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生产力落后的奴隶社会时期，人们的性行为是为繁衍后代服务的，加上人们的寿命很短，所以只要在生理上一成熟，人们就必须抓住机会多生后代，当时不存在“
早恋”的问题。到了
封建社会，实行父母包办婚姻，男女婚姻不是植根于爱情的，而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缺乏恋爱的条件，也就不存在“早恋”的问题。在清朝末年到20世纪60年代以前，提倡“早得儿子早得福”，
《柳堡的故事》就有18岁的哥哥和16岁的
英莲坐在小河边浪漫的故事[1]。在有些贫困地区甚至还有养
童养媳的习俗，同样没有“早恋”的问题。到了60~80年代，随着教育的普及和教育年限的延长，大学生谈恋爱被认为是不珍惜教育机会和没有理想的表现，中学生谈恋爱更是超前行为，同学侧目，老师干预，家长焦急，学生一旦发现自己陷入情网，也如临大敌。“早恋”这个概念就这样在中国诞生了，它几乎成了不正常、不良学生的代名词。因为害怕学生出现“早恋”，家长和老师往往把任何男女之间的
亲密关系和行为当成“早恋”加以干预，这就是扩大了外延的“早恋”。90年代以后，大学生恋爱已经被人们认可，中学生的异性交往被接受，但社会还是把中学生“早恋”当成一个需要阻止和预防的问题。
可见，“早恋”是一个本土概念，它是一个60年代开始产生并一直使用到现在的概念。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发展，“早恋”这概念的负面影响日益暴露出来，因为它表示不正常，一旦某个学生被贴上“早恋”的标签，就要承受极其严重的各个方面压力，于是有人呼吁慎提“早恋”，主张用“来往过密”来代替“早恋”这一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