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辉煌，号称东方巴黎。可以通过数据就能看出当时的上海有多辉煌：
在城市人口及硬件规模方面：1931年，上海市人口311万，全国第一，全球第五；1949年武汉解放时，武汉三镇人口仅有102万，这时候的上海是500万。1937年，上海发电量为11亿千瓦时，占全国总发电量的45.5%。
与城市规模同样夸张的还有上海的经济实力：1933年，上海工业产值7.3亿，约占全国12大工业城市产值的66%；排名第二的天津仅为7400万。30年代上海还是亚洲最大的黄金交易中心，世界第三大证券交易市场。
同时，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也是由上海明星公司拍摄，这一时期，上海发行的电影几乎垄断了整个中国电影市场。
详细介绍：
这一时期的上海，处于中西方文明交汇的最前线，人们衣着时尚，男士西装革履，女士旗袍长裙丝袜等屡见不鲜。飞机、汽车、电车方便着上海市民的出行。泸州老窖、“华生牌”电风扇、“骆驼牌”香烟，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任何商品你都可以在上海买到。
随着大量西方人在上海经商及定居，英国式、希腊式、哥特式、俄国式。各种风格迥异的西式建筑在上海拔地而起，构成了全中国独一无二的风采。到解放前上海的城区建筑面积已经达到了86平方公里。
上海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大的都市，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五六个城市之一。然而直到二十世纪中叶，上海的实际区域还很小。
1、民国上海的城市规模
整个城市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仅指市区，不包括属于上海市政管辖下的郊县)只有31.8平方英里(82.4平方公里)，作为这个城市的主要部分，也可以说是现代上海形成和发展的基地，从前的外国租界，差不多是13平方英里(33平方公里)。城市的核心与1848年中英条约指定的边界基本相符，大约470英亩(7平方英里)。
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之际的上海全盛时期，如果有人从南京路或外滩——上海市中心最繁荣的商业中心——向任何方向步行五英里，他会发现他已置身于棉花和稻田之中。如果从外滩摆渡越过黄浦江——只要十分钟不到——他则会登上一片几乎未开发的乡野之地。
二十多年来，学者们对明清时期的中国，特别是江南地区和长江三角洲的商业化进程进行了严格精细的研究取证，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人认为上海在成为通商口岸以前只是个小渔村。十九世纪早期，被城墙围起来的上海在中国相当于一个所谓的“三级县”。行政上属省会南京管辖，府城设在松江，以商贸的繁荣而著名，这种繁荣基于清代此地棉花贸易的蓬勃发展。
然而，县城的北郊，也就是后来成为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地区，当时确实是乡下。
1845年11月，上海道台宫慕久第一次将这片土地中的一块划给英国人居住。当时这里还完全是一片农田，种满了棉花和水稻，纤夫的小径蜿蜒在宽阔的芦苇丛中。著名的外滩，就是以这里的一条靠近黄浦江和苏州河交汇处为基础形成并发展起来的。
十九世纪中叶以前已经很繁华的上海县城，后来只是近代上海的很小一部分，约占民国时期上海面积的二十分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上海确实起源于默默无名的乡村。
以人口而言，近代上海也是从微不足道发展起来的。十九世纪中期上海县的人口约达54万，其中一半居住在县城以及紧邻县城的郊区，余下的一半则分散在县内各个村镇里。县城以北的郊区，也就是后来的外国殖民地，只有大约500左右的居民。人数之少，以至于当时的一些调查都将其忽略不计。
可是五十年之后，这块地区的人口数量暴增至50万。再过50年，上海的人口数已超过545万。换句话说，上海在一个世纪的时间内，人口数量成十倍地增长。与之相对应的是人口的高度集中，绝大多数的人不再散居在上海县各村镇，而是集中在原来县城北面的郊区里。这个地方已成了世界上最拥挤的地区之一。
十九世纪中叶，上海的人口数已超过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我们可以从一些诸如港口吞吐量之类的数据看出上海的飞速发展。
