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的清花瓷，斑斑釉迹在老泥匠的手中流露自然；
景德镇的瓷器自陈以来“名”天下，唐代出现了作为朝廷贡品的“假玉器”，到宋代“天下咸称景德镇瓷器”。但唐一代陆羽倡导的“青则益茶”的瓷器审美观念，使得素有“千峰翠色”之称的越窑青瓷遮掩了同时代诸多瓷器的光芒。宋代虽然亦盛行“斗茶”之风，但“陶业咸受王室保护”的大好形势，使得许多瓷器得以亮世。在机会均等的情况下，景德镇以“体薄而润”的青白瓷独揽朝野。尤其是“景德”易名，更加奠定了景德镇瓷器在上流社会的地位。西方人更是称颂景德镇的宋代为“瓷器成功的时代”。
宋代以后，景德镇的瓷器日益为人们熟知，也受到了文人雅士的赏识和赞美，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和中国文人生活的内涵。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唐一代，几乎美好的形容词都已为青瓷和白瓷独揽。人们形容越窑青瓷“类玉类冰”，邢窑白瓷“像银像雪”；越窑的“青”是“古镜破苔”、“嫩荷涵露”，白瓷是“扣如哀玉”、“胜似霜雪”。作为兼于两者的青白瓷，的确令文人们挖空了心思。其实清人兰浦在《景德镇陶录》中也谈到唐代景德镇的霍窑所产瓷器“色素，土善腻，质薄，佳者莹缜如玉······”；龚 在《景德镇陶歌》中也说：“武德年称假玉瓷，即今真玉未为奇”。以玉喻瓷，是唐代瓷器审美的重要特征。对景德镇青白瓷的赞美，以宋代词人李清照的《醉花荫》中的句子较有代表性。“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文中“玉枕”，乃指色质如玉的景德镇青白瓷。玉之于文人，是清雅之器，与文人之品格、德性较为吻喻，古有“君子于玉比德焉”之说。瓷之美者，类于玉焉。李清照温婉之笔调，忧郁之情思，净洁之心灵，都寓于“玉枕”（影青瓷枕）之中，犹似淡云涵润，加上“影青”寓意“隐情”，含而不露，更赋予了青白瓷诸多神秘的含义。
青花瓷器是景德镇的代表性瓷器品种，元代最为经典，明清时蓬勃发展，以白地兰花为主要特征，有“瓷国明珠”之称。青花瓷器也是对海外影响最大的景德镇瓷器品种之一。《瀛涯胜览》中“爪哇条”载：“国人最喜中国青花瓷器。”18世纪的法国罗可可艺术就曾受到景德镇青花等瓷器的影响。正像日本小林太市郎在《罗可可的形成》一文中所说：“当时能提供这种充实的曲线之模范只有中国的工艺美术品。特别是柔软的瓷器的曲线······，这种罗可可曲线，它保存了中国瓷器的优雅端庄气派，它含有强大的生命力。”日本人更称明代的青花瓷为“素肌玉骨”。
青花瓷器明净、素雅，与中国水墨画有异曲同工之妙，故多为文人们赏玩、赞美和典藏。文人雅士的砚台笔洗，明清宫廷的杯盘碗盏，甚至域外皇室的装点粉饰，均能见到青花瓷器的身影。从《景德镇陶歌》可以看出当时人对其的评价，“白釉青花一火成，花从釉里吐分明。可参造物先天妙，无极由来太极生。”以巧夺天工、造化神秀来形容青花瓷器是不为过。值得一提的是在景德镇的瓷器品种中，惟有青花瓷器能体现文人的诗境、画境和情境。文人直接参与青花瓷的创作，是作为工艺美术的青花瓷器走向文人艺术情境的主要原因。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器物造型的诗意化倾向。如玉壶春瓶。便是从唐人诗句“玉壶先春”诗意而来。梅瓶，取“梅之瘦骨”之意。二、纹饰题材的文人倾向。在青花瓷中，常以文人喜好的绘画、诗歌题材来装饰。如：“岁寒三友”——松竹梅，“四君子”——梅兰竹菊。有著名的“四爱图”：王羲之爱兰，周茂叔爱莲，孟浩然爱梅，林和靖爱鹤。以及文人钟情的山水。更有直接反映文人自身生活的题材：如文房、品茗、参禅、郊游、雅集等；或历史、神话故事，如“萧何月下追韩信”、“空城计”、“群仙祝寿”、“八仙过海”等；三、在表现方法上吸取文人的笔意。如花鸟画中，有徐渭、八大山人等的笔意，山水画中有“四王”的用笔。四、在瓷器装饰的布局上吸收了中国画的很多特点，如诗书画印一体化。这一点似乎在清代督陶官俊公唐英时代（1682~1756）表现得更为明显。如果将一件青花瓷器沿剖面展开，实则是一幅典型的中国画。五、比较典型的还有与瓷器相关的一些称谓，均富有文采。如斋名：大雅斋，宁远斋，丛菊斋，问心斋等；如堂名：述古堂，志勤堂，听雨堂，明远堂等；此外如“清玩”、“香溪闲玩”等也出现于瓷器之上。
温馨提示：答案为网友推荐，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