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你是初一的辩论（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是正式的比赛有完整的赛制还是简单娱乐）我附一个我回答类似的问题的思维方法你看看看看了一下上面回答，他们都不会辩论（或者说辩论赛），所以建议你去争鸣口才网或者华语辩论网发帖求助。看你的帖子我冒昧的当你是新生赛或者是新手（如果是老鸟我们可以讨论下其价值），新手辩论首先立标准（可以说标准是新手辩论的核心，整个辩论围绕其建立一系列的论点论据）。最大路最万金油的标准是一切有利于经济文化政治三方面发展的或者符合人民利益的。我们再具体分析这个辩题。老人摔倒扶起来是一个什么问题（文化道德？经济政治...我先假定是文化道德），我们扶起来就是有道德？不扶起来就是没道德？（这个是最大众不经过思考的直观感受我们要不该扶就要说明其实这不对，或者说这很肤浅没经过更深层次的思索）于是你找出不扶起来的理由。上当受骗！受骗有一个讹诈的问题，所以这也是经济问题，还与人民的利益息息相关。于是你得找一个非常确切表面上很平等的标准。（扶起来能有利于我们双方还是不扶起来更有利于双方乃至于整个类似事件的解决）。 这个问题的价值就比如慈善事业（一个事业要发展是要你好我好大家好才会持续），更像典故中孔子的学生在出钱拯救被卖成奴隶的鲁国人回国不要国家补贴的钱的时候孔子说这不对.(孔子说你这样做不要国家的钱救人本意固好，但是以后别人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救不救？救了如果拿钱人家会怎么看？会不会有一部分人放弃?)
于是下面第一个问题我们不扶起来能不能解决摔倒老人的问题？（这里注意不扶起来不代表我们放弃帮助，我们有没有更好的帮助方式？）因为我们要保护他人是对的,但是我们这样的好人是不是要同样保护好自己才能更好更久的帮助他人？如果我们总是遇到彭宇事件，彭宇破产了还能不能帮？（具体论点与表述自己多想想吧提高在于个人努力）
最后面扶起来或者不扶起来背后的1价值----选择。（我们一生会遇到很多选择，我们怎么做出选择）2道德也需要良好的表达。3...你任意根据场上找一个=最有价值的点。（个人推荐黄执中的价值辩论你可以看看）
后面付的一篇文章你可以看看。
创新与遵守规范
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有所区别，本来便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很难得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的定论。当然，自然科学也难免发生争议，同行们对许多新发现、新理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能取得一致意见。可是，我们却不能由此而得出结论说，科学研究本身便不存在基本规范，任何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从事所谓的"研究"，轻易地得出惊天动地的结论来，然后便可以自封为研究专家和学者。
科学研究是一项艰苦的事业，需要一定的知识积累和同行承认，这就是所谓"门坎"。各门科学都是如此。比如，从事实验科学研究的必须运用同行承认或者可以理解的仪器、度量单位、科学术语和理论，所得出的实验结果必须是可重复、可度量、可记录的。否则，随便描述一个结果便立即宣布得出了重大发现，但同行既不能重复实验，又无法对此进行理论验证，展开共同的讨论，那这种发现无异于"痴人说梦"。比如某人宣布在一种特殊的东西中发现了其原初先祖的基因，在未经慎重证实的情况下便宣布为科学发现，结果国内外同行均无法重复或证实此发现，因而违反了基本的科学规范。这样的人显然要受到严肃的科学界同仁的斥责，甚至逐出本行。理论科学更是如此，即使是像爱因斯坦相对论或者非欧几何这样的理论发现，在开始时能够理解的人并不多，但这些新理论终究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以科学界公认的理论、工具和推理手段为前提。比如狭义相对论的几个著名的公式便以公认的数理表达式和证明手段为前提，不可能完全以别人无法理解的全新的方式去表示和证明。当然，爱因斯坦将绝对时空等经典力学概念予以否定，使之成了物体运动速度的函数，同时又确立了光速不变的公设。
