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与生态安全问题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和国际贸易不断扩张的大背景下日益显现,并已成为当今世界进入21世纪后全球化趋势关注的焦点。经济发展所导致的生态和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在经济快速稳步发展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了比较严重的生态安全问题。对此我们应予以高度重视,有效地遏制因国际贸易带来的对生态安全的负面影响,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生态安全;国际贸易;可持续发展
谈及生态安全,多数人往往只会联想到河流污染、空气污染、荒漠化等问题,几乎没有人会将生态安全与国际贸易联系起来。在他们看来,国际贸易与生态安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但事实是,大多数生态问题是由人类经济活动引起的,并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国际贸易理论与实践都证明了,国际贸易对生态安全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一、国际贸易与生态安全
任何形式生态危机都是来源于物质的不适当流动,国际贸易活动引起的大量物资、资金、人员在世界各国之间的流动,恰恰是引发生态安全方面灾难性后果的一大因素。生态安全与国际贸易存在一定关系,体现在:(1)国际贸易可能引起生态环境退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贸易自由化以及国际贸易所主张的国际分工刺激人们无休止地开采自然资源,造成一些国家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以至于生态环境恶化。发展中国家虽然可能已经意识到自身生态环境的恶劣情况,但为了出口收益,还不断的以低价格出口资源性产品。(2)由于国际贸易涉及商品的国际运输,贸易导致了许多全球性的环境问题。贸易引起商品的跨国移动,进口商品在消费时对进口国的环境造成破坏;出口商品在生产时对生产国的环境造成破坏。(3)贸易产生了大量的污染跨境转移的问题。不同的国家收入水平不同,从而环境标准也有所不同,收入高的国家环境标准高,贫穷的国家环境标准低。而环境标准的差异,会使发达国家在为本国资金寻找投向的同时,也把许多污染工业转向了发展中国家。(4)绿色壁垒构成了环境与贸易之间冲突的焦点。有关国际贸易的多边环境协议在一定程度上对引导商品的清洁生产和保护环境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很多国家却利用有关贸易的环保协定作为贸易保护的借口,建立了一整套技术性的非关税壁垒-绿色贸易壁垒,以达到限制进口,有效保护本国市场的目的,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贸易自由化。
生态安全与国际贸易也可以相互促进:生态安全是国际贸易的物质基础,国际贸易为生态安全提供经济条件。国际贸易离不开自然资源,如没有森林就不存在木材贸易,没有耕地就不存在粮食贸易,因此,生态安全是国际贸易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国际贸易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加一国的财富,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使国家可以拥有更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技术水平保护国内的环境;能够使一个国家的居民富裕,更加关心环境质量的改善,并可以减少对自然环境过度掠夺的压力。因此,国际贸易为生态安全提供了经济条件。
