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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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1902—1988）中国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原名沈岳焕，笔名还有小兵、懋琳、炯之、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湖南凤凰人。苗族。小学毕业后长期在土著军队生活。1923年到北京靠自学从事文学写作。1926年开始发表作品，并与胡也频一起编辑《京报副刊》和《民众文艺》。1927年到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任教。1928年与胡也频、丁玲先后编辑《红黑》杂志，并参加新月社。1930年任教于青岛大学。1934年主编北平《大公报》副刊《文艺》，次年主编天津《大公报》副刊和《益世报》副刊。抗战期间，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抗战胜利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三四十年代期间，与杨振声、朱光潜等，集合平津一带的作家从事文学活动，形成较为一致的艺术追求和文学倾向，因而有“京派”或“京派作家”之称。沈从文是有名的多产作家，作品有《鸭子》、《蜜柑》、《阿丽思中国游记》、《神巫之爱》、《阿黑小史》、《月下小景》、《记丁玲》、《从文自传》、《八骏图》、《湘行散记》、《边城》、《长河》等小说、散文、文论、自传、通信的集子70多种。作品内容十分广泛，有表现少数民族风情的、有描写土著军队生活的、有刻画备受残害的农民形象的、有抨击虚伪丑恶的城市绅士和知识阶层的等等。写得最为出色的是闭塞荒僻的湘西地方的风土人情；作品中充满了迷人的风光、淳厚的民风、神秘的原始生活以及强悍的民族气质和蛮性力量，以及人们无法掌握自身命运的忧伤和感慨，具有浓厚的湘西地域的独特风采。中篇《边城》为其代表作。他的作品在艺术上除了注意细节描写的真实性外，还吸收浪漫主义手法，浸透抒情诗的气氛，创造出富有诗情画意的牧歌意境。这对后来的一些湘籍和非湘籍作家产生过较深影响。1957年以后，沈从文放弃了文学生涯，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从事古代文物和工艺美术、文化史的研究。所编撰的如《中国丝绸图案》（与王家树合编）、《唐宋铜镜》、《龙凤艺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多为很有学术价值的专门著作。
项崇周（1856年—？）又称项四，苗名称年四，云南麻栗坡人，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抗击法国殖民者入侵的民族英雄。项崇周出生于贫苦的苗族雇农家庭，世世代代定居于云南边境麻栗坡猛洞野猪塘。项崇周生活和成长的年代，正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项崇周深感切肤之痛。1884年（光绪十年），28岁的项崇周联络苗、瑶、壮、傣各族青年，在猛洞举起了武装抗法斗争的旗帜。他们偷袭敌人的营房，使敌军通宵难安，伤亡不断。法国侵略军不甘心失败，他们恼羞成怒，以疯狂屠杀无辜百姓来进行报复，项崇周与猛洞的乡亲们对敌人血洗村寨的暴行愤慨万分，决定痛惩这些殖民者。他把各村各寨的群众发动起来，充分利用地利、人和的优势，砍伐竹子，削制了大量的竹签，在侵略军来往必要的道路上，挖掘了许多深坑，在坑里插满尖锐的竹签，坑上搭盖树枝草皮等伪装物，等待法国侵略军自投罗网。项崇周还命令善于狩猎的群众，在道路两旁的草莽树丛中，暗中遍布机弩，所有的机弩都涂上了由剧毒物熬成的毒汁，无论是人是兽，只要被毒弩射中，即使稍微被擦破一点皮肉，都会立即丧命，就这样，项崇周率领士兵和众多乡亲，给了侵略者一次又一次沉重打击。大长了人民的志气，大灭了敌人的威风。从此，项崇周和他领导的抗法人民武装的声威令法国侵略军闻风丧胆。
