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自律

今天就要(半小时之内)

1.鲁迅生于1881年9月25日,出生于绍兴城内都昌坊口一个破落的士大夫家庭。鲁迅原名周树人,英年早逝,他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

鲁迅自幼聪颖勤奋,三味书屋是清末绍兴城里的一所著名的私塾,鲁迅十二岁时到三味书屋跟随寿镜吾老师学习,在那里攻读诗书近五年。鲁迅的坐位,在书房的东北角,他使用的是一张硬木书桌。现在这张木桌还放在鲁迅纪念馆里。

鲁迅十三岁时,他的祖父因科场案被逮捕入狱,父亲长期患病,家里越来越穷,他经常到当铺卖掉家里值钱的东西,然后再在药店给父亲买药。有一次,父亲病重,鲁迅一大早就去当铺和药店,回来时老师已经开始上课了。老师看到他迟到了,就生气地说:“十几岁的学生,还睡懒觉,上课迟到。下次再迟到就别来了。”

鲁迅听了,点点头,没有为自己作任何辩解,低着头默默回到自己的坐位上。

第二天,他早早来到学校,在书桌右上角用刀刻了一个“早”字,心里暗暗地许下诺言:以后一定要早起,不能再迟到了。

以后的日子里,父亲的病更重了,鲁迅更频繁地到当铺去卖东西,然后到药店去买药,家里很多活都落在了鲁迅的肩上。他每天天不亮就早早起床,料理好家里的事情,然后再到当铺和药店,之后又急急忙忙地跑到私塾去上课。虽然家里的负担很重,可是他再也没有迟到过。

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每当他气喘吁吁地准时跑进私塾,看到课桌上的“早”字,他都会觉得开心,心想:“我又一次战胜了困难,又一次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我一定加倍努力,做一个信守诺言的人。”

后来父亲去世了,鲁迅继续在三味书屋读书,私塾里的寿镜吾老师,是一位方正、质朴和博学的人。老师的为人和治学精神,那个曾经让鲁迅留下深刻记忆的三味书屋和那个刻着“早”字的课桌,一直激励着鲁迅在人生路上的继续前进。

鲁迅十七岁时从三味书屋毕业,十八岁那年考入免费的江南水师学堂;后来又公费到日本留学,学习西医。1906年鲁迅又放弃了医学,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学校教过课,成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鲁迅是中国文坛的一位巨人,他的著作全部收入《鲁迅全集》,被译成五十多种文字广泛地在世界上传播
2.口述历史:张学良
细说身世

我们家本来姓李,不姓张。我们是大城人,原籍河北大城县。

一九九零年三月,著名史学家唐德刚教授在台北采访张学良时,张将军追溯了张家的渊源。
“那后来怎么改姓张了呢?”唐教授问道。

是这么回事,是张家的姑娘嫁到了李家,可是姓张的家里没有男孩子了,怎么办呢,就把我们李姓的男孩子抱了一个给张家,就这样姓了张。

后来,我把我们李姓的祖宗都找到了。我曾跟我父亲说。现在我们李家已没有人了,你干脆把我再过继过去吧,我父亲听后还连连说“好”,可实际上也没有再去做。 [
我降生的地名叫八角台,我实际上不是在地上降生的,我是在车上生的。你看,我的头上都有疤,就是在逃难的车上碰的。我小时候有病,身体很不好,还吐过血。那时我母亲又有病,没有奶吃,她就把那高粱米饭嚼碎了喂我。我没想到我还能活这么大岁数。
我原来不叫小六子,叫双喜,这个名字有点来历。

三岁那年,算命瞎子说我命太硬,克父母,必须到庙里许愿,做佛门弟子,才能消祸免灾。 [
母亲于是把我许到庙里去当跳墙和尚。什么叫跳墙和尚?就是许到这个庙里当和尚,然后再跳墙跑掉。
因为当了和尚,我就不叫双喜了,就把双喜做了个纸人放在庙里,我本人踏着一个板凳跳墙跑了。纸人的双喜就放在了庙里,这样我的名字就没有了。出庙时听到有人头一声喊什么,我的名字就叫什么,结果头一声听人喊一个小孩子叫小六子。我说笑话,那时如果有人喊王八蛋,那我的小名就叫王八蛋了。

我四五岁时,父亲归朱子桥管,已当上管带了,统领二百多人马,驻防在新民府,训练士兵。我是在新民府长大的。新民府离奉天一百二十里地,那里驻有日本兵。有一回,当兵的去玩妓女,双方打起来了,我父亲的兵被日本人打死了两个,父亲火了,非叫凶手偿命不可。那时由官府办案,一个兵给赔了五百两银子。父亲更火了,过了三天,父亲派人打死了三个日本人,一人赔了五百两银子。他说,我拿一千五百两银子不就完事了嘛牎这事闹得很厉害。

