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南阳樊英，少有学行，名著海内，隐于壶山之阳，州郡前后礼请，不应；公卿举贤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安帝赐策书征之，不赴。是岁，帝复以策书、玄纁，备礼征英，英固辞疾笃。诏切责郡县，驾载上道。英不得已，到京，称疾不肯起；强舆入殿，犹不能屈。帝使出就太医养疾，月致羊酒。其后帝乃为英设坛，令公车令导，尚书奉引，赐几、杖，待以师傅之礼，延问得失，拜五官中郎将。数月，英称疾笃；诏以为光禄大夫，赐告归，令在所送谷，以岁时致牛酒。英辞位不受，有诏譬旨，勿听。英初被诏命，众皆以为必不降志。南郡王逸素与英善，因与其书，多引古譬谕，劝使就聘。英顺逸议而至。及后应对无奇谋深策，谈者以为失望。河南张楷与英俱征，谓英曰：“天下有二道，出与处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辅是君也，济斯民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怒万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禄，又不闻匡救之术，进退无所据矣。”臣光曰：古之君子，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隐非君子之所欲也。人莫己知而道不得行，群邪共处而害将及身，故深藏以避之。王者举逸民，扬仄陋，固为其有益于国家，非以徇世俗之耳目也。是故有道德足以尊主，智能足以庇民，被褐怀玉，深藏不市，则王者当尽礼以致之，屈体以下之，虚心以访之，克己以从之，然后能 利泽施于四表，功烈格于上下。盖取其道不取其人，务其实不务其名也。荀子曰：“耀蝉者，务在明其火，振其木而已；火不明，虽振其木，无益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则天下归之，若蝉之归明火也。”或者人主耻不能致乃至诱之以高位胁之以严刑使彼诚君子邪则位非所贪刑非所畏终不可得而致也可致者皆贪位畏刑之人也乌足贵哉（选自《资治通鉴·卷五十一》，有删节） 文言文译文当初，南阳郡人樊英，年少就有学问，品行优秀，闻名天下，隐居在壶山的南麓。州郡官府曾多次征聘他出来做官，他都不应命。朝廷公卿大臣推荐他为贤良、方正、有道，他都不去。安帝赐策书征召他，他还是不去。同年，皇帝又用策书和黑色的缯帛十分礼敬地征诏他，但他以病重为由坚决推辞。于是，诏书严厉责备州郡办事不力，州郡官员只好将樊英抬上车送他上路。樊英迫不得已，到了京城，又推说有病不肯起来。于是用轿子强行将他抬入殿上，而他仍然不肯屈从。皇帝就让他出去到太医那里养病，每月送给他羊和酒。随后，皇帝又特地为樊英造坛设席，让公车令在前面引路，尚书陪同，赏赐小桌和手杖，用待老师的礼节款待樊英，向他询问朝廷大政得失，任命他为五官中郎将。几个月后，樊英又称病重，皇上下诏任命他为光禄大夫，恩准他回老家养病，并让当地官府送谷米，每年依时节送牛和酒。樊英请求辞去职位，诏书晓告皇帝旨意，不予批准。樊英起初接受征诏时，大家认为他一定不会改变志向屈从。南郡人王逸平时和樊英很要好，所以特地写信给他，引用了许多古人的事来比喻开导，劝他接受朝廷的征召。樊英最终听从王逸的建议而前往京城就聘。然而后来他在应对皇上的提问时，却没有新奇的计谋和深远的对策，谈到他的人因此感到失望。当初，河南人张楷和樊英一起应征，张楷对樊英说：“天下有两条道路，出仕与隐居。我以前认为您出仕能够辅佐当今天子，拯救天下百姓。然而您开始时以贵重无比的生命去激怒天子，等到您享受官爵俸禄后，又听不到您匡时救世的主张，这样做真是进退失据呀。”臣司马光说：古代的正人君子，在国家政治清明时就出来做官，国家政治黑暗时就退隐为民。退隐并不是君子所愿意的。然而他们深知，没有人能真正了解自己，正道又不能得以推行，那么，与奸佞之流共事就将伤害到自身。所以深藏自己的才能，远远躲开他们。圣明的君主选用避世隐居的人和提拔出身卑微的人，原本是由于他们对国家有利，并非以此来迎合世俗的视听。因此，在道德上足够用来使君主尊敬，在智慧和才能上足够用来庇护百姓的人，就好比身穿粗布衣但怀揣美玉一样，深藏不售。那么，圣明的君主应该竭尽礼节来征聘他；降低自己的身份来拜访他；谦虚地来请教他；克制自己来听从他的意见。这样，才能使恩泽普施于四方，功业流传到千古。圣明的君主用的是隐士逸民的治国方略，而非隐士逸民本身，注重的是实际效果，而不是徒求虚名。荀子说：“晚上用火光捕蝉，必须把火把燃亮，然后再摇动树枝就可以了。假如火光不亮，即使摇动树枝，也没有用处。现在，君王如能使德行英明，那么天下的人都会归于君王，正如蝉去投奔明亮的火光一样。”有些人主因贤才不应征而感到羞耻，于是用高位来引诱他，用严刑峻法来威胁他。如果他是一个真正的君子，那么高位一定不是他贪念的，严刑一定不是他畏惧的，君主最终还是得不到他。君主能得到的，全都是些图谋高位贪生怕死的人，这又怎么值得尊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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