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08-02-18
这个始于洋务运动及戊戌变法
同文馆的建立
我国历史上很早就有人从事翻译工作，但正式设立外语学校却晚至1862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的同文馆。在清政府与外国订立《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时，竟连一个懂得外文的中国人都找不到，任凭侵略者的蒙骗。
1861年奕欣奏请设立外语学校，培养外语人才和外交人才。1862年8月，同治帝正式批准成立“京师同文馆”。学员学习汉文外，主要学习外文。聘有外籍教师英国人包尔腾，法国人司默灵、毕利干，俄人柏林，美国人丁韪良、傅兰雅、海灵敦等先后任教。丁韪良从1869年任总教习，总管教务达30年。总税务司赫德兼任监察官，实际控制了经费和人事大权。
同文馆完全按正规学校来办，陆续开设英文馆、俄文馆、德文馆和东文（日文）馆。只招收13、14岁以下八旗子弟，后又招收15—25岁的满汉学员，也招收不限年龄的满汉学员。学习期限初定3年，到1876年分为两种：一是由外文而及天文、化学、测地等科的学生学制8年；一是年龄稍大、仅借中文译本学习天文、化学、测地等科的学生，学制5年。1867年时增设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外国史地等。学生最多时达120人。毕业生大多任清政府译员、外交官员和其他洋务机构官员。设有印刷所，翻译印《万国公法》及数理化和文史等方面书籍。1902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
京师大学堂创设于1898年，是在戊戌维新运动的高潮中，由光绪帝正式下令批准设立的，首任管学大臣为吏部尚书孙家鼐。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派的改革措施几乎全被取消，仅京师大学堂得以保留。义和团运动中，京师大学堂停办了两年多，直到1902年1月才得以恢复，由工部尚书张百熙出任管学大臣。是年12月17日，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新中国成立以前，12月7日这一天便成了北京大学的校庆日。这一时期的京师大学堂除开设仕学馆、师范馆以及附设中小学外，同文馆也并入其中。1903年5月，它又将同文馆改成译书馆，于同年8月正式招生开学。
与后来的北京大学相比，京师大学堂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它所聘请的教习，几乎全是有功名的京官，平时上课，乘一泥轿而来，轿夫四、仆役一，到时间则由仆役引至课堂落座，由仆役摆好文房用具。比起教习，学生们的谱儿也不小，这些官宦子弟也是乘轿而来，仆役侍候。上体育课时，教员必须毕恭毕敬地喊：“老爷，向右转！老爷，向左转！”当然，京师大学堂虽然距离现代大学的要求还很远，但在当时的中国，它毕竟汇集了一批人才和图书典籍，开展过一些近代科学文化的教育，可以说功不可没。
1912年5月1日，在时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的蔡元培提议下，京师大学堂正式改称为北京大学，严复为改名后的北京大学首任校长。1917年1 月，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为暮气甚深的北大带来了新的气息。从此，北大走上了一条以“进步、爱国、民主和科学”为宗旨的建校之路，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和五四运动的发祥地。
1898年7月3日，中国近代最早的大学——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开办，它是戊戌变法的“新政”之一。辛亥革命后，改称北京大学。
1862年，清政府在总理衙门设立了京师同文馆。此后，清政府又决定设立算学馆，学习天文算学。同文馆的设立是我国创办新式学校的开端。同文馆是我国成立最早的公立专科学校，后来它并入了京师大学堂，是京师大学堂最早的组成部分。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掀起了一次割地高潮，中国又一次面临被瓜分亡国的危机。为了救亡图存，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发起了一场变法维新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他们认为，要救亡，只有学习外国，实现变法维新，而维新，必须从废科举、立学校开始。
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北京组织“强学会”，购置图书，收藏报刊，供群众阅览，并经常开会讲演，讨论学术，批评时政，宣传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近代科学知识，鼓励人们学习西方，以学以致用的原则来培养人才，最终达到民族自强的目的。
1896年6月，刑部左侍郎李端芬在给清廷的《请推广学校折》中，第一次正式提议设立“京师大学”。1898年初，随着变法维新运动日益发展，康有为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再次提出：“自京师立大学，各省立高等中学，各府县立中小学及专门学”。