为了稳住阵脚，恢复元气，法国侵略者就改变战术，要求同项崇周进行停战和谈。项崇周鉴于停战言和既可使抗法人民武装借此得到调整，充实提高战斗力，也有利于边境各族人民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发展生产，就同意了法国侵略者的请求。
1886年（光绪十二年），双方派出代表，在马关县境的一条小河边进行了停战谈判。经过多次唇枪舌剑，终于达成协议。法国侵略军被迫同意放弃侵占的猛洞一带74平方公里的土地；并划定疆界，在确定的国境线上竖立起72道界碑；双方还依照中国的传统习俗，宰鸡杀狗，歃血盟誓，规定双方从此不得逾越。这一用边疆人民热血换来的胜利协议，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写下了光辉一页。人们为了纪念这一胜利，特将谈判地的边境小河命名为“赌咒河”，并一直沿用至今。
法国侵略者的武装入侵失败，政治阴谋破产后，又企图通过金钱收买的办法来实现其侵略目的。1894年，法军以马队驮载大量银币到猛洞找项崇周谈判，提出以高价购买猛洞的一块地皮，只要愿意，即使是一张牛皮那样大的地皮，都可以付给数十万银元。但贫苦农民出身的项崇周一眼就看穿了帝国主义者的险恶用心，他大义凛然，在巨大诱惑力的金钱面前，毫不动心，严正地拒绝了侵略者所谓买地的要求，并将满桌的银币抛掷于地，勒令其搬走，立即驱逐出境。
法国侵略者的各种入侵手段一一遭到项崇周领导的坑法战士与人民的挫败后，就对项崇周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采取比武、暗杀等手段，妄图杀死项崇周，但均未得逞。项崇周自从率领人民从侵略者手中夺回猛洞，经过多年的辛苦经营，不仅边防固若金汤，而且生产恢复，经济繁荣，项崇周实际上已成为这一地区人民公认的领袖。1895年初，项崇周把从法国侵略者手中夺回的猛洞归献给清王朝。清王朝接受这一请求后，特委项崇周为“边防团练营管带”，负责麻木头坡、马关、河口三地国境线的边防，并将猛洞命名为“归仁里”，赐予项崇周为世袭衣禄地，以表彰项崇周和边境各族人民赶走法国侵略军、收回失地归献祖国的义举。项崇周担任“边防团练营管带”之后，带领三百多名团丁驻防在麻栗坡一马关一河口边防线上，忠于职守。法国侵略军经过多次惨痛的教训，已被项崇周的声威所镇服，既不敢无故寻衅，也不敢染指其防区的一草一木。十余年间，这条边境线上一直相安无事，这一地区的各族人民也过着和平安静的生活。为了嘉奖项崇周镇守边疆的功绩，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政府赐他锦旗一面，上书“苗中之豪杰，兵防如铁桶”十个大字。更为可贵的是，项崇周做官后，依然保持劳动人民的朴素本色，除办公事外，很少穿戴顶带官服；平时无事，照旧下田干活，以至远处之人来找“项四大人”办事，当面相遇还不知道他是赫赫有名的项崇周。
陶新春（1825—1867）原名陶正春，又名陶虎，贵州威宁人，太平天国革命时期黔西北苗族人民起义的著名首领。陶新春出生于一个世代农奴家庭，父亲受尽了土目的百般折磨，过早死去，母亲王氏改嫁到巴拉寨的农奴熊家，陶新春也随母亲到了熊家。他们身为农奴，生活极为悲惨，苦难的遭遇在他心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促使他率领各族人民奋起反抗。1860年陶新春领导的起义军消灭了七星关的敌人，占领七星关，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这次胜利大鼓舞了群众的斗志，起义军的声势日益壮大。威宁、大定、毕节地区的彝族、布依族人民纷纷参加起义军，张油客、谢三火炮也从喜乐带领一支起义军前来参加，苗、汉两支起义军的联合，成为黔西北各族人民联合起义的强大武装力量。1861年秋，陶新春在猪拱箐建立了农民政权，自任统帅，并仿效太平军设立了军师、将军、经略、宰辅、巨乡、礼师等职，分管军政事务；实行“垦土种田”制度，使粮食生产连年增加；开辟了商业贸易场，实行“互易通市”政策，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封锁；并兴办教育，招徕技艺工人，这些措施，使起义军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取得了很大胜利，根据地各族人民团结一致，秩序井然，被誉为“铁筒江山”。
