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是一个怎样的皇帝

要说朱翊钧可真的是一个十分复杂,同时也十分奇怪的皇帝,许多形容他的词都无法全面概括这样的一个人,大家有没有谁能公正的评价一下他?

感觉万历皇帝有些像武宗正德皇帝,很有个性,并且很复杂。万历皇帝,用现代话说,是个很有自我保护意识的人。咱们不考虑深层次的问题,单从事情表面上理解的话,比如,大臣们不让他办成他想办的事,他就30多年不见大臣,也不让大臣们顺顺当当的办事,这不是一个很孩子气的人吗?他喜欢郑贵妃,也喜欢朱常洵,却不能以自己的意志去处理皇位问题;万历执政中后期对言官深恶痛绝,被某些大臣的奏折气得要死,却不能杀掉他们,在那个皇权至上的年代,你不觉得这又是一个挺有人情味的人吗?万历在位期间,出的怪事数不胜数,像妖书案、巫蛊案、梃击案这样的大案,万历都在一个相对而言影响面较小的范围内处理的不算很恰当,否则这些政治案件也不会成为历史的谜团。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又是一个懒散怕事的人。万历更像是宪宗、武宗、嘉靖、穆宗的综合体。关于他勤于政事的年份,时间有限。你用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去思考,谁年轻时没有点雄心壮志啊,这段时间就是凡人与超人的分水岭。能够坚持下去的不一定会成功,但绝不平凡;不能坚持下去的,除了富二代,必定不会成功,而且绝对普通。别说万历办事大臣们处处掣肘,万历的选择并不一定正确。
万历从高拱、张居正手里接过来的遗产是比较丰厚的,而他在他在位期间基本都给造没了,这决不是明君的作为。嘉靖也不上朝,但据史料记载嘉靖批阅奏章是比较详尽及时的,嘉靖属于夜猫子,晚上办公;万历不上朝,也不怎么批阅奏章,所谓万历批阅的奏章、下达的圣旨,到万历20年以后基本都是内阁或司礼监代劳。拟旨虽是内阁的职责,可负责的皇帝会把下达旨意的大意告知内阁,万历20年以后皇帝基本不管这些,有没有他都一样。
楼主不用把当年明月的话太当真,当年明月并不是历史学家,提供的资料也不一定非常准确和详尽。很多史料上的内容和《明朝那些事》并不一致。《明朝那些事》是以刻画人物贯穿明朝276年历史的,而当年明月在描述人物时相当片面,他想把这个人物刻画成正面人物,他就只写此人的正面资料。当然,这也无可厚非,毕竟他是作者。像张璁和桂萼,在书中是比较臭的人物吧?但一条鞭法真正起源于嘉靖9年,一手推动一条鞭法推行的正是桂萼和张璁,张璁廉洁果敢,桂萼勤政练达,算是明朝比较有名的改革家,张居正对张璁也很推崇。而夏言在书中属于正面人物吧,他却是个顽固的保守势力,与世家豪强站在同一条战线,张璁桂萼改革的努力就是毁在他手里,这就是为什么一条鞭法在张居正时期才得到全面实行的原因。徐有贞在书中是个“有不错政务能力的坏人”吧,当然我也不想为他翻案,只不过此人有些事迹当年明月并没有写到。徐有贞在景泰四年曾在山东治水,他做过这样一个实验,a桶底开一大洞,b桶底开若干总面积和a桶大洞面积相等的小洞,泄水的速度b桶要比a桶快,是世界上最早的水箱放水流体力学物理实验,被誉为明代治河浚漕的“四大名臣”之一,至今仍有中国古代水利专家的称谓。在他治水多年后,史料记载:“河堤多坏,唯有贞所筑如故。”徐有贞又是明朝著名的书法家,另外,他是祝枝山的姥爷。这些,只看《明朝那些事》是不知道的。申时行在书中评价不错,可实际上他很多时候都顺着皇帝的意思,大事化小,息事宁人;作为内阁首辅,对皇帝错误的行为不能据理力争,总是打擦边球,绕道走,可谓没有尽到身为人臣的本分,所以万历中后期“法纪渐不振”,万历从勤政到怠政的变化他是有一定的责任的,楼主可以看看明史,更具体我就不说了。王锡爵此人《明朝那些事》的读者都知道,也应该知道他让他孙子王时敏代笔给万历回信的事吧?可王时敏携城向清军投降的事知道的人并不多吧?可以说,《明朝那些事》中除了事件发生的时间没错误之外,内容中也有不少错误,对事对人的描写也很片面,不过可以理解,毕竟史书最难写,众口难调。
明亡于万历,至少是亡于万历年间。因为在万历执政期间和万历之后的天启、崇祯年间(光宗忽略不记了),明朝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官员良莠不齐,国运蒸蒸日下;万历三大征之后,明军精锐尽丧、士卒疲惫、饷银匮乏。到崇祯年间,本想励精图治,可没想到天灾人祸一起来,打李自成时满清的野蛮人在关外捣乱,想攘外安内朝廷里的言官骂声一片,守北京时又碰上瘟疫,城破时崇祯鸣钟召集大臣,之前颇有民族气节反对与满清和谈的忠臣清流们“皆不来”,大臣皆可杀,真的。明朝气数已尽,崇祯无力回天,可造成这一切的,正是万历。在张居正的余晖下,他的怠政乱政没有造成最坏的结果,他本人也不是最昏庸的皇帝,但这苦果,最终落到了他的孙子头上,他最喜欢的儿子朱常洵,也被做成了肉汤。
最后,为什么明朝十三陵,单单万历的定陵被“考古”了?万历的棺椁和包涵了大量历史信息的遗骨,在文革的洪流中也被付之一炬。天怒人怨,祖宗都不容了吗?不一定。这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但仅仅只是历史的巧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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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2-07-17
  《明史·神宗本纪》(张廷玉撰经过大清乾隆皇帝审阅过目):“故论考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赵翼《廿二史札记·万历中矿税之害》:“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清高宗乾隆在《明长陵神功圣德碑》中则道:“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及思宗即位,逆阉虽诛,而天下之势,已如河决不可复塞,鱼烂不可复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怀自免之心。小民疾苦而无告,故相聚为盗,闯贼乘之,而明社遂屋。呜呼!有天下者,可不知所戒惧哉?”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将万历皇帝的荒怠,联系到万历皇帝与文官群体在“立储之争”观念上的对抗。怠政则是万历皇帝对文官集团的一种报复。黄仁宇说:“他(即万历皇帝)身上的巨大变化发生在什么时候,没有人可以做出确切的答复。但是追溯皇位继承问题的发生,以及一连串使皇帝感到大为不快的问题的出现,那么1587年丁亥,即万历十五年,可以作为一条界线。这一年表面上并无重大的动荡,但是对本朝的历史却有它特别重要之处。”
  但若站在心理学的角度,朱翊钧的这种怠政也可以被理解为习得性失助或忧郁症的临床表现。
  在《万历十五年》文末总结,“1587年,是为万历15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追问

