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他确定了经济研究的三大基本要素：劳动、土地、资本。
劳动。所有商品的生产都跟人的劳动有关。马克思、凯恩斯都是在此基础上研究劳动、劳动的生产关系、生产力以及价值和剩余价值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一研究基础是亚当·斯密奠定的。亚当·斯密的天才可见一斑。
土地在经济行为中是一个固定增值。中国幅员辽阔，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正如吴晓波老师所说的，在过去中国改革开放40年，无论从区域经济发展还是我们个人财富增长，土地都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价值的高和低和土地上面所承载的经济行为有重大的关系，而它们之间又形成一种交互性的关系。
资本是和土地、劳动一样并列的生存要素。中国的古代自秦朝商鞅变法以来，素有“士农工商”的阶层等级，在“重农抑商”的政策下，商人的地位低下。
亚当·斯密之前，在西方社会中也是如此，主流社会对资本及运用资本的人持有藐视的态度。
但亚当·斯密开创性地将资本看作是生产三要素之一，他的理论彻底改变了资本在社会中的地位，纠正了人们的思想。他认为资本是没有善也没有恶的，它仅仅是一个经济组织、一个国家或一个工厂能够正常运转，提高效率的一个要素而已。它跟土地、跟人的劳动一样，是一个并行的一个生产要素。
第二个理论是他的“看不见的手”市场经济理论
生产出的产品以怎样的价格卖给怎样的人？贩卖过程是一种怎样的交易行为和交易结构？亚当·斯密追根溯源，最后发现：商品流通的背后，不是由某个人或某一阶层说了算，而是存在者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推动整个商业行为的发展。这只手就是“市场的力量”。
市场推动了商业的发展，那么这一“看不见的手”背后的动机是什么？难道是人们自发想要为社会做贡献吗？答案显然不是这样的。
经济学科并不是一门完全独立的学科，正如我们前边知道的那样。经济学学科独立出来之前，是隶属于伦理学的。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社会个方面的影响。
一直以来，东西方对人性的认知基础就存在巨大差异。在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期，中国思想主流儒家思想认为人性本善。但在西方则最开始就认为“人之初，性本恶”，也正因为如此，亚当夏娃才会在伊甸园里偷食禁果，人们认为自己是有罪的，希望借助宗教减轻个人罪恶，得到上帝的宽恕。
虽然人性是自私的，每个人都在寻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但是这种种因为利己出发的经济行为在客观上产生了利他行为，这种利他性的结果汇聚到社会，便称公共行为，于是整个社会得以良性循环。
亚当·斯密认为，一个好的经济制度必定是每个人都愿意投身于财富的创造中，并能在客观上推动社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