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超一生译介的西方书籍，有西方资产阶级学说，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文学作品（主要是政治小说）。他流亡日本后，对传播欧美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学术流派等特别感兴趣，希望通过这种方法，“抉破罗网，造出新思
想。”[1]
他在
《清代学术概论》中称：“启超平素主张，谓须将
世界学术为无限制的尽量输入。”又云：“壬寅癸卯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
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
如火如荼矣。”[1]
一、
梁启超对西方学术思想的译介
西方的众多思想和学术流派由他介绍过来，不少有名的大学问家他都有专文评说。在
《饮冰室合集》中，他涉及到的欧美、日本有影响的文化名人有50多位。
1.卢梭。梁启超在《卢梭学案》中系统地介绍了卢梭的生平和政治主张，详细评述了《民约论》的基本观点，字里行间不乏溢美之词，表现了他对卢梭的无限崇爱。梁启超的文章文字优美，对读者产生了强大的感染力。
2.培根（Bacon ）。在梁启超的著述中，多处论及培根。1902年，他专门写《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简明而富有见地地评述了培根的一生和学术宗旨，并视其为近世文明理论的奠基人之一。梁启超认为培根的研究方法不外两途，一曰物观，二曰心观。精练而透彻地介绍培根的认识论，这在20世纪初年尚不多见。
3.笛卡儿（Descartes ）。梁启超对笛卡儿的怀疑精神、科学态度以及剖析综合、计算的研究方法极为赏识。他评论说：“笛卡儿之后，距今至200余年，真所谓‘非见之
极明者勿下断语’一言，吾今日观之，几陈腐不足道矣。而所以能开出近二百余年之新学界者，实自此一语启之。盖自中世纪以来，学者惟依傍前人，莫能自出机杼，前哲所可彼亦可之，所否彼亦否之，不复问事理之如何，附和而雷同之，所谓学界之奴隶也。及笛卡儿兴，始一洗奴性，而使人内返本心，复其固有之自由。笛氏之功，
不在禹下矣。”
[2]
4.达尔文（Darwin ）。早在洋务运动时期，已有人开始介绍达尔文及其学说，
戊戌变法中又进一步扩大。梁启超的贡献在于一般地介绍达尔文及其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学说的过程中，融会贯通，较广泛而准确地运用达尔文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各种社会问题，写下了一系列的论著。特别是庚子之役和
八国联军之乱后，国家的危机使他更深刻地感到
“适者生存”道理的正确性。“盖生存竞争，天下之公理也；既竞争则优者必胜，劣者
必败”[3]
，生物界如此，人类社会也是如此。他先后写下
《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传略》、《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等著作宣扬西方进化论思想。
5.康德（Kant ）。1903年，梁启超发表了《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
，介绍了康德的生平和时代，评述了康德哲学的主要观点，从道德和智慧两方面论述了康德哲学的内涵和社会影响，并给予极高的评价。可贵的是，梁启超的介绍不仅全面、深入，而且形象、生动，颇能吸引读者。
6.亚当·斯密（Adam Smith ）。梁启超对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佩服之至，将其
《原富》一书和美国的《独立宣言》相提并论。他在简略介绍亚当·斯密的生平和主要观点之后，重点评述了《原富》的一些章节，并加按语，发表了许多深入浅出的心得体会。梁启超《对原富》在中国
梁启超翻译作品概述
李兆国
（聊城大学大学外语教育学院，山东聊城252059）
摘要：梁启超一生译介的西方书籍，有西方资产阶级学说，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文学作品（主要是政治小说）。西方的众多思想和学术流派由他介绍过来。梁启超不会西文，
略通日语，他翻译的作品不多，有日本小说，也有从日文转译的欧美国家的作品。这不仅说明他对西方文化的强烈追求，也显示了他在文化建设上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
关键词：梁启超；翻译作品；概述中图分类号：I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 （2009）04-0236-03
收稿日期：2008-11-18
作者简介：李兆国（1972-），男，山东邹平人，讲师，硕士研究生，从事翻译史、英汉文化对比与翻译。236——
的不普及深入深表遗憾，认为这是中国民智低下的一大原因。正是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梁启超才大力介绍亚当·斯密的思想理论，其现实针对性极其鲜明。
7.孟德斯鸠（M ontesquien）。梁启超把孟德斯鸠称为法理学家、近代
三权分立理论的奠基人。在梁启超看来，“孟氏之学，以良知为本旨，以为道德及政术，皆以良知所能及之至理为根基。……《万法精理》全书之总纲，盖在于是。”[2]在20世纪初年一大批知识青年热心研读孟德斯鸠《万法精理》的时候，梁启超在评介孟德斯鸠能做出如此中肯的评价，自然起着启迪和引导的作用。
此外，梁启超还较多地介绍过亚里士多德（Aristeo-tle）、
柏拉图（Plato）、
苏格拉底（Socrates）、霍布士（Hobbes）、斯拼挪莎（Spinoza）（通译“斯宾诺莎”）、斯宾塞（Spenser）、富兰克林（Franklin）、瓦特（Watt）、
牛顿（Newton）、福泽谕吉等，涉及哲学家、政治学家、科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伦理学家、文学家等许多方面。希腊的古典学术、英国的经济学说、法国的民主政治理论、德国的哲学流派在梁启超的笔下都有生动的描绘和评说。
