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子故里考》—— 驳沈效敏 《曾子故里在嘉祥，铁证如山》
曾子,名参, 字
子舆,南武城人,
孔子“四大弟子”之一。他重视仁德, 提倡孝道, 主张“内省”, 在孔子去世后, 名声大噪, 被后世尊称为“
宗圣”。从明成化年间直到现在,“曾子故里在何地”, 众说纷纭, 各执一辞。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在今山东平邑县, 一在今山东嘉祥县( 以下简称“嘉祥说”) 。笔者认为曾子故里南武城在今平邑而不是嘉祥。
一、南武城与武城实为一地, 即今平邑南武城.“嘉祥说”认为, 春秋时鲁国有两个武城, 其理由: ( 1)
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
曾参, 南武城人;”澹台灭明, 武城人;”同一文中, 一说南武城, 一说武城; ( 2) 襄公十九年冬“城武城”, 指费之外另一武城, 目的主要是备齐; ( 3) 史书记载曾子故里除襄公十九年“城武城”外, 都是南武城。如魏王肃《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晋皇甫谧《高士传·曾参传》、宋苏辙《古史·孔子弟子列传》,这些典籍没有直称武城的。以上三点并不能说明武城、南武城是两城。
首先, 司马迁写
《史记》时认为春秋前只有一个武城, 而他生活的西汉鼎盛时期, 出现了两个武城, 即定襄武城、清河武城, 为了加以区别, 特在曾参名下加一“南”字。又曾子和澹台灭明同属一地人, 已众所周知, 所以澹台灭明只书“武城人”, 连书顺带之故。
其次, 襄公十九年城武城的真正目的是御邾,而非备齐。襄公十五年,“夏, 齐侯伐我北鄙, 围成。”[1]秋, 邾人伐我南鄙。”[1]襄公十七年,“秋, 齐侯伐我北鄙。”[1]冬, 邾人伐我南鄙。”[1]从襄公十五年起, 每次“齐师伐我北鄙”, 邾国几乎都紧随其后“伐我南鄙”。襄公十九年,“诸侯盟于祝柯”之会:“执邾悼公;取邾田, 自漷水归之于我。”[1]失去了土地的邾国绝不甘心, 因此鲁国“城武城”[1]使邾国不易侵“我南鄙”。从以上史料看, 至少从襄公十五年到襄公二十年, 鲁国总体上“防齐”, 直接对手却是南边的邾国。因此所城之武城, 既不在鲁西, 也不在鲁北, 而是与邾国接壤的南部边疆。
第三,“嘉祥说”所谓记载“曾参, 南武城人”的史籍, 均是继司马迁《史记》之后所书, 乃直接沿载。在《史记》前无任何史书记载“南武城”, 却有许多史书记载“武城”之事, 如
《论语》、《孟子》等多处记载曾子居武城。倘若武城、南武城是二城, 依曾子的显名, 则此前史书绝不会无“南武城”之名。最后, 依据平邑、嘉祥两地对武城故城城墙的发掘文物看, 襄公十九年城的武城即今平邑南武城。平邑南武城故城西、南两面以曾子山、孝子山为屏障, 东、北两面依山势用夯土筑成不规则的半圆型城墙, 城墙之上, 满布圆孔, 整齐排列, 说明
筑城时为加固城墙放进很多木棒。根据
《左传》等史料记载及现藏于平邑县博物馆的南武城故城出土的巨型青铜弩机和大批青铜剑、戈、箭簇等兵器,说明此武城就是春秋鲁襄公十九年筑的武城。根据“嘉祥说”, 嘉祥县亦有南武城, 故址在今县城南20 公里的南武山东南, 山即以城得名。其故城城址现已被群众整地时铲平, 暴露遗物多为汉砖汉瓦等, 说明此城所筑时间最早在西汉。这正好验证了明末王雅量所言:“嘉祥古为大泽, ?
