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苏轼都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颇具代表性的文人，分属于唐、宋两个文学繁盛的历史时期。他们在其各自不同的人生阶段中所创作的诗歌篇章，往往与自己坎坷的人生经历相契合，以文学的意境和形象来诠释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境界。阅读他们的诗篇，可以看到他们人生境界上的差异，以及面对不同人生境遇时的不同心态，让人颇感触动，备受启发。
志向高度决定着人生境界的高下，从李白与苏轼的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志向所在，并由此感受他们不同的人生境界。我们先来看李白的《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首诗是李白晚年因政治原因被贬至夜郎的途中，在白帝城忽然接到赦免的消息而乘轻舟返回，路过江陵时有感而作的。遭贬是李白的人生境遇，他此时正处于人生的低潮中，但他仍能满怀“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壮志与信心，是很不容易的。探究李白一生：少长于四川，5岁学六甲（奇门遁甲），10岁观百家……一生以成就帝王之师为目标，抱负很大。因此，他由政治被贬而得到的挫败感也相对更大。他40岁进长安见唐玄宗时，以为自己满腹经纶，肯定能够得到皇帝适当的安排，却奈何鲲鹏之志难以施展，只能仰天长叹“大道如青天，我独不能出”（《行路难三首·其二》），这是一种强烈的怀才不遇的感慨；不过他仍自视甚高，用杜甫的诗句来说，即是“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饮中八仙歌》）。因此，晚年的李白尽管屡遭贬谪，但他所写的诗篇中，字里行间仍流露出志气昂扬，他不坠青云之志；尽管在人生的低潮时期，也不放弃理想，身被放逐，却不曾放逐自我的气节和心智。那种“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的傲气，“仰天长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南陵别儿童入京》）的自信以及“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三首·其一》）的霸气，在李白身上得到了混融的体现，他以诗酒做伴、山水为友，超凡脱俗的人生境界是非常人所能企及的，因此不愧得“诗仙”的称号。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境界是动态发展的。自李白始，经由杜甫、白居易等人，再一直发展到“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境界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完善的过程。到苏轼所处的北宋时期，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为人行事、待人接物等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苏轼不仅学识渊博，多才多艺，在书法、绘画、诗词、散文等方面都有很高造诣，更重要的是他的人格发展体现出了此前少有的全面性。苏轼在人生境界上不似唐朝李白那般偏执，他的人生理想和境界以顺应自然为主。这一点在苏轼与和尚佛印的对话中有明显表现，在他自己的诗作中也有体现。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闻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苏轼在事业达到巅峰后跌入低谷，44岁还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贬谪黄州，人生发生重大转折；“黄州、惠州、儋州”，他的一生经历了这样3次贬迁，可谓境遇悲惨。但这也始终没有摧毁他的意志，苏轼通过自我调整，在苦中作乐，真正做到了范仲淹所说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岳阳楼记》）。在人生困顿的时候，苏轼仍运行自然、挥洒自如，真正体现出一代儒者的风范。苏轼早已看透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水调歌头·中秋》）的道理，因此在贬途中仍能发出“一蓑烟雨任平生”、“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定风波·赞柔奴》）的感慨，这种随遇而安、宠辱不惊、“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的人生境界让人可感可慷、可赞可叹也。苏轼将宋儒“动亦定，静亦定”（《近思录·为学大要》）的修养境界体现得淋漓尽致，也成就了自己的千古美名。近代哲学家冯友兰将人生境界划分为四，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无疑，苏轼应属其中的“天地之境”，与天地、自然合一。
总之，从唐到宋的历史纵向上总体把握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境界，可以发现：唐代重视功业和名气，而不太关注道德层面修养；发展到宋代，文人开始以功业以及心性修养二者并重。唐与宋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共通之处在于，他们都负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独立人格，二者缺一不可。只有社会责任与独立人格并存，才是知识分子健全的人格；而健全的人格永远是健全人生的保障。不论身陷囹圄，还是处于顺境，都要活出自己的尊严，不坠青云之志，这正是值得我们今天反复思考的主题。
追问...复制的吧，太长了
追答当然了，这种已经有了确切答案了，何必再问？
追问你没有看出来这是一篇作文吗。。。
追答你问的就是作文题目啊，苦中作乐，谁知道了？？都是史书编写的，假的。
追问我服了还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