在康有为、梁启超的推动下，1898年6月，清光绪帝下《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变法，诏书中强调：“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于是由梁启超起草了一份《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大学堂的办学方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道。”课程分普通学科和专门学科两类。这样，京师大学堂不仅成为全国最高学府，而且是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这个章程是北京大学的第一个章程，也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最早的学制纲要。
1898年7月3日，清光绪帝正式下令，批准设立京师大学堂。1898年至1900年的京师大学堂(后来被称为“戊戌大学”)，一切因陋就简，因此，它在实质上仍然是一所封建书院。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京师大学堂校舍被占，图书设备被毁，一度停办，直至1902年得以恢复,增设预备科（新政科、艺科）及速成科（仕学馆、师范馆）。1903年增设进士馆、译学馆及医学实业馆。毕业生分别授给贡生、举人、进士头衔。1910年改设为经、法、文、格致、农、工、商7科。辛亥革命后改称北京大学。是我国近代最早的一所大学。
科举制度的废除与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化的演进
摘要：科举制度的废除是近代中西文化撞击的产物，但它又影响到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化的演进。首先是打破了儒学上千年来的独尊地位，却开启了中国社会摆脱传统和否定传统文化的先河；其次是瓦解了士绅阶层，却造成了新知识群体的边缘化；再者是推动了乡村文化教育的发展，却导致乡村文化生态的失衡与退化；最后是促进了近代学术的转型与发展，却产生了专营“术”而忽视“学”的后果。
科举制度在近代的废除既是中西文化撞击的产物，也是新旧文化冲突的结果。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废科举不久曾发表评论道：“停废科举一事，直取汉唐以后腐败全国之根株，而一朝断绝之，其影响之大，于将来中国前途当有可惊可骇之奇效。”1尽管他没有具体说明“可惊可骇之奇效”指的是什么，但后来发生的事实印证了其远见卓识，科举制度的废除对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化的演进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就是有力例证。
一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便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成为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精神支柱。魏晋以前儒学与皇权的结合还是比较松散的，而隋唐时出现的科举制度，将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儒学与国家的铨选制度即科举制度揉合在一起，尤其是明清时八股文的出现使得程朱理学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和标准答案。这不仅进一步强化了儒学的官学地位，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为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与其精神支柱--儒学之间的进一步结合找到了一种有效的机制，从而在制度上解决了政治中心与意识形态的一体化问题。早在元代的李世弼便道出其精微所在：“科举……岂徒篆刻雕虫而已哉，固将率性修道，以人文化成天下，上则安富尊荣，下则孝悌忠信，而建万世之长策。……国家所以藉重古道者，以六经载道，所以重科举也。后世所以重科举，以维持六经，能传帝王之道也。”2这样，科举制度将儒家思想规范化与制度化并使之成为封建社会的共同法则和专制统治的精神支柱。
科举制度的废除使专制政权失去了维系儒家价值体系作为封建意识形态核心的根本手段，儒学上千年来的独尊地位顿时被打破。孔子作为儒家学说的鼻祖，“历代君主，莫不尊之祀之，奉为先师，崇为至圣”，在二十世纪初遭到人们猛烈的抨击，斥其为“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李大钊则指出“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3尔后，人们大呼“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4随着儒学革命浪潮的涌起，传统的政治信仰发生动摇，统一的思想模式与传统的价值观念出现崩裂，人们的思想因挣脱了制度文本的约束而获得了极大的解放，立宪主义、共和主义、无政府主义、民本主义、自由主义等思潮纷纷涌现，民主与科学大旗在神州高扬。缘是，学人直言“1905年科举的废止是儒家建制解体的一个最早信号”。5