由此可见，科学研究是这样一项事业，它要不断地创新，发现别人所未发现，说出别人所未说，但又总要遵守一些基本的科学规范，以使同行能够理解和承认。这是不变中的变化，须符合思维确定性的要求。科学自近代发生突飞猛进的进步之后，也发展出了一套重要的行为规范。比如，所有的科学研究都必须有新意，不能够只是简单地重复别人说过的话。即使是诠释或证明别人的一种新理论或观点，也必须释出新意，用新证据加以证明，而不是简单地重复前人或同行。至于随意抄袭别人的成果，将他人的实验数据随便说成是自己的，或者在较长篇幅内引用他人的原话，又不注明原文出处或指出原作者，则已属于基本科研道德和非法侵权的问题，要受到科学同仁纪律乃至法律的制裁，严重者将被永远逐出学术界。
既要创新，又要遵守基本规范，这是一切科学研究的根本原则。违反此原则，便是还未能进入科学研究的"门坎"。而对此的评判权只能属于科学共同体，即由同行组成的学会、协会、专业委员会，等等。一方面，共同体必须能够宽容少数派，鼓励创新、允许标新立异，许多新理论、新发现在一开始时只有少数人能够真正理解，因而科学界应当保留相当的宽容度，以防止天才的新思想和成果被扼杀在摇篮里。另一方面，也必须确立基本的规范，对违规者予以制裁，否则，听任科学骗子横行，只能毁灭真正的学术自由和创造。对此，行政命令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行政命令只能规范外部行为，却难以对研究者及其成果作出内行的裁判。比如，基因工程研究成果只能靠从事前沿研究的真正的内行评议。对科学研究成果的奖励也主要应由学术界自身来做，而不宜变成单纯的政府行为。科学创造可以说属于学术自由的问题，科学规范则是学术民主的问题，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而且都是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事情。
上面论述的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界共同的基本规范问题。比较而言，违规现象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看起来更为严重。因为自然科学成果的验证相对较易，弄虚作假或主观臆造者比较容易得到揭露，而社会科学则困难得多。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情绪多变、怀有各种动机和利益驱动、受各种观点影响的人和社会集团，因而研究本身的稳定性和客观性便更不易确立。比如，考古学的史实考据固然可以类似于自然科学那样做得比较客观，但历史学对许多历史事实的解释却难免要受解释者的民族情感、历史和文化观、所处的时代条件的制约。更不要说各种哲学观点、文学流派和文艺批评、政治与法学理论、对社会学调查结果的解释了。当然，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还不同，因为文史哲和宗教学大多属于人文学科，而政治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则属于社会科学。两者的区别在于，社会科学更接近科学，人文学科则带有更多的主观表达、情绪宣泄的成分，更难用科学手段去说明和验证。
如此看来，人文和社会科学是不是就不必遵从类似于自然科学那样的规范了呢？显然不能这样说。因为归根到底，这些学问或科学不是只供少数人或少数社会集团享有的私学，在当代社会都属于公共研究的领域。既然是公共研究，就必须能够让公众去理解、学习、传达、质疑、评判、修正和发展，因而也具有一般科学的特征。研究者也必须遵守创新与规范性的基本原则。除了前面论述的那些基本原则以外，社会科学研究尤其需要注意可评判性、相对的可检验性和逻辑性等基本要求。这里的可检验性之所以是相对的，是因为有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如哲学、文学和宗教学）的成果更难验证，但可检验性应当是一种努力的目标。此外是逻辑性，许多社会科学研究不遵从基本的逻辑，经常在同一篇论文里自相矛盾，或者随意偷换概念，用语混乱，充满了谁也不懂的新名词概念之类，自己不作基本的界定，也不允许别人去评说。
