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06-02-26
隋末农民大起义的特点是和当眩的社会历史背景紧密相连的。
由于隋炀帝大兴土木和对高丽的战争,隋朝人民摇役负担极为沉重,据统计,自隋炀帝即位(605年)至第一次征高丽(612年)七年间,隋王朝所强迫役使的民力达三千零一十二万余人。这一历史背景形成了隋末农民起义第一个特点:以反对繁重徭役和兵役为号召。首先发难的山东长白山王薄起义军,所作的《无向辽东浪死歌》,即提出“譬如辽东死,斩头何作伤”,反对到高丽去打仗。歌词一经唱出,“避征役者,多往归之”。李密瓦岗军,其讨隋炀帝檄文中,也列举了隋炀帝“广立池台,多营宫观,金铺玉户,青琐丹墀”,以至“穷生人之筋力,罄天下之资财”的大兴土木、役使劳工的罪行。所以,在隋末各支反隋起义军里,为逃避征役而投进反政府行列的,是最基本的群众。《隋书》的作者感慨地说:“彼山东之群盗,多出厮役之中,无尺土之资,十家之产,岂有陈涉亡秦之志,张角乱汉之谋哉!皆苦于上欲无厌,下不堪命,饥寒交切,救死萑蒲”。
隋末农民起义的第二个特点是参加的阶级和阶层十分广泛,除基本队伍是受封建制度压迫和剥削的广大农民外,参加反隋起兵的还有上至王公贵戚,中包括中下层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下至僧侣、奴婢和少数民族等。这表明隋王朝已经处于与整个社会为敌的对立地位。史称迨至隋末,不仅贫苦农民难以活命,许多中产之家也纷纷破产,以致连在政府里助编国史的名士王孝籍,也因为“不免输税”,弄到“申旦不寐、饥寒切体,卒岁无聊”的地步。这说明隋王朝统治末年,遭到了广大社会阶层的不满和反对。隋末农民战争中,起兵的领导层内,杨玄感可算作原隋政权王公贵戚的反隋典型代表。他是炀帝宠信大臣越国公杨素之子,官至二品,授礼部尚书之职,高丽战争中亦十分受重用,负责黎阳督运。杨玄感在613年发动反隋起兵;跟随他起兵和一同谋划的尚有:位至兵部侍郎的斛斯政,官至民部尚书的李子雄,位至司农卿的赵元淑等。此外,参加起兵的还有许多大官僚如观王杨校、虞世基、来护儿、裴蕴、郑善果诸人的儿子,共达四十余人。这说明隋王朝统治阶层中已经产生了极大的混乱。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也大量涌进了反隋起义队伍,而且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瓦岗军中的魏征、房彦藻、祖君彦,窦建德军中的宋正本、孔德绍、杜伏威、李子通江南农民军中的李百药等,皆是代表。僧侣为首的起义,则有扶风沙门向海明,自称“弥勒出世”的唐县宋子贤,还俗道人吴郡朱燮,以及自称“大乘皇帝”和“耶稣皇后”的怀戎沙门高昙晟和尼静宣。奴婶起义则有灵武、平凉一带称为“奴贼”的白瑜娑等。除此而外,还有各少数民族的反隋队伍,人数也相当众多,如武威、张掖一带西域胡的起义,秦陇地区的屠各胡人起义,山陕的稽胡起义,江南地区的俚、僚诸族人民起义等等。这么众多的阶级、阶层和民族,使隋末农民大起义呈现着一种波澜壮阔的图景,同时也出现了复杂多变的形势。