经学作为儒家学说的化身和传统文化的代表，一直笼罩着神圣的光环。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中小学停止读经和大学取消经学科，儒家经典存在的合法性遭到人们的质疑。钱玄同指出“我们今天该用古文家的话来批评今文家，又该用今文家的话来批评古文家，把他们的假面目一齐撕破”。6顾颉刚也指出我们现在 “治经学的不是延长经学的寿命，而是正要促成经学的死亡，使得我们以后没有经学。”7这一切不但了加速了经学的衰微，而且也否定了传统文化的合理性，由是人们喊出了“无论是古是今，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到他”。8后来出现的“打到孔家店”乃至“全盘西化” 都是这种思想情绪的延续。因此，科举制度的废除在某种程度上开启了中国社会摆脱传统和否定传统文化的大门。
二
士绅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中的主体，它的产生与发展都与科举制度紧密相联。科举制度的产生造就了庞大的士绅阶层，而科举制度的废除又瓦解了这个阶层并催生了新的阶层。科举制度的废除使绅士群体的产生机制不复存在，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选择也由单一变为多样，由必然变为偶然。科举制度原来是举国知识精英与国家功令及传统价值体系相联系的大动脉，科举制度的废除则从此使“两者变得毫不相干，国家与知识大众成为两个不相系联的陆块，各自漂浮。”9这样，中国知识分子摆脱了对政治与王朝的人身依附，成为新的法律制度下的自由职业者，出现自产生以来最彻底、最深刻的变化。我们发现，在清代所修的地方志中，户口职业项目常分为士、农、工、商四大类，士是一个独立的职业项目；而在民国年间所编的地方志中，士不再成为一个单独的职业项目，如在《阜宁县新志》职业表中，职业分为党务员、公务员、学生、律师、工程师、会计师、医生、记者、电务员、邮务员、路员、农人、商人、负贩、矿工、工人、劳工、警察、伶人、杂业等23 项，这些职业基本上是从社会分工角度来划分的。这反映了士人阶层作为一个群体在社会上消亡。“士”的消失则意味着四民社会的彻底解体。这是科举制度废除的一个重要后果。
科举制度的废除又催生了新的知识群体，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传统士绅阶层中分化出一个新的士绅集团。新士绅是传统的士绅群体向新知识分子转化的一个过渡性群体，兼受传统教育与新式教育。据有关研究表明，自19 世纪末以来，尤其是废科举之后，士绅群体中约有五分之一左右的人，也就是说有近30 万人通过各种途径，受到程度不等的近代教育。10另一方面是以新学堂学生为主体的新知识阶层。这个阶层始于戊戌维新时期，随着科举的废除和新学堂的创办，其队伍迅速壮大。
必须指出的是，科举制度不只是一种官吏考诠制度，而是一种包含着对知识阶层的作用、价值及地位积极认同的制度，更是一种在实践上保证知识阶层社会精英受到政府雇佣、受到社会普遍尊敬的制度。废科举后，新知识群体的社会地位也因之失去制度保证，不少人被摒弃在政治权力之外而被边缘化。这对怀抱经世目的、现实政治关怀强烈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是一个残酷的打击。譬如好谈政治的胡适发出了“二十年不入政界，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呐喊，五四运动的猛将傅斯年立志“要以教书匠终其身”，曾以“治世能臣”自喻的丁文江终究没有成为一名政治家而成为一名地质学家。因不能直接参政议政，不少读书人只好发挥坐而论道的长处，有些人连论道的机会都没有，只好苟活于世。于佑任曾对冯玉祥说过：“在中国，只要作对联、祭文、通电时，才想到文人，平时哪个把他们瞧在眼里。” 11这廖廖数语道出了知识分子被边缘化的悲惨境遇。
三
文化是一个由知识、思想、观念、信仰、习俗等组成的意识形态系统。传统乡村文化作为乡村社会心理的积淀时刻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由于科举制度的发展与成熟，中国乡村社会沉积了大批士人，他们既承担着维系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任务，又承担着维持乡村文化生态平衡的功能。科举制度的废除对乡村文化产生重大影响，扼要而言：
首先体现在政治文化方面。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政治被视为统治阶级的专利，官民相隔，这就决定了必须借助第三种社会力量来沟通官民关系。绅士作为官方的代表和村民的代言人，既能起到沟通上下的作用，又能维护基层社会的秩序。诚如梁漱溟先生所言，在中国“士与农之两种人，其间气脉浑然，相通而不隔。”12废科举后，乡村绅士失去了晋升的路径和希望，他们或投入新式学堂，或加入社团组织，以寻求自身利益的生成空间。而这些近代性的机构几乎都几集中在都市，于是他们纷纷走出乡野，踏进都市。这造成了乡村精英人才的急剧流失，因此民国时期地方官员“最堪忧虑者，厥惟士绅不安于其乡”。而留居乡村的士绅素质却不断恶化，“非是劣衿、土棍，即为败商、村蠹，而够绅士之资格者各县皆廖廖无几”。13这不但使乡村政治文化的发展缺少后劲与活力，而且也使乡村权力架构和政治环境极大恶化。在乡村社会中，残存的乡绅势力已是软弱不堪，一些原来处于乡村边缘人物如土豪、地痞、流氓、会道门头目、帮会分子乘机控制了基层社会，“他们大多希望从政治和村公职务中捞到物质利益”。14这样传统村庄领袖不断被赢利经纪人所取代。