1844年，口岸开放的第一年，44艘外国货轮(共装载8，584吨货物)进入上海港。到1849年，133艘外国货轮(共装载52，574吨货物)进入上海港。1863年，这个数字变成了3，400艘和964，309吨入港，3，547艘和996，890吨离港。
进口商品主要是鸦片，出口商品主要为茶叶和丝绸。现代上海发展的动力与中国其他的传统城市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中国学者认为近代上海的发展和繁荣离不开西方帝国主义的作用和通商口岸对内地的剥削。仔细分析，这种观点与西方世界对上海的种种描述并无太大的不同，后者将上海描绘成练达的西方的一个得意之作，或者是一个靠声名狼藉的鸦片贸易支撑起来的城市。
近代上海的居民组成也与旧县城不同。有研究表明上海在开放为通商口岸前已经不是个仅由本地人组成的城市。例如，在城市贸易中担任主要角色的是那些被称作“客商”的人——他们来自全国各地，从南方的广东、福建到长江流域的安徽，以及华北各省。虽然如此，开埠前的上海县城如同一般的县城一样仍然是本地居民占绝大多数。
与此相比，近代上海居民绝大部分来自外地。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外来移民一直占到上海城市人口的80%左右。
2、外国租界
近代上海成长过程中的焦点——外国租界，出现在1845年，其本意在为西方人士提供一块专用的土地。除了当时已经住在那里的少数农民之外，居留地内禁止中国人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买卖和租赁土地。1854年，这种种族隔离制度终止了，而且再也没有出现过。
除了太平洋战争几年间，上海的外国人口从没有超过城市总人口的百分之三。上海的外国租界(即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里的居民绝大多数是中国人。尽管带着深深的外国烙印，上海仍然是一座中国城市。
实际上没有哪部条约明确界定过上海的外国人居留地的合法地位。唯一一部能提供些许法律依据的是1845年由上海道台宫慕久和英国首任驻沪领事巴富尔(George
Balfour， 1809-1894) 签订的《土地章程》，
该章程允许英国人在县城以外北郊的规定区域内租借房产。这一地区范围东起外滩，西至界路(今河南路)，北起李家场(在黄浦江与苏州河交汇处)，南至洋泾浜(今延安东路)，总面积达830亩(138英亩)。
因为中国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概念，外国人原则上并不允许在这一地区内买卖土地，但是准许永久租住不动产。这是中国人在赋予外国人特权的同时又保全自己面子的典型事例。
南面的法租界与旧县城接界，北边则与新设的英租界邻——这种布局是1849年由法国领事敏体尼(Louis Montigny， 1805--1868) 和上海道台麟桂经过冗长谈判达成的结果。美租界在虹口，位于苏州河北岸，在旧县城东北约五英里处。
它的出现与其说是由政府指定的，不如说是由于美国圣公会在这一地区购买(或永久租用)了大量房产而形成的既成事实。正如荷西·巴洛·摩斯(Hosea
Ballou Morse， 1855―1934) 所形容的那样：“美租界不是建立的，而是“长出来的’。”1848年，主教文惠廉(William
J.Boone， 1811-1864) 得到上海道台吴健彰的口头允诺， 将虹口划作“美租界”。1863年6月，
美国驻沪领事熙华德(George FrederickSeward， 18401910) 与上海道台黄芳正式划定了美租界的边界。三个月后，9月21日，英美租界正式合并。合并后的英美租界称作(特别是1899年以后)公共租界，这样，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英、美、法三大列强在上海都有了租界地。
1852年上海外国租界地总人口约为500人。这意味着外国人口正逐渐超过本地居民数。
这就是一座巨城的黎明时期，尽管在当时几乎没有人预料到上海将会变成一座伟大的城市。对于西方人来说，上海的生活平静而愉快。到了1850年，外国租界里的公园、跑马场和一座业余剧院先后建成。夏夜，西方人驾着牛车漫步在外滩的微风中，那里是租界的商业中心，有不少房子正在建造。这些人因此博得了一个新近流行起来的名字，叫做“外滩客”。
用当时一位知情者的话来说：
外滩常被诗意般地与“它的闲言碎语，它的凉爽夜风，它的不断变幻的景色，愉快地散步兜风，令人怀念的友情和让人沉思的淡淡哀愁”连在一起。