以哲学为例，辩证法允许出现矛盾命题，但这并不是说研究者可以到处以矛盾命题来作论述，完全不讲究形式逻辑。一篇论文必须有明确的论点，对其论证必须前后连贯，不能前面肯定、后面又否定了这一论点，概念的含义必须明确。因此，即使是作辩证的论述，在论证推理时也要遵守同一律、不矛盾律和充足理由律等基本形式逻辑规律。一些人缺乏基本的逻辑训练，便洋洋洒洒地作"辩证"的阐述，最终变成了全然无法提供别人可共同讨论的标准和基础，只是玩弄空洞的概念游戏。像黑格尔那样动辄构造一个概念体系，为了符合自己的体系，甚至连现实的真实状况和联系都可以不顾，这样的论证方式日益显得不合时宜。
一些论文作者连观点鲜明的摘要都写不出来，如有人问这一成果究竟说明了什么问题，在理论上有什么创新，哪些话或哪个观点是别人没有讲过的，作者竟然答不出来。更有一些人终身以验证既成的权威理论为己任，假如这种验证能够举出新的事实，观点鲜明地提出新的解释或说明，倒还不失为够格的成果。但一些人的验证只是牵强附会，毫无新意，纯粹是为验证而验证，甚至在不同的时期"验证"完全相反的理论和观点。他们只是充当辩护士，而不是真正的科学研究者。
学术中立与社会责任
这里便提出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中立性问题。自然科学的学术中立性比较明显，尽管做不到绝对的彻底的中立，正如波普等科学哲学家所说，研究者甚至实验的观察者也总是受到理论的"污染"、暗示或指导，但毕竟还存在相对意义上的学术中立。自然科学家一般不会因为社会利益的牵扯而拒绝进行客观的研究，除非出现像"克隆人"这样的研究直接涉及严重社会后果的特例。各种发明固然也会受利润的间接驱动，但研究本身、尤其是基础研究往往不需要考虑那么多的社会价值判断，科学家以揭示真理为根本任务。当然，这种"为科学而科学"的信念在科学共同体中也不是历来都如此，而经历了艰苦的形成过程。历史上的太阳中心说、达尔文进化论等新理论都曾经因为触犯了教会的教义而成为十分敏感的话题，一些人为此而付出生命的代价。但经过多少代科学人的努力，终于确立了科学研究价值中立的基本信念。研究就是研究，不必看什么人或集团的脸色，当研究成果有可能推翻现有的成见、结论、权威之言、教条或教义时，也在所不惜。
社会科学与此尽管不同，各种利益和政治的牵扯使研究者很难"净化"自己的思想"实验室"，但仍然有必要做到相对的学术中立。因为既然是学术研究，就必须实事求是，排除意识形态的干扰，否则就称不上是学术研究，而只是意识形态的宣传。意识形态的特点是，围绕少数基本价值观而形成了受利益驱动的信念体系，其推广方式是强制性的，不容置疑和讨论，伴之以特殊的宣传手段，无须摆脱主观情绪的干扰，也不讳言为特定的社会集团服务的问题。科学研究则不同，它要求客观、公正、反复质疑、从各种角度考虑和验证，允许批评和反批评，鼓励提出新见解，即使一时会令大多数权威或社会多数难以接受，也不忌讳。在现代社会，学术研究提倡多样化，各种观点并存、平等竞争、公开论辩，言者无罪，受到宪法保护。因此，自由争鸣是学术研究的题中应有之意。这与宣传自然不同，宣传必须遵守基本的权威命令，不能随意提出宣传者自己的个人解释和观点，不能同时摆出几种不同的观点而又不提出一种主导的意见，也不能随便让人质疑、置评，否则会直接影响到宣传的效果，宣传就不成其为宣传。
由于长期历史传统和政治生态的影响，一些学者将学术研究与宣传混为一谈，总是以宣传的权威观点来作为学术研究的出发点或结论。恩格斯曾经批评过杜林的研究一切从原则出发，而不是从事实出发，指的就是这种情形。他强调"原则不是研究问题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学术研究无禁区，只能从事实出发，并且以实践的结果作为检验的标准。这正是社会科学之科学性所在。一切从权威定下的原则出发，而不研究新事实新问题，及时地修正既成的原则，这样的"研究"是相当片面的。因此，不应当把一切学术研究都与政治挂钩，动辄上纲上线，明明是学术讨论，硬要贴上政治的标签，与政治和社会集团利益挂上钩。这样只能扼杀科学研究的生命力，使之成为政治的工具和奴婢。作为社会科学的政治学与实际政治运作也有明显的区别，因为政治学将政治现象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因而并无禁忌，包括政治人物、政治事件、政权的统治方式和权力竞争的事实都可以成为讨论、议论、质疑的对象；而政治运作则是指一个社会的公共治理方式，是一种实际的社会事业，为了维持社会的基本稳定，政治当然存在一定的禁忌和规定，不容许随意违犯。当然，在现代民主社会，学术研究的成果可以影响政治生活本身，比如政治学研究成果可以成为政治家竞选的参考，法学理论可以成为司法改革的参照，许多重大政治社会问题的讨论可以影响政府政策的形成、实施或改革。但学术仍然不应与政治及其宣传混为一谈，因为学术仍然与政治相对独立，其回旋余地要大得多。学术界可以有不同的理论同时并行争论，当政者究竟采取哪一种理论，那是政治家的判断问题。一个政党的宣传则总是为了推行本党的政治主张和政策取向，通过争取选票来取得统治权。学术研究则不必如此。
