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球场上，北京上海比赛从球员到球迷都不用动员。在网络上，凡是涉及到北京或者上海，两地人都互不服气，甚至看对方的优点也不顺眼（当然大多数人也没工夫扯这个闲篇，大多数上海人、北京人也是互相尊重）。
比如说到北京话，北京以外的一些人常常不满甚至讨厌北京话，认为牛、油、损、空??
但我发现上海的文化人并不讨厌北京话，有的甚至充满感情。中国当代最有才华的作家之一王安忆以一个上海文化人的眼光来看北京人的语言：“走在皇城根下的北京人有着深邃睿智的表情，他们的背影有一种从容追忆的神色。护城河则往事如烟地静淌。北京埋藏着许多辉煌的场景，还有惊心动魄的场景，如今已经沉寂在北京人心里。北京人的心是藏着许多事的。他们说出话来都有些源远流长似的，他们清脆的口音和如珠妙语已经过数朝数代的锤炼，他们的俏皮话也显得那么文雅，骂人也骂得有文明：瞧您这德行!他们个个都有些诗人的气质，出口成章的，他们还都有些历史学家的气质，语言的背后有着许多典故。
他们对人对事有一股潇洒劲，洞察世态的样子。”一个纯粹的上海人把北京人观察的这样透彻，而且不乏感情，也许值得北京人感谢和骄傲。
北京人的幽默语言不是自当代始，而是世代相传。
首先，幽默的语言智慧是从老北京文化传承而来。北京人说话就是逗。哪怕有的时候身陷囹圄，也会用幽默的语言化解。文革中“三家村”的吴晗和廖沫沙，那是被“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的人物啊，那压力就别说了。他们关进一间房子，老北京的中共北京市委的统战部长廖沫沙对吴晗说：“我们两个成了名角，假如我们不来。这场戏就唱不成了。”吴晗说：“我们唱的是什么戏呀？”廖沫沙想吴晗是北京副市长，相当于古代的地方官，联想起陶渊明，说：“这出戏就叫《五斗米折腰》啊！”您看，咱北京市的老领导这个时候还这么幽默。
幽默不分贫富，不分文化高低，好像在这块土地生活的人都有与生俱来的幽默细胞。启功是中外闻名的文化名人，但是他不仅没有名人和泰斗的架子，反而幽默的对自己进行自嘲，他给自己写的《墓志铭》短短几十字，堪称老北京人幽默的经典：“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启功还有件趣事也是老北京人的做派和老北京人的幽默。他的字当然是洛阳纸贵，仿冒他的字发财的也不少。有次他到荣宝斋，一位仿冒者正用启功委托他卖字的谎言行骗，荣宝斋的工作人员告诉这个仿冒者：“启功先生就在店里呢。”接着就把老先生叫来，仿冒者顿时满头大汗，启功先生看了看他的字说：“其实你写的比我好。”启功又对画店工作人员说：“他用我的名字说明他有困难，这件事就算了。”仿冒者感激不尽，启功老先生又叮嘱他：“你可别用这种字写反动标语啊。”
启功作为一个学界泰斗如此，平民百姓也如此。北京人讲究“逗闷子”，说白了就是用嘴找乐儿。自己的嘴过了瘾，把别人说的全神贯注或者捧腹大笑，就是说话的人莫大的幸福。外地人来北京看电视、听广播，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侃谈节目特别多。不仅仅时政要闻会请来专家分析品评，就是娱乐也会引来众多的观众听众。人们发现，干这一行的评论员乃至观众都把侃谈做为一种乐趣，谁侃的好就像在台上唱了一手好歌能博得听者的满堂喝彩，而且幽默是侃的好坏的重要标准。这些年足球职业联赛，电台在球赛完的当晚“研讨”刚结束的比赛,热线忙得从来都打不通，外地来京的人很感惊异,有的广东人甚至说:“有这功夫做点生意不好吗?”他们不知道，北京人的侃谈尤其是喜欢逗闷子就如同广东人的早茶一样不可缺少。
有句话有些偏颇：“宁听北京人吵架，不听关外人说话”，多少也说明北京话受到喜爱。像老舍先生在《正红旗下》倾注全部感情的福海，他对福海说话也极尽赞美：“至于北京话呀，他说的是那么漂亮，以至使人认为他是这种高贵语言的创造者。即使这与历史不大相合，至少他也应该分享‘京腔’创造者的一份儿荣誉。”这何尝不是老舍先生自己对北京语言的追求呢！
王安忆这样的上海文化人高度评价北京话，可能与她接触下层北京市民较少有关，因为她毕竟属于上流社会。应该承认，北京近年来在语言方面也渐渐失去了早年的温情脉脉。北京人的语言优势常常因不节制乃至滥用而多有失去本色，这也是一部份北京人需要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