陶新春领导的起义军经过1862年至1866年的斗争，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清朝统治者对起义军的声威日益畏惧，1866年4月，调集滇川黔三省的兵力向猪拱箐大举进犯，血腥镇压起义军。陶新春据敌情进行了防御部署。1867年正月，岑毓英在镇雄镇压了李开甲、漆老新领导的起义军之后，又到毕节秘密召集了曾经投靠起义军的土目为他提供内情，2月9日，他亲自带领清军，乘黑夜突然偷袭了吴家屯，起义军措手不及，死伤甚重，吴家屯失守。岑毓英又调集重兵包围红严尖山，起义军英勇反击，但在重兵围困又无援军的情况下，阵地失守，德高望重的军师基哉壮烈牺牲，给起义军带来重大损失。6月，岑毓英又集中兵力向猪拱箐发起猛攻，陶新春率领起义军与敌人进行了四个多月的激战，击败了清军的大举进犯。岑毓英在武装进攻遭到失败后，又采取阴谋手段收买起义军中的叛徒。在叛徒王长毛的告密和预谋下，6月19日，岑毓英趁起义军在卯时换班吃饭之机，偷袭猪拱箐营地。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根据地陷落，陶新春等首领被敌人包围。陶新春的弟弟陶三春等人历尽艰险冲出重围，转移到海马姑与当地义军共同战斗，因海马姑孤立无援而陷落，陶三春被敌人杀害。陶新春等首领被俘后，押解到黔西城，9月初被敌人杀害。余部继续坚持斗争达四五年这久，直至1871年才在敌人的镇压下失败。
陶新春领导的苗、彝等民族共民参加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他中国少数民族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这次起义中太平天国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陶新春不愧是苗族人民的优秀代表，他和他的战友们的英雄业绩，将永远受到人们的敬仰。
张秀眉（1823—1872）贵州台拱（今台江县）人，清朝咸丰同治年间黔东南苗族农民起义领袖。张秀眉出生于一个苗族农民家庭。在张秀眉十一二岁时，父母都先后身染重病去世，孤苦伶仃的张秀眉与哥哥相依为命。为了生存，只得到地主家里起早贪黑劳动，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悲惨生活。1851年1月，洪秀全在广西金田领导了太平天国起义，这一消息迅速传到贵州东南山区，心中埋藏着满腔仇恨的张秀眉以洪秀全为榜样，挺身而起，投身于反清斗争洪流。1855年，台拱南界高坡数千苗民因请求清王朝减轻苛征重索而遭到拒绝和镇压，群情激愤，冲人台拱城内，杀死了黄平州知州，向清政府提出永远取消种种苛征重索、退还被汉族地主强占的田地房屋的严正要求。张秀眉审时度势，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他与苗族各寨议定起义，用刻木和鸡毛、火炭传传令各寨。顷刻之间，贵州东南的千里苗疆，群起响应，张秀眉领导的持续十八年之久的轰轰烈烈的贵州苗民起义在台拱地区爆发。
张秀眉率领起义军驰骋贵州东南，纵横七八百里，并在台拱地区建立政权，开创根据地。仅三年多时间，就占领了贵州东南的千里苗疆，兵锋直指贵阳，使清王朝在贵州的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他还数次出兵攻打湖南，使湘军首尾难顾。
张秀眉自称大元帅、将军等武官，并设管理地方政务的文官，建立一套较完善的政权机构；将所有屯田与汉、苗地主的田地分给贫苦农民使用，农民收获后，除交纳公粮外，其余全归自己；实行奖励垦荒、保护商业、组织集市贸易等政策措施，制定一系列维护穷苦人民权利的、有利于各族人民团结反清的法令和措施，使以台拱为中心的千里苗疆秩序井然；建立了一支拥有相当数量的勇猛善战的常备军，把全体农民编为后备军，平时生产，战时参战，建立牢固的军事基础。
