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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祝故事发生于东晋，千百年来流传甚广，因此，关于传说的起源，也众说纷坛。任何传说故事，不管是历史人物传说故事，还是虚拟人物传说故事，都是有其原型或源头的，只是有的因历时久远、初期记载较少而难以考证确定罢了。从笔者拜读的几十篇国内外梁祝学者论文看，凡论其起源，均是以历史记载的时间和内容作为依据的。现将张恨水先生1954年写的小说《梁山伯与祝英台》后记关于“梁祝文字来源”的论述思路摘录于后，可见一斑。
第一步：“明朝诸生长洲人徐树王作了《识小录》。他说：‘梁祝事异矣。《金楼子》及《会稽异闻》皆载之。’这是摩挲梁祝时代的影子。只可惜他引的这两部书，都失了传。第一，《会稽异闻》已不可考，大概已亡。第二，《金楼子》却是梁元帝�萧绎 所作，书传至明代，原书已经湮没。现在所遗留的，乃是从《永乐大典》辑出来不完全的本子。对于这个故事，一个字没有提到，可能是这个故事，在散亡的本子里也佚散了。”
第二步：“唐朝梁载言所撰《十道四蕃志》，为宋张津所作的《四明图经》所引。他说：‘义妇冢，即为梁山伯祝英台同葬之地也。在县西十里接待院之后，有庙存焉。旧记谓二人少尝同学，比及三年，而梁山伯初不知英台为女子也。其朴质如此。按《十道四蕃志》云：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即其事也。”
第三步：“降及晚唐，有张读撰的《宣室志》，对梁祝故事，略为渲染，我们算是对梁祝故事知道了一个轮廓。那志上说：英台，上虞祝氏女，伪为男装游学，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肄业。山伯，字处仁。祝先归。二年，山伯访之，方知其为女子，怅然若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马氏子矣。山伯后为鄞令，病死，葬鄮城西。祝适马氏，舟过墓所，风涛不能进。问知山伯墓，祝登号恸，地忽自裂陷，祝氏遂并埋焉。晋丞相谢安奏表其墓曰‘义妇冢’。”
从这三步来分析：第一，《金楼子》最早，但该文己佚。《金楼子》共15篇，但现收入《永乐大典》中的仅14篇，不知所佚的一篇是不是梁祝故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目前尚未找到《金楼子》中记载梁祝故事的任何实质性内容与可供考证的资料，是不足为凭的；第二，虽从宋人张津的《四明图经》中引用了《十道四蕃志》中的一句话，但又很笼统。冢庙位置，为张津所书。所引旧记，也只说明事件；第三，晚唐张读《宣室志》中形成了梁祝传说故事的轮廓，因此作为传说的最初依据。
然而，从近年来的研究看，关于梁祝的溯源又有所发展：
第一、一些学者从宋《咸淳毗陵志．二十七·古迹》的记载中，得知齐武帝所建的善卷寺中，有一篇《善卷寺记》，其中记述了齐武帝赎祝英台旧产建寺的史实。《咸淳毗陵志》云：“祝陵在善卷山，岩前有巨石，刻云祝英台读书处，号‘碧鲜庵’。昔有诗云：‘蝴蝶满园飞不见，碧鲜空有读书坛。’俗传英台本女子，幼与梁山伯共学，后化为蝶，其说类诞。然考《寺记》，谓齐武帝赎英台旧产建，意必有人第，恐非女子开。”从《咸淳毗陵志》的编纂者史能之的记述看，可以说明三点：其一，史能之原先对梁祝的传说是不怎么相信的，特别是化蝶之说认为荒诞无稽：其二，史能之在阅读查考《善卷寺记》后，确认了齐武帝赎祝英台旧产建寺的史实；其三，根据《善卷寺记》的记述，史能之最后肯定历史上必有祝英台其人和她的住宅。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是《善卷寺记》应作于齐武帝在位期间�公元483——493年 ，距梁祝生活的年代仅130年左右，且早于《金楼子》70年左右，是现今发现的最早的关于祝英台的文字记载。二是历史之所以记录了祝英台的一笔，一方面与她违悖常规的离经叛道行为分不开，同时也沾了帝王的光。在记录齐武帝行为的时候，把这位奇女子也记了进去。这种进入史志的过程和记述方式，与一般以故事、笔记、诗词、传闻、佚事等形式进入史志的文字，其价值是完全不同的。史能之，字子善，浙江四明人，进士出身，朝奉大夫太府丞相，咸淳二年知常州府。他在编纂《咸淳毗陵志》时态度十分严谨，对祝英台作了实事求是的记述；从而为我们解开了祝英台是虚拟人物还是历史真实人物的千古之谜。