汉武帝时河决, 泄其潴水, 历汉、魏以来皆未成邑。”“尤可据者, 武城鲁下邑。今嘉祥虽属之鲁郡, 然
兖州以西在春秋为任地, 非鲁下邑也。”[2]( 卷三P352)
二、春秋时鲁国只有一费,“子游为武城宰”之“武城”即今平邑南武城“嘉祥说”认为春秋时鲁国有两费, 一是东费,即今费县, 为鲁国季氏食邑地; 二是西费, 在今金乡县西, 包括今嘉祥南部南武山一带。其根据: 一是隐公元年“夏四月, 费伯帅师城郎”[1](P10) ; 二是隐公二年“司空无骇入极, 费庈父胜之”[1](P22)。费伯费庈父同为一人, 是西费的主人。
首先, 笔者认为“嘉祥说”断定鲁国另有一西费证据不足。根据
杜预注“费伯, 鲁大夫”可知费伯乃一人名, 是鲁国的大臣, 非鲁国的伯爵。费庈父也是另一人名。清人叶圭绶对此早已进行考证:“ 杜预以为鲁大夫; 盖费氏伯字非费国伯爵也。”[3](卷二十)因此春秋时鲁国只有一费, 即僖公元年:“赐季友汶阳之田及费”[1](P279), 襄公七年“城费”[1](P949) ,据此,“曾子居费”之费乃为季氏之费。《史记·鲁周公世家》云“悼公时, 三桓胜, 鲁如小侯, 卑于三桓之家。”[4](P1546《) 竹书纪年》载“周考王十二年, 鲁悼公卒。十四年, 鲁季孙会晋幽公于楚丘。”[5]( 卷十三)此后季氏不复见, 想此后季氏既不能独占鲁国, 又不能说服叔孙氏和孟孙氏分别立国, 而自己又不甘心臣于鲁, 遂据费地自立为国。据何浩先生考证季氏费国立于悼公死后鲁元公即位不久[6](P373)。“鲁人攻鄪, 曾子辞于鄪君”[7] (《尊贤》P263)的原因是当时武城已为费所并。而“季氏将伐颛臾”的主要原因是“夫颛臾, 固而近于费, 今不取, 后世必为子孙忧。”[8](《季氏》P350)颛臾地接费邑, 位于今山东平邑东。南武城, 战国时先属费国, 改名南城, 又名武城, 后因费势孤国危, 被
齐国夺取武城。因此, 南武城在春秋末属费国, 春秋只有一费存在。
其次,“子游为武城宰”之“武城”即今平邑南武城。《论语》“子游为武城宰, 子曰:‘女得人焉耳乎? ’曰:‘有澹台灭明者, 行不由径, 非公事, 未尝至于偃之室也。’”[8](《雍也》P122) 这是说, 澹台灭明是“子游为宰”之武城人。哀公八年“三月, 吴伐我, 子曳率, 故道险, 从武城。初, 武城人或有因于吴竟田焉, 拘鄫人之沤菅者, 曰:‘何故使吾水滋? ’及吴师至, 拘者道之以伐武城, 克之。王犯尝为之宰, 澹台子羽之父好焉。??吴师克东阳而进。舍于五梧, 明日, 舍于蚕室。”[1](P1648)这是说澹台灭明是武城人, 武城离鄫国很近。今平邑县南武城与原鄫国田陌相连, 容易发生矛盾, 而嘉祥县与原鄫国相距数百里, 根本不会因种田发生冲突。且平邑县南部山区多路险, 又确有东阳城和五梧、蚕室等地。因此, 哀公八年“吴伐我, 从武城”的武城, 即是今平邑南武城。
三、鄫世子巫避于鲁之武城即今平邑南武城“嘉祥说”认为鄫世子巫避居嘉祥南武城原因是其地是巫的表兄叔孙豹的封地; 嘉祥离莒远, 离
晋国近, 易于躲避; 其地四面环山, 交通闭塞, 人迹罕至, 十分安全。这三种论据也不成立。
首先, 不能根据有限的史料证明嘉祥南武城是叔孙豹的封地。其材料一, 昭公九年“冬, 筑朗囿。??季平子欲其速成也, 叔孙昭子曰: 诗曰:‘经始勿亟, 庶民子来。’焉用速成? 其以剿民也。”[1](P1312)叔孙昭子反对速成, 是因其劳民伤财, 并不能证明其地是叔孙豹的封邑。其材料二, 哀公十四年“春, 西狩于大野。叔孙氏之车子鉏商获麟, 以为不祥。”[1](P1682)当时跟随哀公狩猎的肯定不止为叔孙氏驾车的子鉏商一人, 正因为其获麟才得以记载下来, 不获麟者则无此幸运载入史册, 这也不能判定大野之地是叔孙氏封邑。
其次, 鄫世子巫避居于鲁的目的是兼避难和复国, 而不仅仅是避难。鄫世子巫避难于鲁前, 已有三个鄫君被邾、莒杀害。一是鲁僖公十九年“夏六月, 鄫子会盟于邾。”[1](P380)结果被邾文公捆绑, 当了会盟之牺牲。二是鲁宣公十八年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1](P776)。三是鲁襄公五年夏,“鄫世子巫如晋”[1](P941) 以成属鲁之事, 未回, 次年秋莒国又杀一鄫君[1](P945)。从鄫君两次被邾公、一次被莒公所杀来看, 鄫国的不共戴天之敌应以邾为主, 鄫世子巫既要避难, 又要复国。
最后, 既然鄫世子巫既想复国又要避难, 则取邾、鄫之间的今平邑南武城为最佳, 因怕遭到被莒国控制的新任鄫君的迫害, 不得已将“鄫”字去其邑部为曾氏, 并在武城娶妻生子, 成为今平邑南武城地方曾氏的始祖。该地又北濒祊河, 南、西两面69群山环抱, 风光旖旎, 山高路险, 地势险要, 易守难攻, 为兵家用兵之地, 也是理想的隐居栖身之地.
