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胡适之先生“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为人诟讦，而今似乎已经真的研究问题的时代。虽然也现在也不乏对“主义”的探讨，但是，毕竟不如七、八十年前那么气势滔滔。其实，“主义”的问题，并非不去探讨就不存在了，只不过很多人已经不太愿意去搬弄幌子来吓人，只想踏踏实实研究些具体问题。
实际上，“主义”也是问题，只不过是太大的问题，与具体实践较远的问题。胡适之先生谈的“问题”则是指，现实中具体、迫切且攸关国运民生的问题。现今法学研究中谈“主义”的较少，间或有学者提出“去意识形态化”外，鲜有在“主义”层次上建构理论体系的。但是，近代西方法政理论是以自由主义为圭臬的，那么，在仍宗辩证&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统法学而言，究竟如何看待西方法学理论和法治实践，是学习、是借鉴、是批判还是研究？其实是个蛮混沌的问题。当然，没人会坚持否定的态度。
关于“主义”的讨论，即便是今天也并非完全虚幻，只不过澄清彼此，实在是不容易的事，而且即便澄清了，也于解决具体问题没有太大的帮助，因而“就事论事”就显得更实在些。借用胡适之先生的话：“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那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紧急问题?”
然而什么是问题，却也是需要细细推究的问题。问题有大小，问题也有真伪，有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也有当下问题也有长远问题。问题是，究竟是哪些问题是值得研究的，或者说，哪些问题的研究具有当下的客观需要。每个研究者都可以罗列出一张乃至几张待研究的目录，这固然有其研究兴趣所在，但更主要立足于其对既有理论的把握和对社会的观察。有意思的是，一些人认为是重大的问题，另一些人会不以为意，甚至斥之为“伪”。每年教育部、司法部等下发的课题指南即是如此。
令学者们着迷乃至执着的问题，会让实务部门中专业人士莫名其妙，而令实务部门“头疼”的问题，在一些学者看来根本不称其为“问题”。就像新律师法实施后，一些基层实务部门费劲心思来化解来由此带来的冲击，而有的学者会抨击其违法，认为认认真真、不打折扣地执行法律，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新法的执行，历来都是触动既有利益和习惯的事情，如果看不到这一点，也就看不到现实中的问题。做个最庸俗的比喻，不是说拿着菜谱就能做菜的。
什么是问题？得从问题的产生开始分析。做个不完全归纳，问题的产生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空白与模糊、差异与分歧、对立与冲突。没有规则和规则不明确时，对一个事实如何看待就会存在问题，可能它具有现实的危险性或者实害性，但是，根据现有法律却无法给出答案或者明确的答案。当出现复数的规则且又彼此不同时，或者对同一规则的理解与解释不同时，如果对一个事实的处理必须只有一个明确答案，那么，就会因为选择优势规则和优势解释方面存在问题。当多个利益出现对立与冲突，即便规则明确，也会出现问题，因为利益受损方会挑战规则的正当性或者干脆蔑视规则。这三个方面形成的问题，会按照相对应的解决机制，而归入立法、执法和司法以及如何协调法制与社会关系等不同领域中去。
在现实生活中，无论何种问题，究其根底，仍在于因利益的确定与纠纷而形成，换言之，只要有利益之争，就会有问题。为解决这种利益之争，规则就应运而生，法律只是因其国家意志和强有力保障而在所有规则中占据有力地位，但法律并不总是最有效的规则。而规则的制定和落实，又会因其自身而形成问题，一来规则总是人定的，而制定规则的人又有其自身的利益和对多个利益取舍的判断，二来规则也要人来实施，而实施规则人又有其利益和对需要调整利益的判断，再有接受利益调整的主体也是人，而他们更有自己的切身利益。于是，对于如何确定规则、实施规则以及如何让人们接受规则，又产生问题，这时已经进入理论层面，乃至在形而上层面确定最基本的规则。理论研究者虽然于现实中具体利益之争保持中立，但是并非完全超脱，因为理论研究总是自觉或者潜意识地选定立场，而且研究者的知识谱系和个人经验也会影响到他所谓“中立客观”的研究。所以，一言以蔽之，问题总是与利益联系在一起，只是不同人群与利益的关系有着直接与间接之分。
如此结论，可能过于笼统与武断，然而，当以人和人之间关系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结点时，如果以人既有和追求的利益作为“抓手”，对待“问题”所指向的实质，就像捅破窗户纸一样明了了。看到“问题”是因利益而生，那么，解决问题，也就该以确认利益归属、协调利益冲突作为基本路径。而如果以利益为“抓手”来反观“问题”的提出，也可以说明哪些是真问题或者说有意义的问题，哪些则是伪问题或者无意义的问题。