过去十几年来,全球生态环境问题一直吸引着国际学术界的关注,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就已有学者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如Baumol(1971)、Magee和Ford(1972)以及Walter(1973)等的论文都已成为研究贸易和生态环境问题的经典文献。迄今为止,有关贸易和生态环境关系问题的学术争论已出现两次浪潮。一次在20世纪70年代,另一次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如Dean(1992)、Beghin(1994)等以及Ulph(1994)都对贸易和生态环境问题作了文献考察,Ekins等(1994)还为《生态经济》(Ecological Economics)杂志编辑了一期贸易和生态环境研究专刊。Van Beers和vanden Bergh(1996)侧重于从方法论角度评论贸易和生态环境外部性之间的相互关系,Lee(1996)对79类贸易和生态环境问题做了归纳和分析,用大量的经验数据来揭示贸易和生态环境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
当今国际贸易研究领域内一些重要人物,如Bhagwati(1993)及Grossman Krueger(1995)都发现,国际贸易在长期对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有帮助。Grossman和Krueger(1993)从生态环境角度评估了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通过对区域内有关国家跨部门空气质量的考察,得到了经济增长与污染物排放的反转的U型关系。Dean(1997)通过建立一个联立方程模型,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考察了贸易和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在北南贸易模型(North-South Model)中,Copeland和Taylor(1994)从规模、构成及技术等方面对国际贸易与生态环境质量的关系做了理论分析。研究显示,自由贸易减轻了北方国家的生态环境污染,但是增加了南方的污染。Dua和Esty(1997)及Esty和Geradin(1997)都指出,作为全球国际贸易的结果,各国会降低各自的生态环境质量标准以维持或增强竞争力,出现所谓“向(生态环境标准)底线赛跑”(racetothebottom),甚至阻挠生态环境立法等漠视生态环境管制的现象。Barrett(1994)也指出,当生态环境政策规定的生态环境边际损害很低时,生态倾销(ecologicaldump-ing)会由于某些策略性原因而出现。
最近国际学术界对贸易和生态环境的研究热情依然不减,如Antweiler等(2001)以及Ederington和Minier(2003)都各自对贸易和生态环境问题做了进一步的令人信服的研究。
二、国际贸易领域中危害我国生态安全的因素分析
近年来,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各国的贸易往来频繁,随着对外贸易的不断扩大,贸易商品在生产、消费及运输等过程中所产生的对我国生态安全的不利影响也日益突出。在当前的国际贸易领域中,危及我国生态安全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通过贸易途径进入我国的外来物种入侵对我国生态安全的危害
外来物种入侵,就是指有意或无意的人为活动将某种物种带到自然分部外的非原产地区,被带物种在当地自然或人为生态系统中建立了可自我维持的种群,造成自然生态系统或景观的明显变化,或给当地的自然或人为生态系统造成损害,由于入侵者是生物,故外来物种入侵又常被简称为“生物入侵”。
外来入侵物种主要通过以下三种途径进入我国:一是用于农林牧渔业生产,城市公园和绿化,景观美化、观赏等目的的有意引进;二是随贸易、运输、旅游等活动而传入的物种,即无意引进:三是靠自身的扩散能力或借助于自然力量而传入,即自然入侵。自然入侵要受到山脉、海洋等阻隔,外迁速度慢、数量少,生态系统受异地的生物影响造成破坏的可能性不大。前两种都与贸易、物资的进口有关,是人为因素导致的,是造成我国生态安全破坏的主要因素。