四、曾子“居武城”“处费”, 不是做宾师, 而是其故里就在此“嘉祥说”认为“曾子居武城”“曾子处费”是被武城大夫聘为宾师, 设教于平邑之武城。此说更不能成立。 首先, 据《孟子》记载, 曾子居武城时有越寇,率先逃跑。孟子引此事时又引了子思的事做反证,说:“子思居于卫, 有齐寇。或曰:‘寇至, 盍去诸? ’子思曰:‘如伋去, 君谁与守? ’‘曾子、子思同道。曾子, 师也, 父兄也; 子思, 臣也, 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则皆然。”[10](《离娄下》P354)“嘉祥说”认为子思遇此类事不肯走是子思为卫臣, 理当与卫君共患难, 曾子在武城做宾师, 与子思地位不同, 理应重道远害。笔者认为“嘉祥说”对子思的分析是对的, 但对曾子的理解却失之偏颇。曾子之所以率先逃走, 是因为其身份是老师,主要负责教育子弟, 而不是守城。
其次,“曾子居费”时,“曾母投杼”证明曾子所居之费应是其故里。“嘉祥说”认为明末费人王雅量提出的论据:《史记》载
秦武王二年, 欲以甘茂伐宜阳, 甘茂托讽以对曰:“昔者曾参处费, 费有杀人者与曾参同名”有人三告其母曾参杀人, 其母投杼而走。“嘉祥说”对文中的“托讽”二字的解释为假托编造的故事达到讽劝的目的, 并说曾参杀人的故事是甘茂的老师史举编出来的。但实际上,《史记》原文的记载并无“托讽”二字( 参见《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又“嘉祥说”认为曾参处费是在他38 岁时作为武城的宾师而来, 并非其故里在此。这一说法不能成立。根据考证曾点在曾子31 岁时就已去世,其母已早逝, 如果曾参38 岁做宾师, 则必无其母,又何来其母在费织布? 以曾子的至孝, 其父母在,必不远游。齐欲聘曾子为卿时, 曾子不就, 说:“吾父母老, 食人之禄, 则忧人之事, 故吾不忍远亲而为人役。”[11](《七十二弟子解》P56) 有高官可做, 尚且不远亲, 何况其父母健在而远做一宾师? 再者,《史记》原文“鲁人有与曾参同名者”, 离曾参所居之地并不远, 既与他同名, 根据曾氏世系, 世子巫生阜、阜生点、点生参, 则嘉祥之南武城必无与曾参同名者, 而费之武城则极有可能, 因为原曾氏故国鄫国距费之武城仅35 公里, 其周围肯定有不少原鄫国的鄫氏后裔, 只因“鄫”“曾”音同,“鄫参”则会被误认为是“曾参”, 所以曾母才投杼逾墙而走。以上两点, 可证明“曾子处费”、“曾子居武城”就在他自己的故里武城, 即今平邑南武城, 而非在此做宾师。
五、从曾点、曾参墓址看, 曾子故里在今平邑南武城“嘉祥说”认为当地先贤古迹可证其地有南武城。作为“宗圣”, 曾子庙、曾子书院等古迹则是其地后人仰慕曾子之名而建。所谓的“曾子墓”是因为“成化初年, 山东守臣上言嘉祥南武山西南玄寨山之东麓, 有渔者陷入一穴中, 得悬棺, 其前有碣,镌‘曾参之墓’”[12]( 卷七《圣里志中·四配世家》)。墓在嘉祥始此,此前此地并无曾子墓的记载和传说, 更无曾点墓。对此明于慎行在主编《兖州府志》时加以记载, 但同文中他又对此进行了批驳:“今嘉祥县;有南武山, 上有阿称, 亦名南武城, 乃今附会为费之武城、子游所宰之邑、曾子所居之武城, 其缪甚矣。”[12]( 卷七《圣里志中·四配世家》)因此“嘉祥说”的所谓先贤古迹不能证明曾子故里在嘉祥境内。而平邑南武城, 不仅有曾子墓, 更重要的是有其父曾点之墓。曾点墓位于南武城故城东北300米, 现封土高达4.5 米。曾参以孝著称, 以至在其故里有“孝子山”之名, 但曾参简葬其父, 历代传为佳话。