上海一带的地理条件和附近中国人的宁静天性使打猎(主要是猎鸟)成为欧洲人最好的享受。正如当时一位周游中国的英国植物学家所感叹的，“上海是座美丽的大花园，绝对是我在中国所见过的最富裕的地方”。这种田园式的甚或是浪漫的生活，在旅居亚洲的西方人中也许十分典型。在早期的殖民史中，亚洲其他的一些城市，如加尔各答或横滨，也可以发现类似的生活形式。
3、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真相
1853年9月7日早晨，发源于福建的小刀会组织在广东人刘丽川(1820―1855)的领导下在上海发动起义。那天，一名县官在文庙祭祀时被小刀会杀害。小刀会很快占领了县衙门，并宣布建立“大明国”政权。这次起义在上海及其邻近地区燃起了长达十七个月的战火。成功地占领了上海之后，起义军开始攻打上海附近的县城。
十天内就占领了宝山、南汇、川沙、青浦四个县。攻打上海之前，小刀会已经占领了距上海西北约25英里的嘉定县。上海县城离租界不过几步之遥，战争造成的混乱使得数以千计的难民从被占领的县城和其他地方潮水般地涌入外国租界。英美租界的人口从1853年的500人骤增至1855年的20，000多人。
这些难民们在租界里面对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外国商人把他们的到来视作发财的好机会：建造难民房成了他们致富的捷径。几乎是一夜之间，在英租界西北部和分隔英法租界的洋泾浜两岸出现了成行的单层小木屋。不少难民都是手头有点积蓄的商人和地主，住得起外国人提供的房子。
但是另一部分外国人更关心社区的舒适和安全。他们的代表――英国领事阿礼国爵士(Rutherford Alcock， 1809--1897) ， 在和上海道台磋商后，于1855年1月下令“将讨厌的本地人赶出租界，拆除有碍观瞻的难民寓所”。阿礼国的命令使得几千名无家可归的中国人在寒冬被赶出家门。
这一行动燃起了中国人的抗外情绪，但以英国当权者的观点来看，要保持中外分隔居住的传统就必须这么做。小刀会起义结束后不久，根据一份调查报告：
英国租界已经“从一个纯粹的外国人聚居区”变成了“上海的阿尔塞西区，其南部整日挤满了人，路旁有肮脏的小屋，随时都可能发生火灾，爆发瘟疫。到处是妓院、鸦片馆和赌场”。
关于是否接受中国难民成了外国租界里争论的焦点。
租界正面临十字路口，尽管当时谁也不能预见最终的选择会对这座城市的命运产生何等影响。
一名坦率直言的英国商人找到阿礼国表达了他的观点。他完全不知道他的话会成为这个城市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无疑您关于接受中国难民可能会造成混乱的想法有一定的根据，事实上也许很正确，但是如果我们抛开传统的中外隔离制度，而让中国人和我们住在同一区域内的话，带来的利益将是无法忽视的。当然，总的来说，我同意您的观点。
或许会有这么一天，后来之人将对现在这种将房屋出租给中国人的做法喷有烦言，但在我们地主和投机家来说，与此何干?你身为大英帝国的领事，自然应当以国家长远利益为重，这是你的事情。但我的事情是抓紧时机发财，把土地租给中国人和建筑房屋租给他们，以获取30%-40%的利益。这是运用我的资金的最好办法，我希望至多在二三年里能发到一笔大财，从此走开。以后上海不论化为灰烬或沉入海底，都与我何干!你不用盼望像我这种人肯为子孙之计而甘长期流徒在这种不健康的环境里。我们是为发财，愈快愈多愈好，在合法范围内一切方法和手段都是为着这个。
这个观点无疑代表了上海绝大多数外国商人的想法。阿礼国被这番话说服了，他终于相信“中国人进入租界已是大势所趋，任何想阻止的努力只是在浪费时间”，从而放弃了他拒中国人于门外的做法。英国当局只能无奈地看着中国人如潮水一般涌入租界。
1869年9月，《土地章程》再一次作了修改，并得到了北京公使团的批准。由此租界组建了上海工部局(简称SMC， 取代了原先的市政委员会) ， 这一机构管理公共租界直到1943年为止。
1869年，《土地章程》又成了英租界与美租界合并的法律基础，尽管从1863年9月起美租界的一些事务(例如维持治安)早已在英租界的管辖之下。法国坚持要保留自己在上海的租界。因此，法租界由一个以总领事为首的自治委员会管理，并不受《土地章程》的约束。但实际上，法租界的许多管理模式与公共租界完全一致。
虽然新章程删除了1845年旧章程中关于中外隔离的规定，但是中国人在租界里仍然不能用真名买卖土地。到了这一阶段，中国政府仍不愿上海成为中外混居的城市。
无论怎样反对，到1850年底，租界已不再是外国人的专用居留地，变成了一块由欧洲人管理，大多数居民却是中国人的特殊地区。1855年小刀会起义被镇压后也没有改变人口向外国租界流动的状况。太平天国起义对江南地区破坏极大，造成大量难民流入上海。