1.人为有意识地引进物种。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外来杂草共有108种,76属,其中有67种外来入侵杂草是作为牧草、菜、药用植物等有意引进的,占杂草总数的58%。人们为了农林牧渔业的生产,为了经济的发展,从国外进口优良动植物品种是必要的,但由于缺乏全面综合的评价,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识,我国在引进国外优良品种的同时也引进了大量的有害物种,到最后却无法加以控制,导致外来物种泛滥成灾,其结果便是引狼入室。如水葫芦,原产南美洲,1901年作为一种花卉引入我国,20世纪50～70年代作为猪饲料推广种植,后逸为野生,由于生长繁衍速度极快,迅速侵占我国南方汇河湖泊,形成单一的优势群落。有些地方甚至水面上全部生长着水葫芦,不仅堵塞河道,防阻碍行洪,还使水下缺少阳光和氧气,威胁水下生物安全。每年受水葫芦入侵危害的地区为清除这种物种而承受的经济损失也是巨大的。据悉,福建省莆田市仅2002年水葫芦的打捞费用就高达500万元。另外,20世纪60年代,我国从美国引进大米草用于保护海堤、作饲料和燃料,但因其繁殖力极强,很快遍布93000平方公顷海滩,沿海滩涂和近海生物栖息地因其的入侵的影响,海水交换能力和水质下降,并引发了赤潮,致使鱼虾及贝类等水产品养殖遭到毁灭性打击。其中大米草在福建疯长,福建霞浦200多种生物濒于绝迹,给全国养殖对虾,贝类基地也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除了以上两种植物,还有诸如水花生,三叶草等物种, 引进后由于缺乏原产地物种的制约,最后变成为危害当地生态环境的有害物种。
除了进口动植物品种会引进大量的有害物种对我国生态境造成破坏,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引进也会对环境造成影响。由于转基因动植物包含从不相干的物种中转入的基因,就会造成自然界基因库的混杂或污染。我国拥有大豆野生品种约6000余种,占全球的90%以上。但现在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和转基因大豆进口国,2002年进口了世界1/3的转基因大豆,这对我国原本拥有的大豆野生品种基因库形成威胁。因为在运输和管理上都很难保证转基因大豆不被遗落到野外或被农民种植,从而对当地的野生大豆品种产生基因漂移,污染我国宝贵的野生大豆种质资源库。另外一些转基因作物本身可能因为基因漂移成为杂草,或者影响野生植物而成为超级杂草,这种超级杂草不是一般的除草剂能除掉的。科学家还发现,转基因的某些农作物在生长过程中会分泌出有毒的多蛋白,而这种多蛋白可以和土壤结合起来,在特殊的情况下毒性可以保持200多年。这样的生物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不是马上显现的,需要一个过程,一旦它们适应本地生态环境就会形成大规模物种入侵,这对自然保护来说是灾难性的。以美国白蛾为例,经过多年潜伏,于1979年首先在丹东发现这种生物,爆发时,树木成片枯死,现在这种害虫已经扩散到西北、华南地区。
2.无意识引进的物种。除通过贸易方式直接进口有意引进的物种,通过进口货物,旅客行李、交通工具等,借助贸易的方式而传入的无意识引进的物种同样也对我国生态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据不完全统计,传入中国的主要害虫类外来入侵物种有32种,主要病原菌类外来入侵物种有23种。害虫和病原菌类外来入侵物种大多数是在引进植物材料或运输其他物资时无意引进的。例如,我国在进口草籽,花卉种球时,带进了鳞球茎茎线虫、马铃薯腐烂线虫、火疫病等。我国检疫部门每年在进口贸易的产品,进口产品的木质包装和铺垫材料以及入境人员的检疫中都能截获大量的有害物种,其中包括危险性病虫杂草等。根据我国检验检疫部门的风险分析,在进口原木中携带检疫性害虫的比例高达70%以上,疫情来不同国家或地区,其中一些病虫害还曾多次查获。如我国海关1999年7月从日美等进口的机电、家电等产品使用的木质包装上59次查获号称“松树癌症”的松材线虫;2000年又多次从美日等进口木质包装材料中发现大量松材线虫,三裂叶豚草等。20世纪80年代初随木材贸易从美国侵入我国的江脂大小蠢,1999年在山西大面积爆发,使大片油松林在数月间毁灭,严重危及其他野生动植物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外来入侵生物除了寄生在货物,货物包装上传入我国,交通运输工具也是其很好的宿主。尤其是近几年,全球贸易额的不断增加和国际运输的集装箱化,以及车、船、飞机速度的加快,促进了鲜活动植物产品贸易,提高了生物在国际间的传播机会,也最大限度地增加了生物存活的可能,使外来物种入侵的速度和数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速度。豚草最初就是随火车从朝鲜传入我国的。
随着交通日益发达,高山、海洋等阻隔屏障的作用正逐渐弱化,而贸易加速了物种的全球大旅行,增强着全球生物跨国大入侵的趋势,加入世贸组织又使我国进入一个国际贸易和旅游发展的新时期,生物入侵问题对维护我国的生态安全无疑日益重要。