隋末农民起义第三个特点是地区的广泛。北至马邑(今山西朔县)、榆林(今内蒙托克托西南)、上谷(今河北易县)、渔阳(今河北蓟县)。南至高凉(今广东阳江)、苍悟(今广东封开)、信安(今广东肇庆),东自吴(今江苏苏州)、余杭(今浙江杭州)、海陵(今江苏泰州),西至武威(今甘肃武威)、金城(今甘肃兰州)、平凉(今宁夏固原)、灵武(今宁夏灵武),几乎隋王朝整个版图上都布满了各支反隋武装。这些反隋武装性质虽各不相同,其目的却都是为反对隋炀帝的暴政,推翻这个腐朽政权。但是和其它一些朝代不一样,隋末各支武装并未形成一支统一的反隋队伍,他们各不相属,各自拥地割据自雄。在这些众多的起义军中,地区比较集中的有四处:河北地区,瓦岗附近,江南地区和山陕地区。河北地区后来汇集成为窦建德起义军,瓦岗地区后来汇集为以李密、翟让为中心的瓦岗等,江南地区后来汇集成为以杜伏威、辅公袥为首的江南起义军。山陕地区农民军和地主武装错综交杂,没有形成一支强大的农民武装,后来都汇集到李渊的反隋武装中,成为李唐夺取天下的重要生力军。
隋末农民起义最后一个特点是,反隋起兵往往与粮食、粮仓问题密切相联。这是与隋王朝仓储的过头政策有关的。隋朝文、炀两世,在全国大肆搜刮粮食,在各地设置大量粮仓,如卫州(今河南汲县)黎阳仓、洛州(洛阳东)河阳仓、洛阳洛口仓和回洛仓、陕州(今河南陕县)常平仓、华州(今陕西华阴县)广通仓等等,仅洛口、回洛两仓储粮即达二千六百四十万石。国家粮仓满了,广大农民却在饥饿线上挣扎。史载:“是时百姓废业,屯集城堡,无以自给。然所在仓库,犹大充物”。人民以致“初皆剥树皮而食之,渐及于叶,皮叶皆尽,乃煮土或捣槀为末而食之,其后,人乃相食”。这种情况,迫使人民不得不起来造反,而且常常从抢国家的粮食开始。例如,马邑刘武周起兵,即因为太守王仁恭“不敢辄开仓廪,赈恤百姓”,诱惑群众起兵夺粮,“开仓赈给,郡内皆从之”。武威李轨起兵,涿郡罗艺起兵,皆以开仓赈粮以为召或“开仓以赈穷乏”。隋末最大一支起义军瓦岗军的盛衰也与隋王朝的仓储有很大关系,由于瓦岗军连克洛口、洛口、黎阳三仓,开仓赈粮,队伍迅速猛增,“一旬之间,胜兵二十万余”,最盛时达到百万。当时名仓巨廪成为起义农民争夺的巨大目标,而也正由于瓦岗军掌握了隋王朝最大三仓,才使它成为隋末农民战争中举足轻重的力量。
隋末农民大起义有着重大的历史作用。首先,这次起义推翻了腐朽的隋王朝,解脱了隋政权暴政所加在广大人民身上的沉重枷锁。它还使新建的李唐王朝,不得不重新考虑调整统治政策,从某种意义说,唐太宗时的“贞观之治”,是隋末农民战争打击了封建统治的结果。唐初统治者经常以隋亡为签戒,考虑如何调整政策。他们认为,隋朝曾经“统一寰宇,用兵强锐,三十余年,风行万里”,何以一旦土崩瓦解,归于灭亡呢?关健就在于“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面自奉”,“徭役无时,干戈不戢”,所以“载舟覆舟,所宜深慎”,才决定改革制度。其次,隋末农民大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尤其是又一次横扫了腐朽的士族势力,有的起义军“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说明他们狠狠打击了士族。隋末农民军还打击了寺院地主,史称“寰中法侣,尽婴涂地之灾”,“佛寺僧坊,并随灰烬”,“诸寺饥馁,烟火不续”等等,都说明这一情况。另外,通过隋末农民战争,奴婢身份得到了进一步的解放。我们从唐代均田制取消奴婢受田的规定,可以推测到奴婢大多数通过斗争摆脱了奴隶身份,成为了一般平民。还有,唐朝租佃制的发展,也说明了通过隋末农民起义,部分农民也多少改变了依附关系。上述这一切,都是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历史作
