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区派出所所长 王洪良是不是农村人

如题所述

论级别是最低的,但要管的事却是最多的;论权力是最有限的,但面对的问题却是无限的。处在这个特殊位置的人,他们有怎样的感受呢?他们的工作又是怎麼做的呢?王洪良就是这样一位身处两极的人,而且他所管辖的片儿还是被当地群众自己称为天津的『老少边穷』地区,这里单位下岗的职工多、生活贫困的家庭多、患病残疾的特困多、农村进城的农民工多。所以他的经历和体会比别人更曲折与复杂,也更精彩与传奇。让我们听一听天津市河东区富民路派出所所长王洪良自己的讲述吧——

  『「侄女」打两下,怕嘛的』

  2002年4月,局领导找我谈话,告诉我局里决定让我到河东区富民路派出所当所长,说这是领导对我的信任也是对我的考验。我一听眼儿就直了,心里说这个信任够大考验也够大,谁不知道富民路那片儿是著名的『几多』?甭别的,就说精神病人吧,正式在册确凿无疑的就二百多人。而且这里的各种结构也复杂,论住片儿单位有部队也有企业,有乾休所也有居民区;论地理环境是市区(河东)连著郊区(东丽);论居民家庭结构,有正式户口的,有农转非的,也有『工农联盟』型和从外地嫁娶与入赘的,总之那叫一个全,哪也比不了。我记得当时领导问我有嘛问题吗?我心一横摇头说『没有』!说实话,这样回答不是我口是心非,而是因为乾我们这行的,职业道德要求你乾嘛不乾嘛不能以自己为中心,『党叫乾啥就乾啥』这句话在警察这个圈里永远不过时。再说,当了十多年的警察,我也养成了『能站著决不蹲著,能流血决不流泪』的性格,所以这种『口是心非』的事没少乾。

  说没问题能没问题吗?我记得刚到所里没几天,一位年轻片儿警『?』的一声推门闯进来了,『所长,出大事了!前面小区拆迁户里有一个妇女一时冲动喝了「敌敌畏」,到医院没抢救过来死了,现有好几十个家属聚集在医院急诊室里闹,还准备抬著屍体上街……你说咱怎麼办?』『还怎麼办,所里留一个值班的,所有人跟我马上去。』这时我又接到局长的电话,局长说:『王洪良我不管你用什麼办法,但你必须保证家属和死者只能留在医院里,哪也不能去!如果出了问题,我拿你是问。』去了怎麼办呢?说真的我当时根本一点谱都没有,可哪还有时间想呢?!但有一点我心里很明确:无论如何不能让家属这麼做。

  到了医院我一看里里外外全是人,家属们那阵势就像焖著火的乾柴,就差谁来点著了。所以我一到那些家属『哗啦』一下把我堵在了中间,让我把『凶手』找来,否则他们就上街、上访。见他们那麼冲动我想不能说话,得等他们把话都说完了。这时一位家属指著我说:『你是乾嘛的?为嘛不说话?』『你们那麼多人说话我该回答谁?我是这片儿的派出所所长王洪良。说实话,你们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我也有血有肉,但是要解决问题嚷嚷管用吗?!你们找一个主事的跟我商量,我能解决的马上解决,我解决不了的马上请示上级尽快解决,你们说这样行不行?』我没想到自己这几句把家属稳住了,他们交换了一下眼神儿,然後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说:『我主事,我是死者的伯伯。』『大伯,您跟我到一边谈。别的家属们先到一边歇会儿,下一步怎麼做我先跟大伯商量商量再说。』听我叫两声『大伯』,现场的气氛立刻缓和了一些。我问那位伯伯有什麼要求,他说问题不解决屍体不能离开医院,再就是让『凶手』披麻戴孝……听他这麼一说,我想『有门儿』,至少答应了第一条可以稳住家属不到社会上闹。我立即跟家属表示,把屍体留在医院没问题,但不能放在人家急诊室里。接著我又动情地说,这位大姐一时冲动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天太热咱不能让她这麼委屈地躺著,我负责找冰棺,咱让她躺得舒服点。别的问题我马上找有关部门反映,尽快给你们答复。听我说得这麼入情入理,家属们不再嚷嚷了,那位伯伯说:『行,王所,我们信任你,听你的!』

  家属暂时稳定了,医院不乾了。院长跟我急了,说:『你们得让家属马上把屍体拉走,停在急救室里我们怎麼看病?』这不是『摁下葫芦又起瓢』吗?我跟院长说尽快拉走行不行,院长还是那两个字:『不行!』这回我急了,我说:『您的要求没错,但这种形势您得顾全大局。如果家属真把屍体抬上马路,这个责任我负不了,您也负不了。这次我这个派出所所长就强制一回,您派人在医院找一间空房,把屍体转移到那去。』到了这天晚上,总算把一触即发的矛盾缓和了一步,我喘了口大气跟局长汇报让有关部门立即接手,时间长了可能又会出乱子。可局长说让我再努力说服家属把屍体移到殡仪馆去,估计问题不是一天半天就能解决的,屍体不能总放在人家医院。听到这儿,我没喘出来的大气儿又咽回去了。局长问我有问题吗,我一咬牙:您放心,没问题!