(二)由于国际贸易造成的资源消耗对我国生态安全的影响
生态安全的重点主要是土地、水源、天然林、地下矿产、动植物种、大气等自然资源,而这些资源大都直接或间接成为国际贸易商品,因此由国际贸易引起的初级资源出口,自然资源过渡消耗和非法出口将危及我国生态安全。
1.初级资源出口。初级资源出口主要是指木材、矿产等自然资源没有经过深加工而直接出口。初级资源容易开采,且生态价值没有纳入成本,因而对于企业和个人而言,初级资源出口有利可图。
在国际贸易活动中,附加值低的初级资源型产品在我国出口贸易中占较大比重。这些初级资源的过度出口严重危及到我国的生态安全。以木制品为例,我国原本森林覆盖面积就低于国际平均水平。据测算,按目前的砍伐速度,我国的可采林在短短的7年内将被砍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一次性木筷和木杆铅笔的产量及出口量却均为“世界第一”。在矿产资源方面,矿产资源的过度出口刺激了国内矿产的盲目开采,矿产资源遭受严重破坏。虽然我国的矿产资源拥有量居世界前列,但大量有色金属矿如钨、锑、稀土及其他稀有金属的出口都不同程度地导致这些矿产资源遭受乱挖滥采,而且矿物的冶炼释放出大量有毒和放射性物质,严重污染环境。有专家提出,矿产资源的无序开发将使我国重要矿产资源在未来10年呈现持续紧缺局面。另外,石材的出口也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破坏。福建是我国石材出口的主要基地,但一些地方未按规划、粗放开采,导致山体严重破坏,土层岩石大面积裸露,形成“青山挂白”现象,造成山体滑坡等灾害隐患。近年来,一些出口企业又盲目收购发菜、山野菜、药材等野生植物,致使大批农民涌向内蒙古草原,乱挖滥采,加剧了阿拉善盟、伊克昭盟草原沙化,加之羊绒出口量的扩大导致过度放牧,草原沙化现象日趋严重。
中国目前仍处于经济发展的转型阶段,资源密集型的产品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占出口主导地位,且随着贸易量的增加,某些自然资源富集地区急功近利,无节制地出卖初级资源,使我国生态环境面临极大风险。
2.自然资源过度消耗。国际贸易的发展促使外商纷纷到我国投资建厂,这样可以更直接地利用我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且制成品便于出口。但我国引进的多是资源密集型产业,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提供大量的生产原材料。这无疑加速了国内资源的消耗,是一种变相的“生态侵略”、资源掠夺性开发。对于可再生资源来说,资源的耗用量超过其再生量;对于不可再生资源来说,对资源进行过量开采,弃贫就富,违背细水长流的原则,使该资源在出现替代资源之前就过早地耗竭怠尽。如,日本外商到某山区投资建家具厂,资金设备和市场销路由日方负责,中方出场地和劳动力。当地以获得就业机会与税利收入而喜悦,却不顾投产几年后树木大量消耗,生态恶化。这项投资合作完全不考虑山区森林资源的价值,双方在其他资源上计算了投入代价,却将山区的森林资源视为无价之物。这种短视与无知必将带来暂时的增长与后来长期的吃亏。目前过热的外商投资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我国环境资源的承受能力,这将激化我国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人口多、耕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可说是“寸土寸金”。但近几年来,一些地方盲目设立各种开发区、工业园,占用了大量耕地。1996年,我国有19.5亿亩耕地,现在已降至18.51亿亩。一些根本不具备招商引资条件的开发区,征而不用的现象十分普遍,造成了大量土地“撂荒”现象。
3.贸易造成我国资源大量消耗的原因。比较优势原理一直作为经济学家极力推动贸易自由化的理论依据而广泛存在。必须指出,我国的初级产品出口是以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为代价的,而发达国家购买到的初级产品在价格上完全低于其资源价值。这样交易的结果是发展中国家承担了资源开采中产生的环境与生态价值损失。初级产品的制成品又以高价卖给我国消费者。于是,发达国家获得了包括我国转移过来的生态经济价值在内的利润,而我国的资源与环境消耗却得不到补偿和维护。