社会科学研究相对的学术中立在今天之所以显得重要，是因为许多成果还够不上真正的学术研究，而只是宣传纲领。比如经济学，如果只是论证现行经济政策的全部合理性，而不提出一定的中立的评价，甚至严肃地指出被忽视的基本事实，讨论需要注意的问题，提出改进的方案，甚至提出或运用更深的理论框架和前提，那也只是宣传，算不上真正的中立的科学研究。反过来，真正明智的政策制定者在执政时也不会只满足于一般的宣传，也要认真地阅读中立的研究成果，这样其判断才能够建立在真实信息的基础上，而不是将虚幻的口号当作现实。其思路才是开阔的，有多种理论和主张供比较和选择，如此方可避免决策上的片面性、盲目性、非理性和虚幻性。
坚持学术中立性，才会有真正的百花齐放，多种观点并存竞争，相互碰撞，才会不断闪现出思想火花。真理越辩越明，便是这个意思。反过来，对任何一种思想、流派、成果和作品的评价，也只有在学术中立的自由争辩的基础上，才是最客观的、最少偏见。因为人们的判断以信息观点的充分表达流通、以多种视角和参照系为基础，因而才是最具理性和客观性的。反之则容易出现偏激、片面，感情用事的判断。
由学术中立必然要说到学者的社会责任问题。这种学者的社会定位问题似乎与学术规范无关，但却是学者之所以为学者的一个根本问题。人文社会科学家在社会角色上与自然科学家的确有些区别，因为他们研究的对象是社会，因而便存在自己与对象之间的站位关系问题。自然科学家所面对的对象一般是死的，因而不必与对象发生复杂的关系。人文社会科学家则必须面对活生生的人或人群，因而很容易被自己所属的群体、集团或社会背景所淹没，在思想上也很可能成为其附庸。所以我们才会看到那么多的"遵命学术"，包括文学、哲学、历史、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等，研究者自觉不自觉地被研究对象所俘虏，其成果大多跳不出对象本身的局限性。
因此，在人文社会科学家的众多社会职能中，有一项最为特殊的职能便是社会批判，即以一个研究者的独特眼光去看待、理解、评判社会现象。没有这样一批独特的人做独特的研究，一个社会的盲目性便很大。好比大森林里没有任何定位仪器的一批迷路的人，其中的每个人都是盲目的，只有站在高山之巅俯视森林并且知道这群人位置的人，才能告诉他们应当怎样走出茫茫林海。社会批判可以提供清醒的观点和多种改革的方案，使得社会向更公正、理性、合理的方向发展。
当然，学术中立与社会批判并不意味着研究者成为不食人间烟、对自己的民族和人民毫无情感的冷血动物，这样的人能否具有足够的内在动力研究一个社会，都会成为问题。然而，热爱自己的祖国、人民和文化，并不意味着以主观感情代替客观评价和社会批判。今天我们的研究者所缺乏的大多不是这种主观感情，而是客观评判和社会批判能力，因而对于许多社会现象的真实意义缺乏敏感性。许多研究成果的学术性不够，甚至在全然不了解国际学术研究进展的情况下自称是达到了国际一流学术水平，动辄填补了某项空白。感情不能代替理智判断，坐井观天不能代替客观评价。今天我们看到一些盲目"拔高"传统文化，甚至说老祖宗在数千年前已经系统提出了二进制、解决了现代科学的众多问题的研究成果，便可说明这种理智判断并不是每个学者都具备的。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真正的科学研究是无我的。说话、写文章、搞科研，每时每刻都想着讨好什么人，前怕龙，后怕虎，这样的心态能够出真正一流的成果吗？显然不能。这个问题与科学规范之所以密切相关，是因为如果没有学术中立和无私无畏的态度，没有天下为公的社会责任感，那还不能说是一个真正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学者，至多是封建时代的御用文人，难免做出"指鹿为马"的荒唐事来。即使碰巧发现了真理，也不敢把它如实地表达出来。
(本文发表于《学术界》200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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