听当年明月说,万历28年没上朝只不过是因为喜欢在家里办公,所以这似乎不是很靠谱,毕竟他还是管事的

追答

君臣不见面,如何办公

追问

万历三大征是他主持的,况且叶向高,杨涟,张居正等人他哪个没有见过面?这48年来哪件大事又是他不知道的?

追答

叶向高,杨涟,张居正多是万历十五年荒怠前的辅臣,之后他什么都知道-------------官员空缺为何不补充
明朝最昏庸,最懒惰的皇帝当属万历皇帝.而楼上的朋友列举出来的皇帝只能算是昏庸,不能算是懒惰.而万历皇帝他在位时既然长达40年不上朝听政,处理朝政.却专心研究他个人的敛财方案与淫乐方式.国务院(明朝的内阁)在他在位时期长期没有领导官员任职.而下属在六个部委的领导官员因为阻碍他个人的敛财方案与淫乐方式.他就罢掉了四个部委的领导官,期间并没有派遣官员替补.而是长期的空缺在那里.这样就导致了国家的重要决策政务得不到有效妥当及时的处理.国家机器不能正常运转险些瘫痪.也可以说明朝差点就亡在了万历皇帝的手里.根据史料记载.万历皇帝四十年不上朝听政,处理政务.对朝廷的紧急重要的决策置之不理.导致了一些必要的决策很难落实.就比如万历年间"黄河决堤".地方政府紧急上报要求国家拨款拨粮进行赈灾并拨付中央财政治理黄河水灾.就是这样一件紧急的国家事务.万历皇帝领导的中央政府部门就用了三个月才最终批示下来.因为当时地方政府上报国务院部委,由于四部委没有领导人,不能处理.就上报给国务院.国务院也没有领导人,不能拿出有效的措施方式.最后只能上报给万历皇帝.万历皇帝一看是伸手"要钱"的事情.就久拖不决.最后"黄河决堤"事件不了了之.又比如:此时万历皇帝的明朝处于"内忧外患",北方的女真满祖不断的扩大,与明王朝对持.此事万历皇帝仍是不闻不问,只管敛财.不断的进行全国的加赋工作.甚至"萨尔浒之战"当年国家收缴上来的国家税收准备由户部入库时,却被万历皇帝以个人名义强制划拨到个人账户上.万历皇帝为此还罢掉了财政部部长的职务.国家中枢工作神经彻底瘫痪,国家的运转此时已经真的是举步为艰.最后明朝80万大军围歼萨尔浒(努尔哈赤的老家)一战却败给了才2万兵力的努尔哈赤.由此我们可见明朝最昏庸,最懒惰的皇帝当属万历皇帝.明朝史上没有一个皇帝长达40年不上朝理政.

追问

但是杨涟万历十五年才15岁,所以说这不是很对头,再说万历是28年没上朝,跟你说的40年差的还远着呢!

追答

万历是28年没上朝
杨涟有没有见到万历不好说
但总而言之,万历辜负张居正,辜负了朱氏祖先,蹲着茅坑不拉屎-----当皇帝不尽心尽力,造成朝纲混乱,国运衰落,后金崛起-----万历愧对朱氏祖先,愧对天下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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