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宇，90后程序员，28岁就从国内一线互联网公司退休实现财富自由。在最近谈到退休时说说道：工作其实是无可必要的，以后越来越多的价值都是由越来越少的人创造的；若干年后，大多数人的工作都是没什么价值可言。
郭宇本人
作为一个现象人物，这番言论受到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但从我个人来说其实是认同这句话的。
首先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大多数的工作，是帮助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还是为自己的人生创造价值？
从郭宇自身经历及资历再到目前的经济状况，他说这句话是没什么问题的。从个人工作经历来说，这句话的逻辑也足以自洽。
首先，引用郭宇在《人物》中的几段对话：
“我是个半路出家的程序员。高考结束后，我想为高中时候创办的读书社建一个网上论坛，小姨和舅舅给我买了一台acer笔记本，性能不适合玩游戏，却正好适合写代码。我开始自学，觉得写代码是件很神秘的事情，像写作一样。
大学我在一个文商科学校，学行政管理专业。一开学，我就尝试把高中读书社那样的社团开起来，学校不认同，大一第一周我就被警告了。后来，我以一个创业社团的名义租下学校礼堂，办了一场关于写代码的演讲，打印了传单全校去发，结果，300人的会场，只来了20几人。我又搞了个写代码的课程，来了30多人，后面只剩5个。同学们关心的是考CPA或者ACCA，考各种各样的证，毕业之后可以去中国联通、中国银行那样的地方。我一直很苦闷，找不到志同道合的人。”
从以上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他虽然从事程序员这一高大上收入可观的工作，但他并不是一开始就有规划的自主选择的这份职业，只是生活和命运将他推倒了这一位置。诚然，他做的比同龄大多数人优秀，但是这只是条件之一。他并没有因此而觉得他的工作与其他工作有什么区别，或者说，多处了某种意义。
采访中，他提到了他的小姨，“我们家成绩最好的就是她，1998年，她本来要去华山医院进修，但……这件事情让她放弃了在上海的工作，申请公费留学，去美国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大学学计算机……读到马上毕业，可以赚钱了，而且华山医院是个相当好的工作，她居然要放弃掉。她决定换一种生活，放弃学了七八年的医科，去异国他乡，一个人打拼，学一门以前从来没学过的东西。到美国后，小姨写了一本书，叫《冰川期的春天》，写……我上高中时，书出版了，销量不是很好”。
这应该对他以后的择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什么工作是有意义的呢？有什么职业是自己内心真正喜欢和向往的呢？我们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
是帮助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还是为自己的人生创造价值？很遗憾，可能二者皆无。
大多数人在开始都会觉得自己是真命天子，读书是为了中华之崛起，就也是为了建设更好的社会。而实际上，大多数人走上社会中的工作岗位，从事一份职业，其实只是充当一个社会分子，完成一个社会定位，然后在族群众找到自身的位置。我们不能否定其中的价值，但我觉得说“没什么价值可言”真的不算过分！
他还提到，“我开始重新打量我的工作。互联网行业令人兴奋，有着改变世界的期望，又令人焦虑，有着发不完的版本与看不到头的迭代，几十年后，也没有人知道了。重复的人工劳动会在一个临界点被消灭，程序员这样的工作迟早也会被消灭。同时，在北京三五年后，我感受到这个城市对个体的忽略，如果未来成家立业，要纠结户口问题、医疗问题、孩子上学的问题，我对能否在这个城市站稳脚跟产生怀疑。我想，是不是可以换一种生活状态。”
作为一个中年男性，我现在也常常被这个问题所困扰。工作十余年，一个人在没有根基的城市生活，从一贫如洗到如今负债累累（当然包含房贷车贷）。经常和朋友们谈起个体在这个城市存在的意义，以及在单位整体存在的价值。这是个越谈越让人感伤的话题。
作为一个普罗大众，真的很难从中找寻到实际的价值。日复一日的重复性劳作，年复一年的精神疲惫，日益加深的家庭压力，自身与自身难以自洽的纠结，压在每一个中年人身上。
这种说不出的压力，让我们越来越否定自己的价值，自身存在的价值，工作的价值等等等等。
多数人是羡慕郭宇的，这很正常，这群少数派精英向我们展示了近似于理想中的生活状态。但是我们必须屈服于现实，毕竟，我们离财富自由的距离，比离自由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