张秀眉领导的苗族起义军与各地起义军协同作战，沉重打击清王朝在贵州的统治，因而清政府认为张秀眉是“苗疆祸首”。
1864年，太平天国及各地起义先后被清政府镇压，清政府便集中兵力镇压张秀眉领导起义。1866年到1867年，清政府派大批湘军进入贵州，并于1868年正月攻陷了号军在黔东的几个重要军事点，使张秀眉建立的根据地失去了屏障。张秀眉为了援救号军，就率军攻打湘军后方，向湖南晃州厅、沆州府大举进攻，有力地支援了号军。但在回师途中被清军拦截，战败而归，起义军根据地的门户——寨头也被湘军攻陷。但张秀眉并不胆怯，于5月率领起义队伍大举反攻，在战斗中利用险要地形、运灵活机动的分兵作战战术，使湘军一日数十警、一地数十战，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于是，清政府又增调湘军进入黔东，向起义军根据地发起疯狂进攻，1869年攻陷镇远府及众多苗家村寨，起义军被迫向西撤走。湘军恃胜骄横，一味冒进，三月，攻陷了施秉县城后，即刻趾高气扬地向施秉西南的瓮谷陇地区进犯。张秀眉抓住时机，利用这里险要的地势，预先设下伏军，伺机歼敌。当湘军拥入埋伏圈之后，一声炮响，起义军喊杀之声震天动地，滚右、檑木、飞炮像山洪似的倾泻而下，打得敌人颅开血溅，全歼湘军一万六千五百余人，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1870年10月，起义中心台拱被清军攻占，1871年4月，凯里城被攻下。张秀眉领导的起义军弹尽粮绝，陷入重重包围。但他英勇无畏，于1872年2月号召起义军在乌鸦大坡与敌人决一死战，由于众寡悬殊，起义军虽然浴血抗击，乌鸦大坡各寨还是被敌人攻破。4月，张秀眉退至乌东山，湘军穷追猛扑过来，张秀眉视死如归，率领义军战士与敌人殊死奋战，往来冲杀，最后力竭，被清军俘获。5月，张秀眉在长沙壮烈牺牲。他领导的轰轰烈烈的苗民起义就这样被清王朝镇压。
苗族人民的优秀儿子、杰出的英雄张秀眉领导的贵州苗民大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他在中国农民革命战争史上谱写的光辉灿烂篇章，在我国近代少数民族的革命斗争中立下的卓越历史功勋，永远值得人们怀念。苗族人民怀念英雄，流传的史诗《十八年反政》、《英雄张秀眉》等在民间传唱。
苗族节庆 苗族 苗族民俗 中国教育
<摘要> 踩花山是境内苗族人民的盛大传统节日，一般在每年农历正月初一、初三、初六这几天举办。凡有苗族居住的各县，这几天都要立花杆，举行隆重的踩花山活动。这既是苗族男女青年谈情说爱的好时机，也是苗族人民开展文体娱乐活动的重要场所。苗家男女老少，穿金戴银，从四面八方赶到花杆脚下，吹芦生、弹响蔑、跳脚架、耍大刀、斗牛、摔跤、斗画眉、爬花杆。 打背节流行于境内富宁县的部分地区，于每年农历正月初三到十五这几天举行，是苗族男女青年的节日。
苗族有739万多人，主要聚居在贵州省的南部和湖南省的西部。云南的苗族有89.6万余人，主要分布在文 山、红河两个自治州和昭通地区。大多数苗族是从明代以后从湖南、贵州迁入云南的。
苗族的历史悠久，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定居在湖南洞庭湖和沅江流域一带，从事渔猎和农业生产。后经过历 代不断地迁徙进入西南地区。苗族自称“蒙”，云南的苗族有八个冠以“蒙”的自称单位，解放后统一称为苗 族。苗族居住分散、支系较多，有青苗、花苗、白苗、独角苗等。
苗族的服饰各地不完全相同，男子多用布包头，身穿短衣裤，但苗族妇女的穿戴普遍比较讲究，尤其是盛装，极为精美，花饰很多，有的裙子有四十多层，故名 “百褶裙”。衣裙上面绣制的各种图案，古色古香，异彩纷呈。妇女擅长纺织、刺绣、蜡染、工艺十分精湛。
苗族历来以能歌善舞闻名遐迩。苗族的歌曲调较多，如质朴庄重的古歌，豪迈奔 放的飞歌，缠绵动听的情歌，还有酒歌，丧歌等，无不各具特色、韵味无穷。每年农 历5月5日的“踩花山”是全省苗族最盛大的节日，届时男女青年欢聚对歌，选择佳侣， 并举行吹芦笙、跳芦笙舞、踩鼓、爬花杆等活动.
