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有麟是最早将鲁迅的创作与鲁迅的生活―――尤其是与朱安的关系―――联系起来的论者，他说：“倘若家庭能影响一个人的思想同行动的话，那鲁迅先生在北平时，无论是写小说，散文，短评，论文，着重在对旧社会攻击者，那他当时的婚姻同家庭，不能说毫无关系吧？而以后在上海，―――尤其是临死前数年，对于青年之指示方向，对于社会之开辟新路，谁又能说，与那有前进思想，又能诚恳工作的许广平，毫无关系呢？而先生本身，在绝望的家中同在有希望的家中的生活，那意义，也就不很相同吧？”针对自己的创作，鲁迅在《〈自选集〉自序》中说，“此后就一无所作，‘空空如也’”，他只在一九三四年八月写了《非攻》，一九三五年十一二月间写了《理水》、《采薇》、《出关》、《起死》，均非精彩之作，《〈故事新编〉序言》中“速写居多”的自我批评，即针对这成于“有希望的家中”的几篇而言。而同为小说创作，他对在“绝望的家中”写出的《彷徨》感觉要好得多，认为“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划也稍加深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在《〈自选集〉自序》中则自许“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
荆有麟感叹：“鲁迅先生笔下，无论是论文，是杂感，或者散文与小说，很少写到恋爱同温暖的家庭。在《野草》上虽有《我的失恋》，在《彷徨》上虽有《幸福的家庭》，但那‘恋’与‘家’，是充满了怎样失望与狼狈的气氛，便不难想象鲁迅先生的婚姻同家庭生活了。”不妨反过来讲，因为鲁迅有着这样的“婚姻同家庭生活”，所以他笔下的“‘恋’与‘家’，是充满了怎样失望与狼狈的气氛”。正如荆有麟所说：“因为鲁迅先生对于家庭―――其实是对整个旧社会―――的悲苦，在先生思想上，增加了不少的凄惶成分。”
近读乔丽华著《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一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12月第一版），作者引用了鲁迅《寡妇主义》中的话：“至于因为不得已而过着独身生活者，则无论男女，精神上常不免发生变化，有着执拗猜疑阴险的性质者居多。欧洲中世的教士，日本维新前的御殿女中（女内侍），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别的独身者也一样，生活既不合自然，心状也就大变，觉得世事都无味，人物都可憎，看见有些天真欢乐的人，便生恨恶。”继而指出：“鲁迅对独身者的变态心理看得这么透，人们不由联想到他自身，因为他的生活也等同于独身。”
由此再深入一步，就是周作人在《关于鲁迅》中说的：“鲁迅写小说散文又有一特点，为别人所不能及者，即对于中国民族的深刻的观察。大约现代文人中对于中国民族抱着那样一片黑暗的悲观的难得有第二个人吧。……在书本里得来的知识上面，又加上亲自从社会里得来的经验，结果便造成一种只有苦痛与黑暗的人生观，让他无条件（除艺术的感觉外）的发现出来，就是那些作品。”鲁迅“亲自从社会里得来的经验”，应该包括他与朱安的关系在内。
某种意义上讲，朱安之于鲁迅，与卡夫卡的父亲之于卡夫卡，或者西伯利亚监狱之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用相仿佛。陀思妥耶夫斯基写过《死屋手记》，卡夫卡写过《致父亲的信》、《判决》，鲁迅则对朱安的存在以及自己与朱安的关系讳莫如深，他留下的日记中，一共只提过两次“妇”；文章和书信中，“贱内”、“内子”、“太太”、“大太太”之类字样也不多见。没有死刑判决与长期苦役，无以成就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父亲的专横狂暴，无以成就卡夫卡，鲁迅对朱安的极端冷漠，对他自己无疑也是精神上的折磨，这在他那里同样升华为创作热情。正因为由此“造成一种只有苦痛与黑暗的人生观，让他无条件（除艺术的感觉外）的发现出来”，鲁迅笔下之深刻，才为其同时代作家和之后的绝大多数作家“所不能及”。尽管这是巨大而长期的牺牲所换来的结果。而朱安终其一生，只是做了牺牲。
追答谢谢。确实是这样，可怜的朱安，矛盾的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