  还是那句话,说没问题能没问题吗?!这往後我用了几天的工夫总算把家属说服了,又联系好了殡仪馆,人家殡仪馆的车也来了,可家属又变卦了。有的家属坐到了马路中央,堵著车不让过。死者的女儿死活不让拉人,在我跟她做工作的时候,她总是目光游离,我琢磨她有事防著点好,果不其然趁我扭头的工夫,她猛地扑向我背後的电门,被我一把抱住了。这时她便对我又踹又打,旁边的乾警看不过眼要摁住她,我怕他们这样做矛盾激化,马上使了一个眼神儿,大声喊道:『谁也别拦,侄女心里难受,打几下伯伯怕嘛的。』说来也怪,我让她打她倒停下了手,这时别的家属也过来拦,他们一边拦一边跟我赔不是。我揉著胳膊说:『孩子打两下就打两下,可咱们做长辈的得把人挪到殡仪馆去。你们说听我的,可是我联系好了你们又不去,以後我还怎麼帮你们呢?!』听我这麼一说,家属们低头不说话了,我趁势给殡仪馆的人使了个眼色,让他们跟著我和所里的乾警迅速把屍体抬上了车……後来家属中我发展的『内线』对我说:『王所,您真行。那天亏了您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要不然事就大了,那天家属里有好几个口袋装「敌敌畏」,准备到关键时刻一块儿喝。』

  最後这个问题在有关方面的努力下圆满解决了,由於我和所里的乾警在关键时刻控制了局面,局领导表扬了我好几次说我遇事冷静有能力,同事也夸我有脑子有办法。我跟他们说,别把我说得那麼好,当时我也特紧张,脑门儿冒冷汗,但我没退路,咱一是警察二是所长,关键时刻你不上谁上?!  

  『说所长跟您认识』 

  前些日子我发现有位七十多岁的大爷,好几天了总在所值班室里坐著,开始不以为然,後来琢磨不对劲,就悄悄问值班民警大爷为嘛总坐这儿,民警说:『他儿子被人打了,咱民警也处理完了,可大爷非说处理得不公,对方在所里找人了,要找所长告状。』我走过去说:『大爷,我是所长您跟我走,我听听您有嘛意见。』

  大爷对我说,他儿子摆摊卖菜,跟旁边的一个小贩打了起来。两人都动了手,但他儿子伤得重对方伤得轻。大爷说对方打人这麼重,就应该拘留劳教,为嘛民警不这麼处理?明摆著他在派出所里找人了。他还说:『你是所长,如果不公正处理,我就天天到派出所坐著。』『行!我一定公正解决。可您老这麼大年纪了,天天到派出所坐著我不落忍。这麼著,您回家等著,我把这事摸清了给您回话。』就这样,我把大爷送出了派出所。

  後来我一调查事情不像大爷说的那样,打架的事有,但我们乾警处理得比较公正,他儿子的伤也没什麼大问题。大爷唯一对处理不满意的是为嘛对方没被拘留?处理这事的民警告诉我:『没法拘留了,处理问题的时候那人中风了。』转天我到大爷家去了,把对方的情况仔仔细细地说了一遍,没想到大爷告诉我:『你说的那些我都知道,可我咽不下这口气。他说派出所里有人纔没拘他,这不明摆著气我吗?!』听到这儿我明白了,大爷气的是对方拉大旗做虎皮。见怎麼解释大爷就是气不消,我灵机一动说:『大爷,他不说跟派出所民警认识吗,您就说跟我这个所长认识,我好歹比民警官大。行不行?如果您认为对方赔偿的少,我掏包给您老补点行不行?』『那哪行!』大爷乐了,腰杆子也挺起来了,非要留我吃饭,我连忙推说所里有事出了他家门。这之後,大爷还真没再到所里来。

