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之中,乃至对日本、朝鲜以及东南亚诸国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在这样灿烂的历史面前,现代的中国人却不得不面对这样一种尴尬: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乃至当今的中国社会,都不曾出现过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管理学家,不曾出现过一种广受世人承认的管理理论。以至于时至今日,中国的管理学界还是处于一个言必称西方的窘境之中。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今这样一种局面呢?要解开这个疑问,我想有几点是必须首先说清楚的。

  一、中国古代的管理是什么样的一种管理?

  要在短短的篇幅之内说清这个问题似乎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然而我们大致可以总结出一下几点:

  1、 中国古代管理的内容主要是国家管理。

  综观中国古代管理实践可以看出,管理与行政基本融为一体。由于古代中国是典型的农业经济,行政管理是社会管理最主要的模式,因此,任何一项工程,任何一项管理活动,无不以国家或官府的名义展开,管理实践也只有在和行政融合过程中才有表现的机会。实际上,我们所了解的中国古代管理实践,无一例外不是行政中的管理实践。

  2、 中国古代管理高度重视管理活动过程中人的因素。

  管理过程中的人包括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很多管理者在管理别人的同时也被别人管理着。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对这两方面都有很多精到的见解并且有许多实例可考。中国古人十分强调管理者强调管理者自身的修养,《孙子兵法》认为为将要具备的品质包括智、信、仁、勇、严等各个方面。战国时期的士人就是管理者的人才储备群体,后来的秀才举人乃至整个的学校和科举制度,所有的学习和修养都是为未来的帝国培养合格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而准备的。另外,在选材方面,许多先贤更是有大篇幅的精彩论述。墨子提出要“察其所能而慎予官”。荀子告诫执政者“无私人以官职事业”,切不可任人唯亲,而主张任人唯贤,唯才是举。晏子则进一步指出:人的才能也是不同的,应当让人专司一事,不能要求他无所不能。用人的优点,不用他的短处;用人所擅长的,不用他所不擅长的。这就是任用人才的要略。北宋王安石对以上的几个方面的思想进行了更加系统化、理论化的论述。他的用人思想可概括为“教之、养之、取之、任之”。其中,教之之道,即坚持学用一致,造就人才;养之之道,即维持政府官员生活的俸禄报酬应采取的方针—— “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取之之道,即选拔官吏的途径;任之之道,即根据专长任用人才。这样完备的论述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很有其借鉴意义的。

  3、中国古代的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往往会有十分高超的管理策略。

  通过与西方的封建社会时期进行比较,我们会很容易的看到,中国的封建社会出奇的稳定和统一。这也从一个方面显示了中国古代管理者高超的管理水平。中国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央集权的国家管理制度,财政赋税的管理、官吏的选拔与管理、人口田亩管理、市场与工商业管理、漕运驿递管理、文书与档案管理等方面,历朝历代都有新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杰出的管理人才,在军事、政治、财政、文化教育与外交等领域,显示了卓越的管理才能,积累了宝贵的管理经验。战国时期著名的“商鞅变法”是通过变法提高国家管理水平的一个范例;文景之治使国家出现了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的局面;万里长城的修建,充分反映了当时测量、规划设计、建筑和工程管理等的高超水平,体现了工程指挥者所具有的高度管理智慧;都江堰等大型水利工程,将防洪、排灌、航运综合规划,显示了我国古代工程建设与组织管理的高超水平;丁谓主持的“一举三得”皇宫修建工程堪称运用系统管理、统筹规划的范例。诸如此类的管理实践不胜枚举,都体现了中国古人高超的管理智慧。

  二、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出现成严格体系的管理学思想?