第2个回答 2020-06-21
隋末农民大起义的特点是和当眩的社会历史背景紧密相连的。
由于隋炀帝大兴土木和对高丽的战争,隋朝人民摇役负担极为沉重,据统计,自隋炀帝即位(605年)至第一次征高丽(612年)七年间,隋王朝所强迫役使的民力达三千零一十二万余人。这一历史背景形成了隋末农民起义第一个特点:以反对繁重徭役和兵役为号召。首先发难的山东长白山王薄起义军,所作的《无向辽东浪死歌》,即提出“譬如辽东死,斩头何作伤”,反对到高丽去打仗。歌词一经唱出,“避征役者,多往归之”。李密瓦岗军,其讨隋炀帝檄文中,也列举了隋炀帝“广立池台,多营宫观,金铺玉户,青琐丹墀”,以至“穷生人之筋力,罄天下之资财”的大兴土木、役使劳工的罪行。所以,在隋末各支反隋起义军里,为逃避征役而投进反政府行列的,是最基本的群众。《隋书》的作者感慨地说:“彼山东之群盗,多出厮役之中,无尺土之资,十家之产,岂有陈涉亡秦之志,张角乱汉之谋哉!皆苦于上欲无厌,下不堪命,饥寒交切,救死萑蒲”。
隋末农民起义的第二个特点是参加的阶级和阶层十分广泛,除基本队伍是受封建制度压迫和剥削的广大农民外,参加反隋起兵的还有上至王公贵戚,中包括中下层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下至僧侣、奴婢和少数民族等。这表明隋王朝已经处于与整个社会为敌的对立地位。史称迨至隋末,不仅贫苦农民难以活命,许多中产之家也纷纷破产,以致连在政府里助编国史的名士王孝籍,也因为“不免输税”,弄到“申旦不寐、饥寒切体,卒岁无聊”的地步。这说明隋王朝统治末年,遭到了广大社会阶层的不满和反对。隋末农民战争中,起兵的领导层内,杨玄感可算作原隋政权王公贵戚的反隋典型代表。他是炀帝宠信大臣越国公杨素之子,官至二品,授礼部尚书之职,高丽战争中亦十分受重用,负责黎阳督运。杨玄感在613年发动反隋起兵;跟随他起兵和一同谋划的尚有:位至兵部侍郎的斛斯政,官至民部尚书的李子雄,位至司农卿的赵元淑等。此外,参加起兵的还有许多大官僚如观王杨校、虞世基、来护儿、裴蕴、郑善果诸人的儿子,共达四十余人。这说明隋王朝统治阶层中已经产生了极大的混乱。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也大量涌进了反隋起义队伍,而且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瓦岗军中的魏征、房彦藻、祖君彦,窦建德军中的宋正本、孔德绍、杜伏威、李子通江南农民军中的李百药等,皆是代表。僧侣为首的起义,则有扶风沙门向海明,自称“弥勒出世”的唐县宋子贤,还俗道人吴郡朱燮,以及自称“大乘皇帝”和“耶稣皇后”的怀戎沙门高昙晟和尼静宣。奴婶起义则有灵武、平凉一带称为“奴贼”的白瑜娑等。除此而外,还有各少数民族的反隋队伍,人数也相当众多,如武威、张掖一带西域胡的起义,秦陇地区的屠各胡人起义,山陕的稽胡起义,江南地区的俚、僚诸族人民起义等等。这么众多的阶级、阶层和民族,使隋末农民大起义呈现着一种波澜壮阔的图景,同时也出现了复杂多变的形势。