他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成为迄今所知最早译介马克思学说的第一个中国人。1902年，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他译引英国进化论者颉德（Benjamin Kidd）的思想说：“今日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即马克思）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即
尼采）之个人主义。”麦喀士，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4]。“又说，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端，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强者所压伏”。翌年，又发表《二十世纪之巨灵托拉斯》一文，再次介绍，“麦喀士，社会主义之鼻祖，德国人，著书甚多。”1906年，他在《杂答某报》上甚至称赞“社会主义为将来世界最高尚美妙主义”。他敏锐地预感到“社会主义为今日全世界一最大问题。”[5]当然，在20世纪初，梁启超并不真正懂得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他无非是从自己的需要出发，为其所用。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梁启超极力关注欧美的社会主义运动，并力所能及地加以绍介，这不仅说明他对西方文化的强烈追求，也显示了他在文化建设上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6]。
黄遵宪在《致新民师函丈书》中对梁启超译介西方学说的爱国思想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梁启超“本爱国之心，绞爱国之脑，滴爱国之泪，撒爱国之血，掉爱国之舌，举西东文明大国国权民权之说，输入于中国，以为新民倡，以为中国光。”[7]
二、节梁启超对西方文学作品译介
梁启超不会西文，略通日语，他翻译的作品不多，有日本小说，也有从日文转译的欧美国家的作品。前者有他翻译的日本东海散士的《佳人奇遇》；后者有他自日文本转译的法国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的《十五小豪杰》、法国佛琳玛利安（C.Flammarion）的
《世界末日记》。
他文笔恣肆，情感
汪洋，虽是移译，无异于再创造。
1.《佳人奇遇》
《佳人奇遇》是梁启超1898年9月25日乘日本军舰大岛号逃亡途中看到的一部日本政治小说。他在船只上只是大体翻了翻，原为解闷，但从这似懂非懂的日文中，他看出了这部小说的政治内容。到日本后，梁启超一面跟罗普学习日文，一面开始翻译这部小说，并把它刊登在自己创办的
《清议报》上。刊登时未署译者名。正因为如此，有人认为这部小说不是梁启超翻译的，理由是：以梁启超当时的日语水平不可能翻译此书。日本学者山田敬三就说，根据冯自由的记述和当时梁启超的日文水平，梁氏不可能独立翻译此书。他的结论是：“说梁启超是这部作品最早的介绍者、罗普是实际的翻译者，是最妥当的看法。”[8]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尽然。原因是论者忽略了《佳人奇遇》使用的文体。从小说使用的文体看，它属于汉文直译体，多少了解点日语的中国文人便不难看懂。而且梁启超自己也曾在
《纪事二十四首》中说：“曩译《佳人奇遇》成，每生游想设空冥。从今不羡柴东海，枉被多情惹薄情。”[9]柴东海，即柴四郎，分明是说自己翻译过柴四郎的《佳人奇遇》。所以把《佳人奇遇》的译者定为梁启超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佳人奇遇》的作者是柴四郎（1852─1922），别署东海散士，上总国人，出身于会津藩士家庭，后成为政治家和小说家。他除写有《佳人奇遇》外，另有寓言体小说《东洋美人叹》。《佳人奇遇》从作者（东海散士）在美国留学时与西班牙亡命女郎幽兰、
爱尔兰女郎红莲的邂逅写起，通过他们开展争取独立的政治斗争，以及爱情友谊的描写，抒发了作者争取民族独立、祖国富强的强烈愿望，也表达了作者反对国内专制政治的思想。全书共十六卷，广泛地描绘了从北美独立战争、法军入侵埃及和埃及人民的反抗、朝鲜东学党起义直至甲午战争百余年来中外战争和革命运动的历史画卷，生动地展现了大国欺压弱国，以及弱小民族忍受欺侮、惨遭涂炭的悲哀景况，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独立、渴望自由和反对封建专制的意愿。这样的主题也符合梁启超当时启迪民智和“新民”的政治要求。另一方面，小说中歌颂的“英雄”（如幽兰将军、范卿）、佳人（如幽兰女史、红莲、满梨）皆为主张立宪公议而有效忠本国之“贤君”者，这一点更与译者的政治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就是梁启超到日本不久便首先翻译这部小说的原因。
《佳人奇遇》在艺术上和一般政治小说一样，作品缺乏系统的情节，只是设计几个任务，以长篇对话来发表自己的政见或叙述事情的经过。比如第一回幽兰、红莲和散士的对话，每个人一开口就是上千言，或叙述家世，或谈论国事，或谴责列强的殖民政策。以致使作品显得呆板、缺乏生活气息，这是《佳人奇遇》的主要缺点。
《佳人奇遇》较中国的政治小说又稍胜一筹，在长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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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物对话中，有的变成了第一人称叙事。其叙述故事经过，却又生动传神。比如第四回、第五回，红莲叙述她和幽兰女史、范卿商定用美人计欺骗守城长王罗、营救幽兰将军的经过，就相当生动，且中间屡生波折，虽近传奇，但也颇能吸引读者，因之人物形象也跃然纸上。如红莲机智聪明、巧于伪饰、胆大心细、善于迷惑敌人，守城长王罗之见色心醉、不辨真伪、贪色误事，都写得合情合理、令人信服，这又增强了这部小说的可读性。