苗族起源于黄帝时期的“九黎”，尧舜时期的“三苗”。“九黎”是五千多年前居住在黄河中下游的一个部落。后与黄帝部落发生战争，失败后退入长江中下游，形成“三苗”部落。在四千年前，以尧、舜、禹为首的北方华夏部落与“三苗”发生战争，“三苗”被击败。从此，“三苗”部落分崩离析。
“三苗”失败后，一部分被驱逐到“三危”，即今陕甘交界地带，后又离开“三危”向东南迁徙，经过很长时间逐步进入今川南、滇东北、黔西北等地，形成后来西部方言的苗族；留在长江中下游和中原的“三苗”后裔，其先进的部分逐渐与华夏族融合。其发展较慢的部分，商周时被统称为“南蛮”，居住汉水中下游的，被称为“荆楚蛮夷”。后来，荆楚蛮中先进部分逐浙发展成为楚族，建立楚国；后进的部分，继续迁入今黔、湘、桂、川、鄂、豫诸省毗连的山区，成为今日东部、中部方言苗族的先民。
自秦汉至南北朝时期，苗族的分布更广。东至淮河流域，西到今四川大部分地区及贵州中西部，即当时的巴蜀、夜郎、牂牁，纵横数千里，而以今之湘、鄂、川、黔四省边区最多，是当时全国苗族分布的中心。其中又以黔中（今川东南及黔北边境）、武陵（今湘西、黔东之大部）两郡较多。在武陵郡中，又以沅江流域的苗族最多，是当时所谓“五溪蛮”的主体民族。汉代迁入黔西北的苗族，在彝文《夜郎竹王》中就有记载，不过人数很少。迁入贵州中南部的苗族，从近几年贵州考古工作者在这一地区发掘的许多苗族岩洞葬的研究中得知，大致始于两晋之时。近几年来的民族调查，发现这一带有些苗族追述族谱长达五十多代人，与上述考古材料相近。
唐宋时期，苗族的分布有较大的变化：一方面是汉水中下游以东至淮河流域的多数苗族已逐步汉化而消失；另一方面是移入贵州的苗族进一步增多，逐步成为全国苗族分布的中心，同时开始进入云南（滇东北除外）。据彝文史籍记载，唐代长庆、大中、咸通年间，云南南诏军队数次侵扰播州时，曾俘掠了数万苗族和仡佬族到云南作奴隶，说明当时黔北苗族相当多。贵阳以西至镇宁、关岭、贞丰一带，晋代时设牂牁郡，为大姓谢氏世袭统治。到了唐代，牂牁分裂为东西二部，其部民遂被称为“东谢蛮”和“西谢蛮”，元明两代则称作“东苗”和“西苗”。在黔南惠水、长顺直到黔桂边境，近几年发现了许多苗族岩洞葬，经鉴定，除部分是魏晋南北朝的以外，大部分都是唐宋至明代的遗物。
这一时期，“苗”的称呼在唐人樊绰《蛮书》、宋人朱辅的《溪蛮丛笑》和《宋史》等书中已开始出现。贵州已逐步形成全国苗族分布的中心，不过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当时这一情况并不为人所知。
从元明到清初，由于封建王朝大力经营西南，在各民族地区逐步设流官治理，对各省具体情况的了解进一步深入，贵州苗族很多的事实遂渐披露于世。又由于湘西、鄂西、川东苗族的大量汉化，于是贵州作为全国苗族分布中心的地位就更加突出。人们根据苗族居住的地理环境，以及苗族各部分服饰颜色、式样的不同，分别将其称为高坡苗、平地苗、长裙苗、短裙苗、红苗、黑苗、花苗、青苗、白苗等，名称多至数十种，因而有“百苗”之说。
苗族社会的发展是从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封建社会。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发展长期以来十分缓慢而又极不平衡。贵州设治较晚，又远离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因此，苗族社会的发展，比湘西、鄂西、川东一带的更为迟缓。秦汉至两晋时期，湘西桃源、沅陵一带苗族已开始出现强大的部落首领。南北朝至唐宋时期，沅陵、辰溪、溆浦以北、汉水流域以西直到川东巴峡的苗族，出现了许多强大的封建主，并受到封建中央的赏赐，加官进爵；社会经济有的与汉族完全一致，父系氏族的鼓社制和农村公社的议榔制，是当时主要的社会组织，在外部，则受他族奴隶主和封建主的统治或羁縻：居于黔东北者受思南、思州田氏领主的控制，在黔北则为播州杨氏领主的属民，在黔西北受罗甸国奴隶主的统治，在黔南受龙、方、张、石、罗五性领主的羁縻，在贵州中部，受宋氏领主的制约。这些首领统治下的苗族，有的沦为奴隶，有的沦为农奴，有的成为依附民。有的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但形式上仍依附于外族统治者，被称为“羁縻蛮地”。有的完全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被称为“生蛮”。