其次体现在文化生态方面。虽然废科举后不少乡村也创办了学堂，然而新学堂很难博得大众尤其是乡村民众的赞同。这是因为新学堂在大多数人眼中远不如昔日书院和私塾在地方教化和知识启蒙中所起的作用，不少人对新学堂抱有成见并且鄙视新学堂，“说什么学校里面唱歌、体操和剪纸、拌泥等手中劳作，都是鬼混”，更有甚者以“科举已废，吾家子弟，可不必读书”为由抵制新学堂15，这使新学堂始终不能成为乡村文化延续和发展的推进器。况且学生在学堂所学得的声光化电、法理税则和欧罗巴、亚西亚这些东西都是属于都市的，它们与乡村社会不仅隔膜，而且遥远，学生毕业后也不再回到乡村。这造成乡村文化生态链中断，进而导致乡村文化生态的失衡与退化。
四
科举制度废除后，新教育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机会。清末，全国各地学堂数量直线上升，学生规模急剧壮大。1906年为23,862所，计 545,338人；1907年为37,888所，计1,024,988人；1908年为47,955所，计1,300,739人；1909年为 59,117所，计1,639,641人；即使到了清王朝覆灭之时，学堂数量仍保持在52,500所，学生总数高达近300万人。民国时期，新学堂不断增加，学生数也猛增。1915年全国各地新学堂为129，739所，学生4，294，257人；1922年新学堂为178 ,981所，学生6,819,486人；1929年新学堂为213,010所，学生9,006,390人；1936年新学堂为320,128所，学生 18,625,469人。这显然是废科举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后果。
随着新学堂的大规模兴办，从幼儿园到研究院，各级各类学堂配套成体系，这表明资产阶级性质的现代教育体系基本确立。特别是女子教育的出现，把占人口半数的妇女纳入教育中，扩大了教育对象。人们的知识结构也在废科举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由于新学堂猛增与教育内容更新的结果。据统计，在清末普通学校里，传统的经典知识只占27•1%，而数理化等新知识占72•9%。民国初年，普通学校里传统的经典知识仅占8•4%，而数理化等新知识已占 91•6%。16此外，课堂教学中逐步采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促进了教育从高深的书斋走先广阔的社会，使普通百姓也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与可能。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全民识字率。据统计，1908——1933年全国有小学毕业生7140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6%，统计全民识字率约为26%。17
然而科举制度的废除给近代新教育的发展也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首先是新教育出现贵族化倾向。科举教育或多或少带有平民教育的色彩，士人耕读结合，以自学为主。黄炎培在1931年出版的《中国教育史要》一书的序言中说：“科举废，学校兴，转不免多少带贵族教育的意味。”这体现在废科举后兴办的新式学堂大多分布在城镇，不象科举教育那样遍地开花；而且学费也可观，不象科举教育那样低廉，并且还有名额限制。人们感叹道“自有学校以来，求学机会反不如科举时代之广大。”其次是新教育中人文精神的失落。传统的私学教育，教师设馆教学，因人施教，这不仅有利于教师把握所传授学问之深浅，也便于师生之间情感的交流与志趣的契合。而在废科举后开启的教育现代化过程中，新教育重在知识传播而忽视人格养成。它不问学生程度如何，按班组织教学，学校教育“多变成整套的机械”式的，机械刻板，“使学生立于被动，销磨个性，毁掉性灵”，教师也无法因材施教，“其学业之相授，若以市道交也”，师生之间“除了堂上听讲之外，绝少接谈的机会”18。这样，新教育不可能象传统教育那样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一种人文精神。最后是新教育依然没有脱离科举陋习的侵蚀。科举制度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浸淫千余年的科举遗毒和习惯势力却不可能一下子从教育殿堂上清除。1915年冯友兰考入北京大学，就发现“当时的北大，就文科方面来说，所讲的已觉不是应科举考试的‘举业’的一套，但是大多的学生思想还是科举的一套，还是以学校毕业作为功名利禄的手段，认为学校毕业相当于科举的举人、进士等资格”。19
五
西方社会经过工业革命后进入近代，出现了社会高度分化，并导致社会角色专门化，其中知识群体与职业官僚发生了制度性的剥离，出现了学术专门化趋向。在中国传统社会，由于“学而优则仕”思想观念的束缚，社会体制必然限制专业化分工的发展和职业化规范的形成。美国学者赖文逊曾说过，中国“学者的人文修养，是一种与官员任务略不相及的学问，但它却赋予了学者以承担政务的资格；这种学问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需要技术效率之官员职能的履行方面，而在于为这些职能提供文化粉饰方面。”而“他们的人文修养中的职业意义，就在于它不具有任何专门化的意义”。20这种制度化的一身二任与近代社会专业的分工原则相背离。