2.《十五小豪杰》
梁启超还翻译过一部《十五小豪杰》的前九回，后九回由罗普续译，均发表于《新民丛报》（梁译九回刊于第2至13号，罗译刊于第14至24号）。《十五小豪杰》是由日本森田时轩译的《十五少年》转译的。该小说的原著为法国儒勒·凡尔纳的DeuxAns de Vacances（《两年的假日》），1888）。
小说是写南太平洋有一个英属的大海岛纽西仑，岛上学校的学生想利用暑假绕着纽西仑岛沿岸环游一周，谁知夜间海潮起来，把船的缆绳冲开，遇上大风，船吹入海洋中心，后来船又被吹到杳无人烟的一荒岛。小说即写十五个小豪杰与大自然斗争的故事。译者的目的主要是通过这一故事，培养青少年的冒险斗争精神，以及独立、自治意识。正像白葭在《十五小豪杰·序》中所说：“读是书者，须知是书之旨趣何在，灵魂何存。曰：有独立之性质，有冒险之精神，而又有自制之能力也。不独立则不能生存，不冒险则不能进取，能独立进取而不能自治，则无意之举动，不规则之竞争，亦必终归于失败而已。”独立、冒险、自治，“是三者，皆中国民之缺点也。”[10]梁氏翻译此书的目的就在于“吸彼欧美之灵魂，淬中国民之心志。”[11]换句话说，也就是吸取西方思想中的民主精华，来培养、铸造中国青少年的新国民品格。
这主要是因为小说中所倡导的在恶劣环境中顽强拼搏、团结战斗的精神与处在民族危亡中的中国人民的思想有共鸣。所以这部小说问世后，不断重印，至1930年上海书局已出至第5版。同时还有其他译本。据不完全统计，有原生的中译本，题为《十五少年》，世界书局
1913年出版，至1937年出至第6版；有施落英的中译本，书名同梁译本，1940年8月上海启明书局初版；有章士佼的中译本，题名《十五小英雄》，1946年上海激流书店出版。由此可见这部小说的影响。
三、其他文学翻译作品
梁启超还翻译过《世界末日记》和《俄皇宫中之人鬼》两个短篇。《世界末日记》（刊于《新小说》第1号，1902年11月14日）系根据法国文学家兼天文学家佛林玛利安所著的《地球末日记》编译，标“哲理小说”，小说写西历纪元后二百二十万年，地球上人类毁灭之悲剧。《俄皇宫中之人鬼》（刊于《新小说》第2号，1902年12月14号，署曼殊室主人译），据“译者识”云：“此篇乃法国前驻俄公使某君所著也。”[9]观其内容，似为假托之词。小说描写俄皇宫中“人鬼”事，影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的黑暗。
除翻译小说外，梁启超还在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翻译过拜伦的两首诗。在小说中通过名人的诗篇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这在古今中外的作品中并不乏见。日本政治小说《佳人奇遇》中就通过东海散士的歌唱介绍了法国的《马赛曲》。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中首先介绍了英国著名诗人拜伦的《渣阿亚》和《端志安》，成为中国最早翻译拜伦诗歌的译者。拜伦（George Byron，1788─1824）是20世纪初中国人民最喜爱的诗人之一，他是英国一位杰出的积极浪漫主义诗人。由于拜伦曾参加过希腊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战争，并为之献身，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热爱和尊敬。他所写的歌颂民主自由、争取民族独立、富有反抗精神的诗篇，也给生活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下的中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第四回通过黄克强的口说道：“摆伦（即拜伦）最爱自由主义，兼以文学的精神，和希腊好像有夙缘一般。后来因为帮助希腊独立，竟自从军而死，真可称文界里头一位大豪杰。他这诗歌正是用来激励希腊人而作，但我们今日听来，倒像有几分是中国的说法哩。”[1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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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M].上海：中华书局，1989：9-19.
[3]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M].上海：中华书局，1989:33.
[4]梁启超.杂答某报[J].新民丛报，1921，（12）:8.
[5]梁启超.新大陆游记[J].新民丛报，1922，（6）:4.
[6]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69.
[7]黄遵宪.致新民师函丈书[C]//郑海麟，张伟雄.黄遵宪文集.[日]京都：中文出版社，1991:198.
[8]夏晓虹.觉世与传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210.
[9]马祖毅.中国翻译史：上卷[M].长沙：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616-617.
[10]白葭.十五小豪杰·序[C]//王运熙.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232.
[11]梁启超.十五小豪杰第一回后记[C]//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四.上海：中华书局，1989:5.
[12]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第四回著者按[C]//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一卷：上册.上海：中华书局，198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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