元明两代到清代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前后，封建王朝一方面分封各族首领（包括征蛮有功的汉族将吏）为土司，以统治各族；另一方面又直接派流官以控制土司，实行土流并治。由于汉人进入苗区的增多，汉文化的促进作用加强，苗族社会的封建化得以加速，阶级分化开始明显。这时期，苗族中也出现了一些中小土司，如雄据于紫云、长顺一带的金竹安抚司及平越杨义长官司的金氏，黎平亮寨长官司龙氏，以及雄据于八寨（今丹寨）和都匀一带的夭坝安先司夭氏，承袭时间各有数百年之久。在黔东铜仁、松桃和黔北务川、道真等县苗族中，出现了一些当时被称为“富苗”的地主。明万历年间（公元1573—1619年），铜仁府罗金寨苗族地主吴老夭，有钱有势，“久为诸苗雄长”称霸湘黔边境，湘西、黔东北各县不少都投靠他。今黔东黄平、凯里、施秉、镇远等处，也出现不少“富苗”。；其中凯里的阿溪，广有钱财，到处放高利贷。甚至贿赂省内监军总帅，借势凌人。贵阳附近各州县，苗族内部的阶级分化也开始明显，出现了一些较大的部落酋长。元泰定二年（公元1325年），今贵定平伐苗族大首领的娘率部民十万户归顺元朝。到了明代，平伐地区设了流官，但苗寨 仍由苗族土司治理。社会经济有了发展，有了集市贸易，促使土地买卖关系进一步民展起来。
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后至鸦片战争前，苗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封建化加强了，地主经济继续发展。今黔东南雷公山区相继出现了地主，完全进入了封建社会。如咸同年间台拱厅巫生寨的欧养生和五岔的潘老马、丹江厅掌批寨的绍伯寡，都是当时比较有名的地主。黔中南贵阳、龙里、贵定、惠水等地的苗族中也有地主出现，他们大量购买土司、屯军和农民的土地山林，从而成为“殷实之户”。
近代以来，苗族地主经济继续发展，有些地区如黔东南、松桃、务川等地苗族地主，有的还占有年产数千挑至万挑稻谷的田地。不过，从总的情况看，由于历史、地理、民族等多方面的原因，苗族地主经济的发展并不充分。在许多苗族聚居区的阶级结构中，都存在着两头小中间大的现象，即地主富农少，中农多，贫雇农少。除个别大地主外，一般地主占有田地年产谷仅二百担（每担一百二十斤）左右，经济力量很薄弱；地主中多数人也没有完全脱离生产。在苗族杂居区，地主绝大多数都是汉族和其他民族，苗族人民几乎全是贫雇农，地主富农仅是极个别的人家。
苗族人民有反压迫反剥削的光荣传统。从商周到民国，数千年来斗争不息。从唐宋起，贵州苗族有记载的斗争不少。多是受湘西、川东苗族斗争的影响而爆发。
元明时期，随着中央王朝势力的深入，民族压迫之加剧，贵州苗族人民的起义逐渐增多。仅明代的斗争就有百余次，有的规模很大。如正统十三年到景泰二年（公元1448—1451年）的全省各族人民起义，明朝动用了二十多万大军镇压，历时三年。苗族是这次斗争的主力。以韦同烈为首的黔东清水流域和贵定、福泉一带的苗族农民军，据香炉山一直坚持到最后。天顺元年至三年（公元1457—1459年），龙里、贵定、八番（惠水）、平越（福泉）等处“十三番”苗族首领干把珠领导的起义，也曾震动一时。嘉靖十七年至三十年（公元1538—1551年）龙许保领导的黔东北和湘西的苗族起义，长达十四年之久，先后抗击明年十六万之众。
清代苗族起义同样很多。其中规模最大的有三次：第一次是雍正十三年至乾隆元年（公元1735—1736年）发生的“雍乾起义”，领导人是包利和红银，起义范围遍及黔东南地区，抗击了七省清军数万人的残酷镇压；第二次是乾隆六十年到嘉庆元年（公元1795—1796年）石柳邓、吴八月等领导的“乾嘉起义”，范围扩及松桃、铜仁、印江和四川秀山酉阳和整个湘西苗区，抗击了七省清军18万人的进攻；第三次是张秀眉、柳天成、陶新春等分别领导的“咸同起义”，发生于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终于同治十二年（公元1872年）。起义范围以贵州为中心，波及湘西、川南、桂北和滇东，延续了18年，影响十分深远。这三次起义间隔都是60年，因而苗族民间有“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的说法。
民国年间，贵州苗族人民参加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当时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九第十两军的黔军，就有许多松桃、铜仁和天柱、锦屏一带的苗族、侗族官兵，他们在战争中屡挫强敌，功勋卓著。抗日战争时期，1942年黔东清水江流域的苗侗两族发动“黔东事变”，反抗国民党暴政。次年，贞丰苗族联合布依起义，两次下县城。望谟苗族、布依族在熊亮臣领导下，得到党的帮助，在麻山乡一带开展游击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当时活跃于滇黔边区的滇桂黔边纵队（简称边纵）第三支队，活跃于云南宣威和贵州威宁的边纵第六支队和威宁游击团，都有许多苗族参加。松桃苗族人民成立了“边胞支队”，在松桃和湘西开展革命游击战争。贵州苗族人民在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斗争中，作出了很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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