我们必须注意到,在出口大量低附加值产品的同时,我们也在出售我们的生存环境;如果不能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不仅仅不能获得高额回报,而且将大量消耗国内原材料,将大量污染物留在国内,则我们的对外贸易将是“零售我们的生存环境”。
(三)吸引外资中污染项目引资对我国生态安全的影响
利用外资已成为推动我国对外贸易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外资的引入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同时也对我国的生态安全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1.外商投资影响我国生态安全的表现。随着国际资本的全球流动,与各国发展水平不平衡相应的环境标准差异驱动着污染密集产业通过直接投资方式进行国际转移,而发展中国家急于脱贫的愿望则给这种污染转移方式以可乘之机。所谓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是指在生产过程中直接或间接产生大量污染以致对环境产生严重不良影响的企业所有者为免除或减弱自已对环境污染承担的责任,而将企业迁移到一个能接受这种污染或污染成本较低的国家。根据对我国全部三资企业的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商投资高污染行业的企业数和投资额有惊人的增长。截止2002年,外商投资于PIIS(指污染密集型产业)者占全部外商投资工业企业的30%左右。有些外商投资企业通过投资向我国转移有害环境的技术、设备和产品,将一些国外淘汰的,严重污染环境的禁止使用的产品、技术和设备通过投资方式转移到我国,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生态环境。沈阳市人大的调查发现,某合资企业引进了早已被外国废弃的工艺,导致车间空气中的汞浓度超标几十倍;贵州台商合资企业福鳞业化工有限公司,每天排砷1.76吨,使河水中砷含量超标20倍;广东、浙江等地的制鞋、箱包行业是职业病高发区和高发行业,也正是外国投资和港台投资最热衷的地区与行业。
2.污染项目引资对我国生态安全造成威胁的原因。污染项目引资之所以对我国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原因在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已成为国际经济发展的动力。发达国家向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转移一些相对落后的技术和夕阳产业。一部分是因为这些产业对本国环境有较大的危害且发达国家环境质量标准日益提高使本国的污染密集型产业逐步受到限制而无法在国内继续生存;另一部分则是看中发展中国家较低的环保标准可以降低成本。这种产业的转移实际上是在国际间转嫁环境污染。
(四)国际贸易商品储运过程产生的污染对我国生态安全的危害
国际贸易尤其是商品贸易离不开存储和运输的过程,这一过程对我国生态安全产生的实质的或潜在的影响都是不容忽视的。
1.交通运输工具的耗能和排污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贸易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货物在贸易各国之间的流通更离不开交通工具的使用。但作为物流的载体之一,这些交通工具本身也消耗大量的能源并排放大量的污染物,直接产生了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1噪声污染。公路运输网络的发达所产生的噪声污染几乎影响到了社会的每个角落;铁路及水运线作为在一种移动点的污染源,随着货物运输量及运输工具运输频率的增加,已经逐步转化为线状噪声源;2大气污染。汽车尾气对大气环境的危害众所周知,尤其是在集装箱频繁出入的港口地区,汽车尾气经过太阳照射后形成的光化合物港口、城市空气长期处于污染状态;3其他污染。汽车废旧轮胎的大量堆积,废弃机油、柴油经常会渗入到土壤和水体中,这都不可避免地造成环境污染;货物的空中运输,特别是货物的装载和卸载、航空器的运行、设备维修、燃料加注、解冻和清洗等都会造成环境污染。