1860年至1862年期间，太平天国政权几次企图攻占上海，引起上海及其附近居民的恐慌，因此难民们潮水般地涌人租界寻求保护。
到1865年，公共租界的人口已增至92，884人。同时，约有50，000中国人迁入法租界。到太平天国起义结束之时，已经有超过110，000中国人搬进了外国租界。
4、外国探险家乐园的真相
上海的开放传统在通商口岸时期表现得愈发明显。在十九世纪后期当全国普遍存在地方保守倾向的时候，上海是个例外，外来的客居者在此是宾至如归。似乎作为开放的一个特征，上海的街头巷尾充斥着全国各地的方言；人们比邻而居，看来谁也不必害怕被歧视。
上海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城市，无疑是受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直到二十世纪，还很少有亚洲城市像上海这样能使外国人感到宾至如归。
“上海是一个传奇。世界巡航如果不到上海就非完整。上海的名字代表着神秘、冒险以及各种各样的特许。”
到上海去是西方人的一种经典的冒险，对那些在自己家乡混得不甚得意的人来说也是解决困境的方法之一。
上海就是这样一座为人们提供梦想和逃避之所的城市。民国时期，上海的外国人中有来自二十多个欧洲国家的居民，大批的日本人、印度人、越南人和韩国人，还包括中东和南美地区的居民和无国籍人士。
外籍人士中的大部队当然是英国人、美国人和法国人，他们各自的租界构成了这个城市的核心。外滩的欧式建筑和隐藏于城市西区那些华丽而幽静的洋房就是他们在上海地位的最好见证。到了二十世纪，尽管大英帝国已呈日薄西山之势，老一辈的上海人仍然认为英国领先于其他西方国家，甚至是盎格鲁世界中的主导者：比如他们习惯说“英美人”而不是“美英人”。
尽管英国人或许在此偏爱下更为得益，在上海的所有外国人还是过得很舒服。
“生活在上海——不管你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还是没有国籍的犹太人或是俄国难民——好像总是享有某种特权。上海像家一样接待我们，而不像一个客栈。年轻人可能最初是在上海的某家贸易公司找到一个职位，在那里工作几年后，调令下来了，他们往往不想离开上海，请求留下来。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在上海定居、结婚、生子。”
并非所有的西方人在上海都充当“主人”的角色。大约有25，000到50，000白俄移民在俄国十月革命时期来到上海。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很穷——在西方人中，只有俄国人中有相当数量的妓女和乞丐——但也正是这些白俄在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上开设的商店为这条马路营造出一种优雅的欧式氛围。
虹口地区的四川北路因为日本人聚居使之有了“小东京”之称。大量印度锡克教徒在上海当交通警察，俗称“包头阿三”或“红头阿三”，成了上海的一大景观。至于犹太商人在上海的成功已是童叟皆知的故事了。房地产巨头沙逊和欧司·爱·哈同(Silas Hardoon， 1847-1931)成了在上海“一夜暴富”神话的代表，他们拥有的宏伟办公大楼和奢华的居所是上海引以为豪的标志性建筑。
二战期间，上海接纳了大约20，000名犹太难民，他们历尽艰险，逃离纳粹的魔掌，跨越大半个地球来到上海，因为进入上海很容易，不需要任何签证或证明。他们大多住在上海东北面虹口一带的里弄里。五十多年后，尽管这些犹太人几乎都离开了上海去往他处(主要是美国)，他们住过的房子却并无太大的变化，有些人回来寻访，回忆在上海度过的岁月，感慨万千。
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许多外国人已经视上海为他们永远的家了。正如一个英国人在1937年日本进攻上海前的那个晚上所说的：
“现在已经到了时候，我们可以摒弃那种所谓外国人只是来上海待个几年，赚了此钱后就要离开的想法。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上海是永久的家。”
1937年日军进攻上海，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整个城市，这此都在西方势力范围内投下一片阴影。但是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为止，西方人在上海长达一个世纪的黄金时代才告结束。
号称东方巴黎
也叫 冒险家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