  上面说的那几句让大爷开心的话,我以为说说就过去了,没想到过了些日子大爷还真用上了。那天大爷跟邻居一位大爷吵起来了,原因是不知是哪位大爷在对方家门口吐了一口痰。後来越吵越厉害,大爷跟那位大爷说:『告诉你,我跟派出所王所认识,你找派出所我也不怕。』这回那位大爷不乾了,找我非问个谁是谁非?而且还必须到现场,我只好放下手头的工作又去了。去是去了,但我心想两头都是七十来岁的大爷,本来吵架就是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还能怎麼断谁是谁非,把两位老人的气劝消了也就行了。可是,做这样的工作比正式处理事难多了,跟谁说重了不行说轻了也不行,必须拿捏到位,还得把俩大爷哄乐了。说实话,我原来的脾气根本没那麼好,有时跟我爸我妈说话都急,可当所长这样不行了,大事小事都不能急。

  我一到,儿子挨打的这位大爷腰杆挺得倍儿直,高门大嗓地跟我打招呼:『王所,到家里喝茶,我都给您沏好了。』显然他想让对方看看我跟他熟。他这样做,那位大爷看我的眼神儿更不对了,气都快横著喘了。怎麼办呢?我让气横喘的大爷先说他的理儿,然後给那位大爷使个眼色。气横喘的大爷把话都说出来了,气也就吐出来了。见我不住地对他点头,做出理解和认同的表情,大爷说:『就那麼多了,你看著办吧。』我进了儿子挨打的那位大爷家,一进屋大爷就说:『王所,你这回可得向著我。』『没问题,肯定向著您。可是有一点我得提醒您老,咱爷俩越熟您老得越帮我。就说这事吧,本来您有理可您一说跟所长认识,我就不好办了。是不是这个理儿?』大爷点头说这点没想到。我说,这事本来也不大,我想您跟那位大爷都是见过世面的人,尤其是您通情达理,老哥俩一打哈哈嘛事都过去了,地上的痰我给擦了,您陪我到那位大爷家坐坐,听我把事说开了怎麼样?就算您老给我个面儿。从去现场到把俩大爷说乐整用了一下午。回到所里我觉得脑袋都大了,嗓子眼儿要冒烟儿……

  也许人们不知道,派出所处理老人的问题得这样,可处理那些嘎巴溜秋的人可不能这样。那天,片儿里有名的『碰瓷』专业户哥俩,抬著家里的半傻兄弟来了,声称半傻兄弟在马路上被人打了警察不管,他们只能把人抬到派出所来。说完,放下人就要走。『站住!』我气得瞪著两眼喊道,因为我知道他们用这套办法讹了片儿里不少单位,那些单位明知他们的这种恶行但也没办法,只能花钱打发。没想到他们得寸进尺到派出所讹来了。我对这哥俩说:如果你们这个弱智兄弟被人打了,责任在你们,因为你们没有看护好他。再说,你们说有人打了他,为什麼不把打人的一起带来?我们派出所处理人得有证据,你们拿得出证据吗?如果拿不出,你马上把人给我弄走……见我态度那麼坚决,话说得那麼硬,那哥俩一时傻了,站著嘛话也说不出来。接著,架起半傻兄弟往外走。这时,我又警告他们,以後如果再拿半傻兄弟讹人,我非处理你们不可。後来,周围的群众反映,这哥俩老实多了。

  『你们信我说回大话』

  当了几年所长,我发现自己敢说『大话』了,有时说完大话过後自己都害怕,心里敲小鼓:王洪良你小子也太没深浅了,万一说完的大话兑现不了怎麼办?不过好在我说过的大话都有了著落,所以片儿里的群众在我处理问题时都说:王所,我们信你。

  这一句『我们信你』让我特别有压力,嘛是信?信就是信任就是希望就是解决,我都能做到吗?前不久,一位大嫂到派出所突然跪到我跟前让我帮忙,我扶起她问嘛事,她说申请买经济适用房,可人家说她拆迁房的地名和户口本上的地名不一样,人家不给登记。人家还说今天下午她拿不来派出所的证明,买房的事就办不了了,所以她一听急了。要说大嫂不该著这急,过去富民路这片儿叫郑庄子,按说地名已经改了,拆迁部门在登记时就该将老房本上的郑庄子改为富民路,可不知是疏忽还是怕麻烦,人家就没改,老百姓也不明白这点的重要,所以这问题就出来了。我对大嫂说:『您别急,这事我一得查户口底档,二得上居委会了解。把情况属实了就给您出证明。』冲这句话,大嫂把我当了菩萨,说总算拜对了门。可这句话我找了多大麻烦,只有自己知道。证明出对了好说,出错了就是违法,因为经济适用房只对经济上有困难的拆迁户,如果有人假冒钻政府的空子,我一出证明他们不就将违法为合法了吗?再说这不是派出所的错误。为了解决大嫂的难,我和两位民警那天一上午没乾别的,查底档的查底档,去居委会的去居委会,全都得到证实後给大嫂开了证明。事後,小民警跟我说:所长,就您心眼好,这错是咱的吗?要是都这麼找咱忙得过来吗?我笑了,说:我能不知道麻烦吗,可你们想想如果是咱遇到这样的事怎麼办?咱忙一阵子帮了老百姓一辈子,麻烦就麻烦点吧。

