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价值，即已经存在的，并不具有广泛争议的公共秩序以及风俗习惯。泛指那些不分领域，超越宗教、国家、民族，出于人类的良知与理性之
价值观念。主张人类应追求长远和短期兼顾的安全、进步、快乐、自由、民主、法治、公正、人权、合法地新建和发展党派团体和宗教组织、合法适度地方自治、高效率和效果、节约、环境保护、适度博爱和互助、合作、善良、仁慈、宽容、和平、讲信用、对话讲逻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道德），防止不顾他人和整体利益的极端自私行为。西方社会学者试图用
普世价值观保持人类各宗教、组织、国家、地区、
意识形态、政治党派之间在
道德底线上的统一，以提前避免人类过度分裂、斗争。
是否存在普世价值，这本身就是有争议的问题。从哲学意义上说，没有只具有普遍性而无特殊性的绝对概念。所谓普世价值，是具有永恒性、普世性的价值，是对所有人都普遍适用的价值。这有三层意义：第一，这种价值具有普遍适用性，即不仅适用于个别人、少数人甚至大多数人，而且适用于所有的人;第二，这种价值具有普遍的永恒性，不仅适用于一时一地，而且适用于所有时间、所有地点，不以任何条件为转移;第三，这种价值要以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命题来表述。可以说，这是关于普世价值的绝对和抽象意义上的定义。
按照这个定义，观念形态的东西很难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普世性。而且从人类发展史看，几乎没有形成从古至今不变的、适用于所有人的普世价值。因而，目前大多数学者并不从绝对和抽象意义上来讨论普世价值，而是从相对性或者说现实的角度来理解普世价值：只要具备或者大致具备了上述条件的命题，即可称普世价值命题。也就是说，这种价值只是具备了在一定范围内的共同性。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价值原则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应该是最具普世性的，而且早在
孔子时代就已经提出来了。但是几千年来，它究竟在何时、何地、被何人真正实行过，又为什么难以实行，则值得做更深入的探讨。“普世价值之争”的一个关键在于“普世价值”是否只属于西方
资本主义的范畴。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明确，我们所说的“普世价值”是人类在交往中逐渐形成的共同价值取向，不是某个民族或国家的独特发明。事实上，非西方文明与“普世价值”之间并不存在一条天然的鸿沟。
佛教文化所提倡的“众生平等”主张，伊斯兰文化所提倡的“为正义和敬畏而互助互爱”观念，
儒家文化中“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思想自由)、“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思想主张，都包含有许多普世性的价值观念，它们都为普世性价值共识的形成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否定“普世价值”并不否定价值共识的存在，但所有的价值共识都不会是“普世”的。应该说，一定的主体在一定的条件下、一定的范围内，可以达成一定的价值共识。比如在
人类文明进步中，在各民族文化交流中，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会逐步形 成对某些基本价值的认可，甚至在全球范围内还存在绝大多数人认同的价值共识。但所有的价值共识都是有条件、有范围的，而且会随着条件和范围的改变而改变， 并不存在一种永恒不变的“普世”的价值共识。必须承认人类在一定范围内、一定问题上可以存在某种价值共识。事实上，西方现在所谓的“普世价值”正是一种发扬其本身传统，学习和整合其他文明的结果的一种价值共识。例如，现在人们认同的西方的
理性主义的形成和中国传统的世俗理性主义分不开。如果人们能够从实践的层面而非从意识形态的层面观察问题，很容易看到，所谓的“普世价值”既可以形成于西方，也可以形成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一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