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的英国，美德与效率的交融塑造了帝国的基石——"灵活"性，体现在机器的革新与劳动力的重新分配上。(工业革命的催化剂，机器的引入不仅改变了家庭结构，还催生了契约的革新，劳动力从单纯的个体交易升级到家庭成员的集体出卖，揭示了资本主义的道德困境。)机器的力量使得妇女和儿童的劳动力成为可能，家庭劳动时间显著缩短，但与此同时，生产成本的增加对工人家庭构成了沉重负担。
然而，这股“灵活”力量也带来了残酷的现实。例如，广告中招募的12至20岁的少年，尽管工资微薄，却成为工厂的劳动力源泉。工厂法虽然限制了13岁以下儿童的工作时间，但虚报年龄的现象普遍存在，导致大量未满13岁的儿童被非法雇用。伦敦拜特纳－格林区，甚至出现了公开的儿童租赁市场，低廉的价格下，儿童成为了工厂的牺牲品，充当了资本的廉价劳动力，他们的死亡率也因此居高不下。
在工厂区，鸦片消费的增加与教育困境并存。医生和视察员担忧女工和童工的恶劣工作条件。1844年的工厂法试图引入教育条款，但执行乏力，学校质量参差不齐，甚至有些教师无法胜任教育职责。资本家强烈抵制教育条款，儿童被迫在缺乏教育的环境中承担繁重劳动。在特殊工厂，如印花厂，强制教育的规定徒有其表，实际效果微乎其微。
机器的使用带来了工作时间的混乱，一方面，受制于法律的工业部分开始尝试克服教育问题，而在不受约束的工业中，如玻璃厂，老板詹·格迪斯视教育为工人独立的威胁，机器的效能被优先追求。资本家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榨取剩余价值，机器的引入初期，利润丰厚的背后是无尽的剥削与道德边界挑战。
尽管法律试图限制工作日，但资本家转而寻求通过提高机器效率来获取相对剩余价值，而非单纯延长工作时间。在这样的背景下，工作日的缩短并未带来预期的效率提升，反而促使工厂主通过增加劳动强度来弥补时间的减少。然而，随着机器速度的提升，劳动强度的增加导致工人过度疲劳，工作时间的压缩实际上加剧了资本对工人的剥削。
在工厂主看来，12小时工作制下的工人效率已极高，但实验显示，工作时间的细微调整并未显著提高产量，反而使工人承受更大的劳动强度。19世纪后期，尽管机器革新使劳动强度上升，工作时间的缩短并未解决根本问题，反而引发更多争议和工人的反抗。机器的普及，既是技术的进步，也是社会矛盾的催化剂。
机器的普及不仅改变了生产方式，还带来了新的剥削形式。工人在机器和资本家的双重压迫下，生活条件恶化，甚至面临生命安全的威胁。工厂视察员的报告揭示了资本家对工人安全的漠视，以及机器如何加剧了工人之间的竞争和劳动力价值的降低。
机器的引入导致工人阶级的过剩和贫困，熟练工人的失业和工资波动成为常态。大北铁路公司和雷德格雷夫的观察指出，机器改良带来的效率提升，使工人数量减少，工资下降，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和冲突。
1866年后，尽管工厂主利用机器改进扩大市场，但工人反抗和工资削减接踵而至。机器不仅作为竞争者存在，更成为资本家控制工人和镇压反抗的工具。机器的使用引发的社会影响复杂且充满伦理争议，它在带来效率的同时，也孕育了新的社会问题和矛盾。
总的来说，大英帝国的“灵活”性在工业革命的浪潮中，既是技术进步的象征，也是社会不平等和工人苦难的催化剂。它推动了生产效率，但也加剧了剥削，引发了关于道德、劳动与社会公正的深刻反思。机器的使用，如同一把双刃剑，深刻地塑造了帝国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