  在中国历史上,鲜有人对中国管理学的内涵做出全面的概括,也鲜有人对中国管理学做全面的阐述,通观中国的文化典籍,几乎找不出一篇完整的管理学的论著。但是,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会发现,整个的中国历史其实就是一个管理人、任用人的历史。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样一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呢?对此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中国的管理学完全依着于众多的古典文化典籍之中。宋代的开国宰相赵普曾经说过: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句话虽然有点言过其实,但其中的意味是很值得我们玩味的。如果《论语》中没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法门的话,相信赵普也是不会这样说的。于是又一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既然有这样的法门,那么它又在哪里呢。上文已经提到,中国古代管理高度注重管理过程中人的因素,而对管理者的培养恰恰是通过《论语》这样的典籍来完成的。这样一个人在完成自身修养的同时也就意味着管理能力的具备,自身的管理能力在平时为人处世的锻炼中得到了不自觉的提高。这也是《大学》中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说的由来。从这个角度来看,赵普的话是很有其道理的。

  一部《论语》就有这样的功效,如果我们用同样的眼光看与儒家同时期的 阴阳、墨、名、法、道德等数家学问,几乎无一部不是在说修身治人、无一部不是在说管理,更不用说明确写如何治军的兵家学说了。

  几乎所有的学说都把其管理思想和其他的各个方面的思想归结于“道”之中,而道是无影无形的,当一个人的修养近乎得“道”之后,其管理方面的知识与才能自然就水到渠成了,所谓的“无法而法,乃为至法”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了。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的管理者常常能把管理运用得这样出神入化的原因。

  三、中国古代管理与当代管理有何区别?

  如果我们仅仅把中国管理学视为是农业经济条件下的管理理论和实践经验,然后再将之与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工商管理与公共管理领域的庞大学科群的现代西方管理理论进行比较,那显然是不会得到什么好的结果的。这也成为某些人诋毁中国古代管理的口实。然而这些人往往会忘记这样的比较首先是一种带着有色眼镜的比较,先给中国古代的扣上了低级和落后的帽子。然而纵使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国古代的管理也有其不同与西方现代管理思想的方面,主要表现在:

  管理的范围方面。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则仅仅局限于工商和公共事务等方面。而中国的管理往往无所不包,并且没有严格的学科分野。大到治国安邦小到待人接物,几乎都可以找到相关的论述。工商管理和公共事务自然也包括其间,虽然很长的时间之内中国的工商业都不发达。

  管理目标方面。中国管理学的立意和境界更高。着眼于长治久安、着眼于人性的升华、着眼于整体的和谐和共赢等是中国古代管理的主要特征,而西方管理理论往往只局限于管理活动的局部和短期有效性。在这种关系下,中国管理学中的修身思想和德治思想等就有着西方管理学所不能揭示的理论内涵。

  管理理论方面。上文已经提到,中国的管理理论更注重于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个人内在培养,并且中国管理学中哲理化和抽象化的成分较多,更多地是处于大的原则、原理层面,更具有普遍性。而西方管理理论是现代西方管理实践的总结,更多地属于管理方法和技术层面,更具有特定的适应性,但同时也大大限制了其适用的范围。与此相关联,现代西方管理理论层出不穷,往往使人迷惑,不知所从。中国管理学恰恰可以统领这些方法与技术,或者从另一侧面对其规律进行解释,有助于把握其发展方向。

  总之,中国古代的管理学更着眼的是"道"的层面的解析,而当今被人们广为称道的西方管理学,则仅仅只能称为是 "术"而已.可惜的是今天的现实,却只能给我们以"道之不存也久矣"的感叹.所谓的"君子不幸而不得闻大道之要,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泽",叹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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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3-09-19
管理,虽是近现代才在中国长期使用的术语,但相关思想,则早在人之初就已出现。中国古代学术以人文为主,管理是其主要内容。管者,古乐器名,泛指细长圆形中空之物,衍义枢要、管制、包容、包管;理者,治玉也,衍义治理、治疗、温习、义理、道理、法则、名分等。管与理结成管理一词,其义精深明确。管以理,以理管。从先秦至清末,中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如何管理社会、协调人际关系上尽心尽力,形成丰富的管理思想。但这是集权官僚制的管理,其经济基础和对象,主要是小农经济。

