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详细介绍下段祺瑞政府时期的日本人西原龟三。

请详细介绍下段祺瑞政府时期的日本人西原龟三。

  西原龟三是北洋军阀政府的政治军事顾问。1917年7月,段祺瑞重任总理后,为推行“武力统一”政策,镇压孙中山倡导的护法运动,不惜出卖国家权益,向日本大量借款。1917-1918年,共向日本借款5亿日元。其中由西原龟三与段祺瑞政府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商办议定的有吉会铁路、满蒙四铁路、吉林、黑龙江两省的森林和金矿、有线电信、参战、交通银行等八项借款,共计1.45亿日元。通过这一借款,段祺瑞把中国山东和东北地区的铁路、矿产、森林等权益大量出卖给日本。寺内正毅曾得意地说,通过向中国借款,日本所攫取的政治、经济特权“何止十倍于二十一条”。段祺瑞则利用这一借款,建立起“参战军”,进一步加强了皖系军阀的实力。
  西原龟三是个生意人,一个精明的生意人。在寺内正毅任朝鲜总督期间,胜田主计和他搭档主政朝鲜银行,而西原在朝鲜经营纺纱业,当时朝鲜银行陷入困局,在西原的帮助下,得以解困,并且有了很大的发展。由此,西原跟寺内和胜田结交。后来,在寺内和胜田联袂组阁,在胜田担任藏相 [ 即财政部长 ] 的大藏省,西原没有任何名分,但却可以随意出入,指挥秘书,呼来喝去,宛若主人,很有点类似于徐树铮跟段祺瑞的关系,可见其受信任之深。西原出身贫寒,但十分勤勉,而且简朴,发迹之后,家眷依然留在乡下,自己单个一人在东京租住一个小公寓,生活简朴到了极点。为人据说也十分清廉,掌管如此大的金钱往来,跟贪腐成性的中国权要打了那么多次交道,一点好处没有拿过。人家送他古董香炉,也推说自己房子小,没有地方放而却而不纳。但是,西原跟许多日本能人一样,主意特别正,特别固执,只要自己认为对的事,无论如何都要坚持到底。西原借款,就是这样一件在他看来一定要坚持做的事。

  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西原,日本对华政策的改变,会走向何方,真有点说不清。恰是这个在野人士,给这个改变定了调。这个改变,用西原自己的话来说,属于介于“宋襄之仁”和“强横蛮干”之间的中道。改变大隈政府支持中国合法中央政府的敌对方、专门捣乱、激化内乱的策略,选择支持中国中央政府。扶植这个政府中的亲日势力,以怀柔政策,软的一手,实现日本想要从中国得到的一切。而这种政策的改变,主要体现在一系列的借款上。这种以借款为标志的怀柔政策,其背后隐藏着非常险恶的用心。用西原自己的话来说,借款是要为中日关系打下一个共同的经济基础。即通过大量的日元借款,注入中国的国家银行诸如交通银行,通过帮助中国整顿金融,改革币制,逐步实现“日中货币混合”,甚至最终“以保护资金为名”,实现日军派宪兵驻守中国国家银行,即不仅在资金上,而且通过军事控制,从根本上掌握中国的金融,进而控制整个中国国家的命脉。7

  西原借款,据他自己统计,一共有8项,即交通银行借款两次,一次500万日元,一次2000万日元;有线电信借款2000万日元;吉会铁路借款1000万日元;黑龙江吉林金矿森林借款3000万日元;满蒙四铁路借款2000万日元;山东济顺、徐高二铁路借款2000万日元;参战借款2000万日元。合计14500万日元。当时日元跟中国货币的比价,1日元等于1银元,折合银两,则1两等于1.5日元。在寺内内阁期间,日本对华借款500万以上一笔的借款,累计达21000万多,而西原经手的,占一半以上。除了西原自己开列的这些项目之外,寺内政府对华最大额的借款,就是跟参战借款相关的军械借款,计32081548日元。8甚至可以这样说,寺内政府对华政策的改变,以及各项政策的具体指向,大体上都可以在这些借款上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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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2-11-14
  1917年至1918年间段祺瑞政府通过西原龟三向日本借了一系列款项,其中最大的八次借款总额达1.45亿日元,这笔外债就叫“西原借款”。为取得这笔款项,段祺瑞把东北的修筑铁路,砍伐森林和采矿等一系列中国主权,出卖给日本,为日本后来全面侵占东北埋下隐患。

  西原龟三是北洋军阀政府的政治军事顾问。1917年7月,段祺瑞重任总理后,为推行“武力统一”政策,镇压孙中山倡导的护法运动,不惜出卖国家权益,向日本大量借款。1917-1918年,共向日本借款5亿日元。其中由西原龟三与段祺瑞政府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商办议定的有吉会铁路、满蒙四铁路、吉林、黑龙江两省的森林和金矿、有线电信、参战、交通银行等八项借款,共计1.45亿日元。通过这一借款,段祺瑞把中国山东和东北地区的铁路、矿产、森林等权益大量出卖给日本。寺内正毅曾得意地说,通过向中国借款,日本所攫取的政治、经济特权“何止十倍于二十一条”。段祺瑞则利用这一借款,建立起“参战军”,进一步加强了皖系军阀的实力。
第2个回答  2012-11-22
原龟三是北洋军阀政府的政治军事顾问。1917年7月,段祺瑞重任总理后,为推行“武力统一”政策,镇压孙中山倡导的护法运动,不惜出卖国家权益,向日本大量借款。1917-1918年,共向日本借款5亿日元。其中由西原龟三与段祺瑞政府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商办议定的有吉会铁路、满蒙四铁路、吉林、黑龙江两省的森林和金矿、有线电信、参战、交通银行等八项借款,共计1.45亿日元。通过这一借款,段祺瑞把中国山东和东北地区的铁路、矿产、森林等权益大量出卖给日本。寺内正毅曾得意地说,通过向中国借款,日本所攫取的政治、经济特权“何止十倍于二十一条”。段祺瑞则利用这一借款,建立起“参战军”,进一步加强了皖系军阀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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