2.存储和运输过程还会对周围的生态安全存在潜在威胁。贸易的商品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不乏有毒有害的化学物品或其他特殊商品,在运输这些物资的过程中,对运输途中的生态安全存在一定威胁。有毒有害物质如酸液、有毒类药品、油类、放射性等对环境构成威胁的物质,在物流过程中如果因储存和运输不当而发生泄漏,将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泄漏后即使有最完善的补救措施,仍无法挽回对环境的影响。比如,石油在海运过程中发生泄漏而造成大片海域污染常常是致命的,并且在很长时间内都无法恢复常态。近年来,油轮泄漏污染海洋、货车翻倒泄漏巨毒药品之事就已经频频见于报端,足见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3.交通运输工具使外来入侵物种得以以“偷渡”的方式入侵我国。豚草、压载水中的入侵生物都是寄生于运输工具进入我国并对我国的生态环境造成大面积的破坏。据生态学家研究发现,生物入侵的严重区域包括重要港口、口岸附近,铁路、公路两侧,外来物种往往在这些地方“登陆”,遇到适宜的环境条件后再向内陆扩散。而航运业作为世界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运送着全球90%以上的货物商品,压载水是船舶航行安全的必备条件。据估计每年平均有100亿吨的压载水在全球转移,每天约有3000余种动植物通过压载水在世界范围内迁移,这些生物在到达一个新的栖息地之后,在适宜的生活环境中有可能立足并繁衍,影响当地的生态系统,甚至造成生态灾难。我国沿海地区原本就已严重的赤潮现象,正是受外来海洋生物物种的影响而更加严峻。
我们在强调生产及消费过程中的环保问题时不应忽视作为贸易流程重要组成部分的储运过程对我国生态安全的影响,促进环保物流的发展。
(五)非法贸易对我国生态安全的影响
非法贸易虽然是国际贸易领域所不容许的,但它的客观存在仍对生态安全造成威胁。由于非法贸易是隐蔽且有组织的行为,所以由此造成的损失、威胁往往无法估计。
1.危险废物的非法进口。危险废物是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废物,其特点是潜在危害大,对土壤、水体、大气造成持续性污染,并难以消除。除了向我国投资污染密集型产业,外国向我国转嫁环境风险的另外一个途径,就是直接向我国出口危险弃废物。
我国政府对危险废物的越境转移一贯持反对态度。出台了一系列限制危险废物进口的措施,但伴随对外贸易的发展,工业国家向我国倾销危险废物的事件仍时有发生。近年来,以有用原料名义进入我国的危险废物每年都达几百万吨,而且这种情况有愈演愈烈的趋势。1990年中国进口“洋垃圾”99万吨,进口额2.6亿美元;1993年猛增至828.5万吨、15.75亿美元;1997年废物进口量创历史最高水平,达1078万吨,进口额29.5亿美元。“洋垃圾”事件越来越频繁,案值也越来越大。2001年12月12日,广州是查获了一批重约30万吨的走私“洋垃圾”;2001年12月18日,连云港海关查获28个集装箱的“洋垃圾”;2001年10月22日,天津海关查获口岸近年来最大的一起走私进口固体废气物案,查扣国家命令禁止进口的“洋垃圾”838.8吨。这些大量进口的“洋垃圾”可利用与不可利用的同时存在,其中不可利用的部分成为无主的废物,长期堆放,使我们宝贵的国土资源成为外国的垃圾厂,既浪费了国土资源又造成了环境污染。即使是那些可利用的进口废物,在利用过程中由于技术、资金等各方面原因,通常无法做到无害化处理,最终也是由我国来承担本不该承担的污染问题。
2.濒危物种贸易。国际社会将濒危物种的贸易列为非法贸易,其价值仅次于走私毒品、武器的价值,是全球第三大走私对象。但这种非法贸易禁而不止。非法贸易的野生动植物的牵扯到的是资源和环境,带来的是潜在和渐进的危害,在我国,30000种高等生物中已有3000种野生动植物处于濒危灭绝境地,被列入世界濒危动物“红皮书”的就有123种,其中的一些物种仍然遭受非法贸易的威胁。一条藏羚羊绒织的围巾价值35000美元。如此高的利益驱使盗猎分子不顾生态安全疯狂猎杀。非法物种贸易严重破坏我国生态多样性,加速濒危物种灭绝。因此必须警惕濒危物种非法贸易导致的生态安全问题。
此外,一些对我国物种构成潜在威胁的“洋”物种通过不正当渠道进入我国也会引发生态灾难。因为这些物种的进入,将可能打破原有的生物群落体系,这种情况一旦失控,后果将不堪设想。一段时间引发全国“恐慌”直至国家明令“处死”的食人鱼事件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包括边境农副产品走私,尤其是水果和种苗走私,都是危害我国经济和生态安全的毒瘤,这些在偷逃国家巨额关税的同时,也为外来有害生物入侵大开方便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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