  我记得还有这麼一件事,那天所里的值班民警给我打电话说:王所,小区的居民因为总掉闸停电,全都坐到马路上来了,市局110和分局指示咱马上解决,尽快劝老百姓回家,疏通道路。我放下电话就往富民路跑,一看马路上黑压压的全是人,人们把道堵得除了自行车嘛车也过不去。我还听有人说,今晚上不来电我们就上市政府,明天接著坐,什麼时候把问题解决了我们什麼时候回家。

  群众上街的原因是,小区开发商在没有与电力局谈好供电问题,也没缴纳设备费的情况下卷包跑了。在这之前不知情的小区居民,一直用的是电力局的临时公共电。临时公共电的变电箱负荷很小,过去小区入住的人少,这个问题没暴露,现在五百多户居民用电,而且又是夏天的用电高峰,电闸只要用电量一超就掉。为这,小区居民没少向有关部门反映,可供电部门说,开发商没缴配套费,而且好几年了居民用电也一直没交钱,这个问题他们解决不了。要说人家电力局没错,人家是企业不能总这麼亏下去;错在开发商可他跑了,我能上哪找去?群众跟我说:『没错的停电,有错的跑了,我们怎麼办?大热的天,澡不能洗、空调不能用,我们也不愿意上马路。』『大伙说得没错,这麼热的天停电哪行?尤其是有老人和孩子的家庭,更受不了。』见我说的这话挺有人情味,周围群众的态度变得缓和了许多,跟我商量怎麼办好。我清清嗓子,想了想说:『大伙的困难和心情我绝对理解,要求也不过分。但是多正当的理由也不能占道,占道一是解决不了问题,二是有碍社会秩序,不是好法儿。我的想法是今晚我先跟部队领导商量一下,把小区的电线接到部队的变电箱上,大家回去用电扇,但别用电热水器洗澡也别开空调,凑合一晚上。明天我找电力部门商量尽快把问题彻底解决了……』『王所说得对,解决问题是关键。』就在大家三三两两往回走的时候,突然有人喊了一声:大伙先别走,所长说话管嘛用,电力局也不归公安管,他别是说大话蒙咱。他这一喊不要紧,人们的脚步停住了齐刷刷地盯著我。说实话,这人这麼一喊我心里也抽了一下,的确,我夸下海口解决,电力部门能听我的吗?万一不行,以後还有人说『王所,我们信你』吗?群众还信警察还信派出所吗?

  『我该怎麼说?』我咬牙想了片刻,然後一字一句地说:你们信我说回大话,甭管问题多难解决,明天这时候大伙肯定用不著再上马路了。

  回到所里,跟我去的乾警问我:『王所,您今儿这麼一说,万一明天解决不了怎麼办?据我了解,小区的问题找了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了,哪都推咱有嘛辙?!』『有辙没辙也得管,虽说这事按理不该归咱管,可是事情发展到这了,小区居民属咱管,所占道路在片儿内,不管行吗?』

  因为自己说的大话,第二天我可忙活开了,从区里到街里,从有关部门到供电单位,从供电单位到居民小区,我像陀螺似的转,可是到哪哪都说他们自己的理儿,好像最没理的就是我。那天急得我饭都吃不下去。可是谁能帮我解决呢?我又到这些单位转了一圈,这次我的态度有点硬,我说群众上街是大事,现在群众有事了,咱都推著不管怎麼跟领导交代?如果问题一时解决不了,咱先想个救急的办法,行不行?听我这麼一说,这些部门的领导都点头了……

  那天那些领导的点头,解决的只是一时之急,可我答应群众的是彻底解决,男子汉不能食言。这两年这事成了我的心病,遇到有关领导就提解决这事。还真不错,花了两年的工夫,今年夏天我终於说服群众补交所欠电费,又跟著供电单位拉线架网,给每户居民安一户一表,用电的问题算是彻底解决了。如今,每当我从小区外面过的时候,听到里面静悄悄的,心里那种满足用话说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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