任何管理思想都不是先验的,而是有着一定历史传统的维系。我们祖先的管理思想综合体现了“顺道、重人、求和、法治、守信、预测”,对提高现代人们的管理决策水平有着重大意义

《易经》“易”为中国学术思想的根本。《易经》分好多支脉,其中“周易”影响最大,此外还有“归藏易”、“连山易”等等。近代有学者考证,儒家思想来自周易,道家思想来自归藏易,墨家思想来自连山易,而阴阳家、纵横家、法家、名家、兵家等思想,无不渊源于“易”。《易经》堪称中国管理智慧的源头,其原理贯穿天、地、人三才之道,凝聚着中国文化在漫长的文明发展过程中对自然和人生规律探索的经验成果。《易经》原 理影响着中国人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易道管理的核心就是把对世界的认知和自身的价值,在实践操作的基础上密切结合起来,这种决策管理模式包含着许多具体的 经营策略,涉及了预测、计划、决策、组织、沟通、变通、控制、用人原则等诸多现代管理学中所关注的问题。

儒家思想单从管理的角度进行概括就是“修己安人、举贤任能”。修己安人与中庸思想 孔子认为领导人的思想道德素养是实现有效管理的关键。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准则、以“和”为目标的伦理思想,是其管理思想的精髓。孔子认为,管理者得到被管理者的信任程度以及由此产生的被管理者的信心的高低,对于管理工作的成败,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史记》中商鞅“立木为 信”的故事就是这种以信立业思想的最好佐证。孔子这种以人为本的伦理思想,应用于现代企业管理中,就是对企业进行人本主义的伦理管理,其特点是企业管理工 作以做好人的工作为核心,通过伦理规范和道德教化,培养人们共同的信念和价值观,增强员工对企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实现企业和谐有序发展的目标。孔子提倡在管理时对民众“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意即既要施惠于民,又不过度耗费;既要役使百姓,又不使产生抱怨;既有欲求,又不贪心;既庄重又不傲慢;既威严又不凶猛。刚柔相济、恩威并用,这就是“中庸”思想在管理中的体现。举贤才与任而能信 孔子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选拔正直的、有真才实学的人居于高位,则民众就会悦服,反之,则民众就不会悦服。这反映了孔子的 任人惟贤的人才管理思想。 “任而能信”是孔子人才管理思想中的另一个重要内容。他认为,对于考查合格已被任用的人,应在工作上给予充分的信任和支持,这是用好人才、发挥其才干的重 要条件。孟子则以“选贤与能”与“任而能信”为推行仁政的组织保证,他认为,国君选用贤能的人要听取多方面的意见:如果身边的人说贤能,不能相信;大夫们 说贤能,也不能相信;全国的人都说贤能,并且考查之后发现他真的贤能,才可任用。身边的人说不行,不要听信;大夫们说不行,也不要听信;全国的人都说不 行,并且考查之后发现他真的不行,才可罢免。这样才能选用贤人,做好国君。

进入工业生产方式和市场经济体制后,长于管理的中国人却感到不适应。面对海啸般涌来的西方管理思潮,一部分人奉若神明,邯郸学步,仅学得毛皮,却忘掉了本体。如上引文中有痒者,任由他人瘙痒,而不得中的,痒依然。自痒自知也,何不自援手。夫现代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亦人为主体,中国人当然要学外国先进思想和经验,但这不能代替自己的主见和主张,行为主体还是我们自己。我们的祖先可以创造当时最先进的管理思想,我们为何不能?且又有外人经验可资借鉴,只要深入分析工业生产及经营的特点,明确人的主体性和文化性,把握市场经济规则,就可以创造现代中国的管理学。确立了这一观念,大胆创新,认真求证,我们祖先的管理思想传统,亦可在改造中继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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