隋末农民起义第三个特点是地区的广泛。北至马邑(今山西朔县)、榆林(今内蒙托克托西南)、上谷(今河北易县)、渔阳(今河北蓟县)。南至高凉(今广东阳江)、苍悟(今广东封开)、信安(今广东肇庆),东自吴(今江苏苏州)、余杭(今浙江杭州)、海陵(今江苏泰州),西至武威(今甘肃武威)、金城(今甘肃兰州)、平凉(今宁夏固原)、灵武(今宁夏灵武),几乎隋王朝整个版图上都布满了各支反隋武装。这些反隋武装性质虽各不相同,其目的却都是为反对隋炀帝的暴政,推翻这个腐朽政权。但是和其它一些朝代不一样,隋末各支武装并未形成一支统一的反隋队伍,他们各不相属,各自拥地割据自雄。在这些众多的起义军中,地区比较集中的有四处:河北地区,瓦岗附近,江南地区和山陕地区。河北地区后来汇集成为窦建德起义军,瓦岗地区后来汇集为以李密、翟让为中心的瓦岗等,江南地区后来汇集成为以杜伏威、辅公袥为首的江南起义军。山陕地区农民军和地主武装错综交杂,没有形成一支强大的农民武装,后来都汇集到李渊的反隋武装中,成为李唐夺取天下的重要生力军。
隋末农民起义最后一个特点是,反隋起兵往往与粮食、粮仓问题密切相联。这是与隋王朝仓储的过头政策有关的。隋朝文、炀两世,在全国大肆搜刮粮食,在各地设置大量粮仓,如卫州(今河南汲县)黎阳仓、洛州(洛阳东)河阳仓、洛阳洛口仓和回洛仓、陕州(今河南陕县)常平仓、华州(今陕西华阴县)广通仓等等,仅洛口、回洛两仓储粮即达二千六百四十万石。国家粮仓满了,广大农民却在饥饿线上挣扎。史载:“是时百姓废业,屯集城堡,无以自给。然所在仓库,犹大充物”。人民以致“初皆剥树皮而食之,渐及于叶,皮叶皆尽,乃煮土或捣槀为末而食之,其后,人乃相食”。这种情况,迫使人民不得不起来造反,而且常常从抢国家的粮食开始。例如,马邑刘武周起兵,即因为太守王仁恭“不敢辄开仓廪,赈恤百姓”,诱惑群众起兵夺粮,“开仓赈给,郡内皆从之”。武威李轨起兵,涿郡罗艺起兵,皆以开仓赈粮以为召或“开仓以赈穷乏”。隋末最大一支起义军瓦岗军的盛衰也与隋王朝的仓储有很大关系,由于瓦岗军连克洛口、洛口、黎阳三仓,开仓赈粮,队伍迅速猛增,“一旬之间,胜兵二十万余”,最盛时达到百万。当时名仓巨廪成为起义农民争夺的巨大目标,而也正由于瓦岗军掌握了隋王朝最大三仓,才使它成为隋末农民战争中举足轻重的力量。
隋末农民大起义有着重大的历史作用。首先,这次起义推翻了腐朽的隋王朝,解脱了隋政权暴政所加在广大人民身上的沉重枷锁。它还使新建的李唐王朝,不得不重新考虑调整统治政策,从某种意义说,唐太宗时的“贞观之治”,是隋末农民战争打击了封建统治的结果。唐初统治者经常以隋亡为签戒,考虑如何调整政策。他们认为,隋朝曾经“统一寰宇,用兵强锐,三十余年,风行万里”,何以一旦土崩瓦解,归于灭亡呢?关健就在于“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面自奉”,“徭役无时,干戈不戢”,所以“载舟覆舟,所宜深慎”,才决定改革制度。其次,隋末农民大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尤其是又一次横扫了腐朽的士族势力,有的起义军“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说明他们狠狠打击了士族。隋末农民军还打击了寺院地主,史称“寰中法侣,尽婴涂地之灾”,“佛寺僧坊,并随灰烬”,“诸寺饥馁,烟火不续”等等,都说明这一情况。另外,通过隋末农民战争,奴婢身份得到了进一步的解放。我们从唐代均田制取消奴婢受田的规定,可以推测到奴婢大多数通过斗争摆脱了奴隶身份,成为了一般平民。还有,唐朝租佃制的发展,也说明了通过隋末农民起义,部分农民也多少改变了依附关系。上述这一切,都是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历史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