随着西学东渐，中国学术由于政学不分而缺乏独立品格的现象越来越明显，人们要求学术独立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近代中国一些敏锐之士在放眼世界过程中隐隐约约觉察到这一点。薛福成是较早认识到学术专门化倾向的人士。他在文章中指出，西方人所讲求的学问“有算学、化学、电学、光学、声学、天学、地学，及一切格致之学；而一学之中，又往往分为数十百种”，所以西方用人“皆倚厥专长，各尽所用”。21而严复则认为“国愈开化，则分工愈密，学问政治，至大之工，奈何其不分哉！”于是提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的办法，也就是把“名位”分为政治名位与学问名位，“学问之名位，所以予学成之人；政治名位，所以予入仕之人”。22人们在呼求学术独立之时，把矛头直指科举制度。科举制度的废除在实践层面上促进了仕学分途，学人摆脱了长期以来挥之不去的“读书做官” 思想的束缚，开始关注学术的独立品格，认识到“治学与做官是两途而不是一途”，主张“为学问而学问”，不少人如陈垣、黄侃更是退出政坛而专心治学。
学术话语也随科举制度的废除而发生转换，白话文的出现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就是例证。科举制度的废除割断了旧式文章与功名利禄的联系，使得八股文失去了“再生产”的凭借，从而为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扫清了道路。如果科举制度不废，时文与墨卷依然是名利的敲门砖，那么中国的读书人仍要“钻在那墨卷故纸堆里过日子，永远不知道时文、古文之外还有什么活的文学”。胡适在当时曾说过“倘使科举制度至今还在，白话文学的运动决不会有这样容易的胜利”。23 这不仅仅是一场学术话语的革命，更是一场意义上的革命，因为它改变了过去人们所惯习的思想活动路径。
科举制度的废除还大大推进了二十世纪初中国学术文化的繁荣与发展。首先是学术地位的专门化使学术不再成为附庸，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学术的独立发展。由于科举的废除使四书五经失去独尊地位并导致经学衰微，这使以经学为主导的传统学术格局逐渐解体，各门学科的分化与独立从可能变为现实，于是分支学科相继独立，如政治学、经济学、地理学、法学、哲学等。学术地位的专门化为二十世纪初中国学术的独立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其次是学术方法的科学化使知识分子的心灵、知识和经验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和拓展，造就和壮大了现代学术队伍。学人们在废科举后摒弃了传统学术的研究方法，吸收了欧美现代学术的研究方法，愈来愈强调“学术自身的使命与尊严”，主张“研究文学，决然不再做古人的应声虫；研究文字，决然不再向四目苍圣前去跪到；研究语言，决然不再在古人的科学圈子里去瞎摸乱撞；研究歌谣民俗，决然不再说五行志里的鬼话；研究历史或考古，决然不再去替已死的帝王作起居注”。24这样，现代性学术队伍的形成和壮大，促进了二十世纪初中国学术的发展与繁荣。再次是学术形式的通俗化，吸引了大批有志人士登入学术殿堂。言文不一既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也是一大包袱。费正清曾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指出“中国的书写文字并不是中国农民借此可以获得真理和知识的敞开的大门，而是阻挡其上进的拦路虎，……它是钻研学问的障碍而不是助力。” 废科举后八股文的没落与白话文的出现以及因新文化运动引发的学术形式改革，譬如采用汉语拼音、标点符号、阿拉伯数字、横行排列、章节体裁等，让学术脱掉贵族的外衣而披上平民的服装，这既有助于有志之士进入学术堂奥，也有利于学术的普及与推广。最后是学术灵魂的产生和学术重镇的出现，为二十世纪初中国学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一批举足轻重的学术带头人在二十世纪初纷纷脱颖而出，试以清华研究院为例，如梁启超是近代各种新学术的倡导人，王国维是近代人文新学术的代表，赵元任是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李济是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这些人对二十世纪初中国学术的发展起到了开风气的作用。北京和上海两地则因其聚集了一大批名校和名师成为二十世纪初中国学术的重镇。因此，梁启超直率指出现代学术之所以有进步路径“这里头最关键者就是科举制度之扑灭”，此言不虚。
虽然科举制度已被废除，但学术领域中的科举残余却没有因此被清除。这体现在学人专营“术”而忽视“学”，“人多喜作政客，鲜为学者”25， “结果名是成了，学问却谈不上”，“学者无大野心，也无大成就，总是几年换一批，学问老是过时！”26这是传统的“读书做官”思想余孽作祟的结果。为此王国维断言中国学术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27。
总而言之，科举制度的废除不但影响到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化的发展进程，而且也关系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走向。因而科举制度的废除不仅是中国政治改革一个重大决策，同时也是中国文化转折一个十字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