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自打诞生起至唐王朝建立的一千多年里,相继贯穿修建的有春秋战国、秦、汉、北朝、隋等朝代,这其中仅隋杨坚父子统治的38年里就曾大规模修建过5次之多。为什么唯独到了唐朝却嘎然而止不修建了呢?主要原因何在?很有探讨之必要。
大家知道李唐王朝初年,唐太宗李世民继位以后,调整了统治政策,采取为政清廉,轻徭薄赋,团结各族人民,发展生产等一系列措施,使国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史称“贞观之治”。但由于当时李唐王朝立国不久,尚处在外夷包围之中,北有东突厥,西北有高昌、西突厥,西有吐谷浑、吐蕃,东北有契丹、奚、高丽等。如何妥善地处理好李唐王朝与周边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始终困惑着唐太宗。在他继位第三年东吐厥首领颉利拥众犯边,唐太宗本着“不战而屈人之兵者,上也;百战百胜者,中也;深沟高垒者,下也”(答李卫公问答)的原则,以“突厥灾异相仍,颉利不惧而修德,暴虐滋甚,骨肉相攻,亡在朝夕”(资治通鉴)为理由,一口拒绝了群臣劳民伤财在中大漠边缘修一道长城的请求。后来他冷静地总结隋炀帝失败的经验和教训,认为不能善待胡人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他说:“隋炀帝劳百姓,筑长城以备突厥,卒无所益”(资治通鉴),“隋炀帝性好猜防,专信邪道,大忌胡人,乃至谓胡床为交床,胡瓜为黄瓜,筑长城以比避胡,终被宇文化及使令狐行达杀之。”(贞观政要)他表明自己决不能步其后尘。在与对外政治、外交经济交往及军事斗争的过程中,唐太宗创造性地总结出一种全新的“华夷一体”的安边理念,即在政治和外交上坚决屏弃历代封建统治者贵中华、贱夷狄的传统偏见,不是武断的修一道长城将华夷隔绝开来,而是广泛竭诚地团结周边各少数民族部落国家。为实现这一目标唐太宗采取了茶马互市、联姻和亲、结盟纳降、因俗而治等一系列措施,取得了巨大成功。这可从李白描写长安城“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的诗句中,推及到当时不修长城的大唐帝国各民族交流融合之盛况。
其实,“华夷一体”的思想的产生并非偶然,李唐王朝自身就是在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但高祖之母独孤氏、太宗之母窦氏是胡人,朝中的大臣将领也不乏出身周边民族者。在君臣的思想认识方面,并无鲜明的华夷之分。高祖就曾主张,处理民族问题要有“天下一家”、“胡越一家”(资治通鉴)的大家气度,唐太宗提出的“华夷一体”安边理念正式继承和发展光大了这一主张,由此几乎影响了整个唐代,成为其制定国内外重大政策的一个基本指导原则。唐太宗认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资治通鉴)又表示:“我在,天下四夷有不安安之,不乐乐之,如骥尾受苍蝇,可使日千里也。”(新唐书)唐太宗在安边问题上突破了传统思路,不拘泥于以长城限定南北的旧有模式,积极进取、大胆创新、勇于开拓,不修长城,胜修长城,表现了一代“天可汗”所具有的“容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和风范,可圈可点可钦可佩可歌可颂!
正是:君王有道三边静,何劳万里筑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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