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对精英循环理论的批判，精英再生产理论认为，市场改革最主要的受益者并不是那些在旧体制中的被剥夺者，而是那些旧体制中的政治精英。1.罗纳塔斯的观点。对市场转型理论首先公开质疑的是政治学家阿考斯·罗纳塔斯。他首先肯定了倪志伟关于人力资本升值假设的判断，但是他进一步指出，市场转型过程中人力资本因素的介入并不排斥原干部在这一过程中仍然保持其优势地位，与此观点相类似的观点都被称为技术官僚持续论。
罗纳塔斯的又一论点是权力变型论。他认为，1989年的匈牙利的社会事实与精英循环理论是相悖的，转型过程中精英主体并没有发生变化，所不同的不过是再分配经济中的政治精英转变为市场经济中的经济精英而已，而这主要是因为再分配权力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发生了两次变型。一次是拥有再分配权力的干部在社会主义权力结构中建立了深厚的社会网络，在匈牙利社会发生剧变后，再分配者可以失去权力，但并没有失去这些社会资源。另一次是在私有化过程中昔日官僚借助这些社会网络关系，将公有资产便利地转化为私有资产，而成为首批私有资产的占有者。可以说，这一论点倾注了罗纳塔斯对市场转型中非制度因素的特殊关怀。
2.边燕杰和罗根对中国现实的关注。基于不同的国家有其特殊的制度背景这一事实，边燕杰和罗根对市场转型理论进行了批判，提出了权力持续的观点。在他们看来对中国社会地位的确定和测量，必须考虑社会的政治经济形态，而不能依赖从别国的实际衍生出来的所谓“通用指标”。而倪志伟的精英循环的观点就忽视了中国的一个重要的社会事实：中国的改革是以两大制度未动摇为社会背景的。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没有改变，城市单位制没有根本改变。而这两种制度的持续存在和发生作用使政治权力继续对资源进行控制和分配以达到了权力的维系。同时，他们指出1988年和1993年的调查资料表明，不平等在改革之初确实有下降的趋势，但这并不是撒列尼所说的市场的作用，而是中国政府在改革初期有意对低收入者给予补助从而获得他们对改革的支持的结果。当市场改革全面深入以后，社会不平等将会拉大，因为，原来握有权力或处于优越地位的人从市场中获得了更多的好处。在此，边燕杰和罗根终于将精英转换的问题真正拉回到中国的社会背景中，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其理论判断的依据却只限定在1988年到1993年中国改革的这一有限阶段，不能不说他们的理论对中国改革的纵深阶段的解释还是存在一定缺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