第二、现发现唐��十道四蕃志 中，除了有“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的记述外，还有“善卷山南，上有石刻曰祝英台读书处”的记述�见民国二十四年金寿媚的《阳羡奇观》。这样就把宋张津为何只笼统引用“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一句话的原因搞清楚了。因为《十道四蕃志》点明了梁祝读书的地方在“善卷山”，与张津所记的冢庙位置不对头。因此，张津只有这样记述，才能做到有史有物、以史证物，合情合理。另外，过去，笔者经常想不通，既为梁山伯墓，为何又偏偏把祝英台列在前面，因为这在当时，是明显违反常规的。现在也弄清楚了，《十道四蕃志》的记述应当是：“善卷山南，上有石刻曰祝英台读书处。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即其事也。”这样，于文于理都无懈可击了。张恨水先生说《十道四蕃志》其书不传。笔者曾经向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查阅过，确无此书。因此，《阳羡奇观》所引《十道四蕃志》中的话，应为确据。
第三、张读为唐大中�847一一859年 进士，而比张读更早的唐代大司空李虫宾在《题善权寺石壁》的诗序中说：“常州离墨山善卷寺，始自齐武帝赎祝英台产之所建……”�见明《善卷寺古今文录》，现存北京图书馆 。李虫宾陇人，官凤翔节度使、昭仪军节度使、中散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赐紫金鱼，终官大司空。唐大和中�827一—835年 曾寓居宜兴并在善卷寺修读。他在修读时看到《善卷寺记》是十分正常的。因此，李虫宾按照《善卷寺记》中的记述，把齐武帝赎祝英台旧产建寺的史实，写进诗序中，也是十分可信的。张读中举时，李虫宾已经官位显赫了。李虫宾对善卷寺情有独钟，老退时曾奏请自出俸禄重建善卷寺并获恩准。他死后未回故里，而在善卷山落葬。他亲书的“碧鲜庵”碑，己成为目前我国现存的梁祝爱情故事的最早文物。
一个民间传说，总是由最初极为简单的故事在传播中加进原来没有的情节与内容，以适应各传播地人们的口味而逐步加工细化发展起来的。到张读编书时，梁祝故事已流传了500年。张读把流传的故事编入鬼神怪诞笔记《宣志记》中，形成了梁祝传说故事的轮廓，是毫不奇怪的。然而尽管在张读之前关于宜兴的三则梁祝记载都十分简单，但从记载的时间、形式与入史的渠道看，无疑都是最早、最原始、最可信的。
现在，宜兴遗留下来尚可查阅的“梁祝”文字，唐、宋、元、明、清各代从未间断过。现存的志书中，宋《咸淳毗陵志》、明万历《宜兴县志》、清康熙《常州府志》、清雍正《重刊宜兴县旧志》、清光绪《宜兴荆溪县新志》中均有记载。特别是关于梁祝化蝶传说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宋薛季宣《游祝陵善卷洞》诗。诗云：“万古英台面，云泉响佩环。练衣归洞府，香雨落人间。蝶舞凝山魄，衣开想玉颜。几如禅观适，游鱼内戏澄湾。……”原诗在“游鱼内戏澄湾”后加注为：“寺故祝英台宅。……”这比其他地区在清代才出现的“化蝶”文字要早500年。
参考资料：http://www.wuxinews.com/news/newsfile/wwh/88/20030926_1189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