东汉王符“案鄗、毕之陵, 南城之冢, 周公非不忠, 曾子非不孝”[13]( 卷49《王符传》)。李贤注:“南城山,曾子父所葬, 在今沂州费县西南也。”文中的“南城”是继司马迁《史记》之后关于曾点墓址的最早记载, 南城即春秋时的武城。于慎行在编《兖州府志》时同样记载了曾点墓址:“曾晳墓在县西南八十里南城山。;曾子, 南武城人, 南武城者, 汉泰山郡南城即今之费也。县志记曾晳墓在磨山故县之墟, 于理为近。今祀于嘉祥, 误矣。”《古迹志》费县条下“故武城, 在县西南八十里石门山下, 所谓南武城也?曾子所居。”[12]( 卷二十三《陵墓志·费县》)
六、从山东曾姓聚居地看曾子故里也应为今平邑南武城，现在曾子后裔遍布全国各地, 亦有众多后裔移居印尼、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日本等地, 始终是我国的一个名门著姓, 根据1982 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 在全国100 个大姓中, 大陆曾姓占第38位, 台湾占第16 位。其中山东曾姓主要有两大聚居地, 一为嘉祥,一为平邑。今嘉祥县曾氏后裔乃明嘉靖年间从江西永丰徙居。自明成化年间渔者得一镌有“曾参之墓”的悬棺后, 皇帝就提出对曾氏后裔“照孟颜二氏例, 授翰林五经博士”。当时嘉祥南武城尚无曾氏后裔, 一直到嘉靖十二年, 大学士顾鼎臣奉诏访求曾子嫡嗣, 避开嘉祥, 访得“南宗”和“东宗”。“南宗”以“久居南方, 不乐北徙”为由不应诏。“东宗”曾质粹在其兄曾潮瑶的推让下, 由他徙居嘉祥奉祀曾子, 承袭五经博士之职, 故今嘉祥曾姓乃曾质粹的后裔。今平邑县内尤其是平邑县南, 曾姓分布甚广,魏庄、白彦、山阴、临涧、郑城及费县的关阳司、梁邱等地, 曾姓人口更为集中, 均在平邑南武城附近, 系曾据南迁时滞留当地的曾氏后裔, 至今已传八十余代。查历代史书并无记载有曾氏后裔迁居于此之事。因此, 从曾姓在山东的两大聚居地就可断定曾子故里即今平邑南武城。另外历代名家注及考论证明曾子故里即今平邑南武城, 除前文提及的明朝王雅量和于慎行外,还有清代顾炎武《山东考古录·考武城》、阎若璩《四书释地·曾子居武城》、周炳中《四书典故辨正·曾参南武城人》、俞正燮《癸巳类稿·书〈武城家乘〉后》等均主此说。民国以来出版的各种《辞海》、《辞源》及人名、地名词典, 各类历史教科书和历史地图均肯定曾子为山东费县即今平邑南武城人。而“嘉祥说”在论证曾子故里为嘉祥时, 主要是宋元以后的史料, 且绝大多数不足为证。如清朝的赵佑《四书温故录》主张武城、南武城是两地, 吕元善的《圣门志》:“南武城;子游为宰处。至今基址尚存, 乡音呼阿城。”这两种史料笔者已进行质疑。此外, 还有明万历二十四年《兖州府志》( 同文中编者已进行驳斥) 、明万历《武城曾氏族谱》、明万历本和清道光本的《巨野县志》、清光绪本《嘉祥县志》及《宗圣志》、《山东通志古迹》、《省直通考》等明以后的史料, 从取证材料的可信程度看曾子故里更应在今平邑南武城。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曾子故里即今平邑县南武城。明确这一点, 有助于我们从其地的人文、地理环境等方面全面考察曾子及其思想, 以继承和弘扬其中优秀的思想文化传统, 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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