现实生活中一些社会矛盾被呈现时，有时会被有意无意地转化了形式，所以，当舆论鼎沸之时，反倒问题的实质却不清不楚了。在2009年颇为轰动的“邓玉娇”案来说，即使如此。邓案后，我有幸参加了一次有关媒体深度报道的研讨会。当时，一位自由撰稿人就提到，如果没有媒体的大力支持，邓玉娇可能会被死刑，言下之意，媒体的“正义”战胜了强权。然而，吊诡的是，一个普通刑事案件如何被演绎成一场“官民”之间、舆论与司法之间的“决战”的？官民之间会存在矛盾，并非什么稀奇事，当官民之间分别处于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地位，彼此之间必然会有矛盾，在一些事件甚至形成对立。但是，邓玉娇案中，被害人并非作为管理者身份出现的，只不过他们有“官”的身份而已，邓玉娇也并非因为他们是“官”才捍卫自己的权利。这起刑事案件被演绎为“官民对立”，实在值得玩味。邓案受关注的真正推手究竟为谁，其利益何在？恐怕还需要揭开面纱，看清面目。当然，案件的处理过程和结果，也令人大大慨叹一番：司法要赢得民意，还应遵循司法的规律来办事，曲意附和所谓“民意”最终不过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现实问题，应以利益分析作为研究工具加以分析，而之于理论问题，尤其是所谓“纯粹”理论问题，以利益分析为工具似乎有点不“靠谱”了，因为很多所谓“纯粹”理论问题，比如体系、范畴等方面的争论，与现实生活中的利益没有直接联系。实际上，并非如此。当然，我们没有必要牵强地将利益分析灌输到“纯粹”理论研究当中。不过，在法学研究中，“纯粹”理论问题并没有纯粹到与现象世界隔绝的程度，因为法学研究总要与规则有关，而规则总与利益调整有关。即便“纯粹”法学理论不屑于谈具体问题，但是如果自我疏离于现象世界，那么，这样的“纯粹”研究，毫无意义可言，只能靠创造一些空洞的概念制造“泡沫”而已。
“纯粹”理论问题，实际上就是观念形态上的问题。观念形态上的问题，由于其关注对象、研究内容和目的使然，在方法上崇尚思辨，研究进路也以演绎为主，概念-范畴-体系，如是推进，如是往复。由于“纯粹”理论研究看起来很超然，是发挥人类理性的最高境界，因而也就为很多研究者所痴迷、所执着。然而，“纯粹”是相对于现象世界的纯粹，是对具体问题的抽象。其实，就概念而言，即是首先从现象开始归纳而来，只是由于不断地、分层地抽象之后，看起来愈发“玄妙”，但在根源上仍可回溯到现象世界，同样，范畴之间的关系，也是模拟现象世界的，并非纯粹是逻辑的产物。
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法学研究总要回答一些形而上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并非凭空提出来的。恰恰是面对人世间各种利益纠结，促使法学研究者们希冀从现象中看到本质，并由此展现“问题”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当然这还不是目的，目的最终还是要建立合理的规则，套用中国古代哲学的话，就是建立合乎“道”的规则来。“道”并非凭空的，而内在于现象世界中，需要通过人的理性加以挖掘，但“道”却非依赖于理性而存在。
无论是现实问题，还是“纯粹”理论问题，说到底，都与利益相关，只不过在不同层次以不同话语去谈而已。其实，法学研究应该直面利益的，也只有认识到现实生活中所有冲突都与利益有关。无论个人之间的，个人与集体，还是个人与国家的，乃至国家与国家间的各种关系，需要法律予以关注的，莫不与利益相关。撇清了情感因素和话语表达，最终会看到现象之下的实质，由此也会看到并提出真的问题。
一些年轻的法学研究者总在抱怨：写文章找不到新的题目，言下之意，问题已经被前人研究完了，剩下的事情只能是“炒冷饭”了，最多不过是在“炒”的时候加点新“佐料”而已。但实际上，中国目前法制建设的问题之多、之复杂，旷古未有。前一阵子看到一篇文章，提到中国是新闻“富矿”。中国又何尝不是的一个法律问题的“富矿”，俯拾皆是，只是由于后进研究者容易被所谓“纯粹”法律理论所迷惑，痴迷概念与体系，无意中与现实生活绝缘，而一旦进入到社会之中，发现所学根本不足以所用，于是乎，反过来责怪所学的无用。实际上，在所学时，就没有注意到，所学理论是如何提出，又有何用，从根本上说就没有培养起问题意识，遑论如何解决问题了。眼下，中国社会正处于利益的大调整过程中，改革三十年仍要继续改革，无非继续调整利益格局而已，而由此形成问题之多都需要法律人给予回答。有人会说，这中间多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但是，政治、经济问题最终还是要通过法律来“塑形”，况且很多问题都可以从多个视角去分析，法律的视角是不能缺席的。
我们常说，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确实如此，只有发现并提出问题，才可能去加以解决。但是，只有发现并提出真的问题，才可能真得解决问题。而发现真的问题，就在于看清各种关系链条中的利益因素。“纯粹”法律理论问题，与现象世界要远一些，但是，最终还是要回到现象世界去检验，而且“纯粹”法律理论毕竟也是在为制定规则提供一般性的方法论指导，而最终要在具体社会关系调整中发挥作用，因此也在“纯粹”法律理论研究中考虑利益因素。
行文至此，开始担心，这篇小文也充满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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