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语言学家认为新词语产生的方式主要有八类（高庆华，2008），其中的七类是内部产生的。第一类是国家领导人和政府文件里创造和使用的新词语，如“生态文明”、“财产性收入”、“八荣八耻”等。第二类是新造词，如“网民”、“基民”、“生活馆”等。第三类是“旧瓶装新酒”，旧有的词语出现了新的意思，如“下课”、“同志”、“小姐”、“美女”、“恐龙”、“双飞”、“俯卧撑”、“打酱油”等。第四类是缩略，多音节词语被缩略成较少音节的词语，如“海归”，（海外归来）、“卫视”（卫星电视）、“个唱”（个人演唱会）、“冻容”（冻结青春容颜）、“博文”（博客文章）、“裸替”（裸戏替身）、“文替”（文戏替身）、“白托”（白天托管老人）等。第五类是利用新兴的准词缀形成一批带有该词缀的新词，如“零”：零距离、零投诉、零风险；“软”：软广告、软实体、软着陆；“族”：月光族、装嫩族、飞鱼族；“奴”：房奴、车奴、白奴；“门”：艳照门、女友门、车震门；“客”：晒客、试客、绿客；“吧”：网吧、爽吧、手工吧；“山寨”：山寨版、山寨帮、山寨明星；等等。第六类是随着经济浪潮进入普通话的方言，包括港台的和海外的。其中港台方言比重最大，如“传媒”、“斥资”、“廉政”、“按揭”、“互动”、“派对”、“的士”、“大排档”等。第七类是网络工具语言，如“斑竹”、“楼主”、“菜鸟”、“灌水”、“拍砖”、“顶”、“人肉”、“潜水族”等（高庆华）。
最后一类是数量庞大的外来词语，它主要包括七种借用：一是译音词，如“咖啡”、“沙拉”、“逻辑”、“土司”等；二是译义词，有直译词素的如“热狗”、“足球”、“超级市场”、“马力”等，也有观点转换的如“电脑”、“冰箱”、“电梯”、“吸尘器”等；三是音意兼译的词，如“骇客”、“迷你”、“伊妹儿”、“可口可乐”等；四是音意混译的词，有一半音译一半意译的如“剑桥”、“冰淇淋”等，也有在音译的基础上再加个词补充说明的如“卡片”、“吉普车”、“芭蕾舞”、“高尔夫球”等；五是日本汉字转借，有西方概念的如“新闻”、“科学”、“经济”、“教育”等，也有日本用语的如“料理”、“写真”、“人气”、“恶搞”等；六是字母词，如“CEO”、“MBA”、“EQ”、“CCTV”等；七是罗马字转借，如“okay”、“high”等（李文肇，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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