不久,上头就把父亲调到辽源驻防,我原配就是那儿的人。在辽源,父亲给我请了个英文教师。这个人我现在很想念他,我到他那儿去念英文,先生对我很客气。你说这个英文怎么念吧,他是广东人,他老人家说广东国语,教我念英文nine(九),就发音念作“狗”。那时候念英文,旁边并没有中国字注解,那我以为就是“狗”了。后来又念dog,他说这是“犬”,我脑子想,这“犬”与“狗”有什么区别呢?我就想,nine可能是大狗。后来,慢慢地出现ninedogs,哎,它们两口子怎么堆到一块儿去了?后来才知道nine是“九”。我这就是说,先生对我这样的客气,我有许多是自悟,也不能说是自修。

我小时候是有点儿小聪明,也非常调皮。那时念书,我们共三个人,一个表弟,还有一个堂弟,我们就抓着苍蝇放在一个瓶子里,把粉笔碾成粉末,各人有不同的颜色,我是红的,你是蓝的,他是白的,苍蝇就在粉末里扑棱棱,满身是颜色。搞完之后,这就是我的兵了,看谁比谁抓得多。上课时,苍蝇坏透了,我们的老师是近视眼,坐在那儿看书,苍蝇飞来就落在他书上。他说,噢,这苍蝇怎么是红的,而且这红苍蝇还扑扑地弹下不少粉末,这是怎么回事?我们看见了这情景,都偷偷地笑,老师猜想一定是我们干的,后来就翻我们抽屉,把苍蝇都翻出来了,第二天就打手板。

白老师教了我近两年,他就跟我父亲说,你不要让你儿子念书了,他总不是一个念书的人,他要干什么,你就让他干什么好了。

翩翩少帅
那时,我们住的地方叫新民府,当时铁路就修到这里,还没有修到省府,新民府离省城还有一百二十里地,所以那时新民府很发达。

记得住在新民府时,有一次,人家过年送礼,抬来一大盒子香蕉,是青香蕉,大家说,这是啥玩艺儿?有明白的人说这是洋茄子。那怎么吃呢?煮着吃,不行,不行,煮着也不好吃,太涩。有的说生吃,蘸着酱油凉拌吃,结果,凉拌也不好吃。

随着父亲的飞黄腾达,我搬进了奉天的大帅府。当我站在帅府门前时,不由得惊呆了:大门对面立着一座大照壁;外门两侧墩放着石雕抱鼓石,前有一对威风凛凛的石狮雕像;青石垫铺的门阶,宽敞整洁;滚圆高耸的廊柱,威严壮观;而遮阳生阴的青瓦屋檐,朱漆雕花的镂空柱子,又平添一股灵细的秀美。

“啊,好气派牎”这不跟画上的那些王公贵族之家一模一样吗?

大帅府的三少爷学曾最爱逗蛐蛐。有一次,他差孙大虎出府帮他去捉。不料,大虎与大西关税捐局周局长的公子发生争斗,双方一场恶战,大虎被周家仆人痛打了一顿,又被扭送到五斗局派出所。
所长一看,嗬,一穷小子竟敢对周少爷大打出手,这还了得。二话没说,拿出一根皮带对着大虎劈头盖脸地抽打起来,两个巡警也一拥而上,大虎被打得嗷嗷惨叫。所长怕出人命,连连摆手喊停,说道:“押起来,找保再出去。”

大虎冷笑着拿起电话说:“好,好,我找保,我要七十九号牎”此话一出,在场的人都傻了眼,知道此人真的是有来头的。

“这还了得,你们简直没有王法了牎”当三少爷学曾乘车直奔派出所,见到鼻青眼肿、口角流血的大虎时,怒气冲冲地对所长喝斥道。

“请三爷息怒,求三爷息怒,这完全是误会。”所长连忙赔罪,并上前替大虎松绑。
“啪牎啪牎”大虎给了所长两耳光,抖起精神骂道:“我说我是帅府的,你们不信,还说三爷顶个屁,你们不是说谁也不怕吗?”

我知道后,赶快赴派出所,向所长一再道歉:“帅府子弟缺少家教,给您添了麻烦,特来赔礼。”所长闻言,惭愧不已。

我向弟妹们说:为人要正派,千万不要仗势欺人。我们要和老百姓讲团结,才能给老张家增光,否则,只能给爸爸抹黑。爸爸太忙,年纪大了,有时顾不过来,我要替爸爸管教你们。我是大哥,你们要听我的话。 [

我十五岁那年,有一次,我父亲跟我说:“你晓得吗?你妈妈死的时候,留下几万块钱,那个钱,在你姐姐手里,那钱是留给你们三人的,不是单独给你姐姐的。”我冲着我爸爸笑了,说:“你那几个钱算什么玩艺?别说那几个钱,就是你再多的钱,我也没看在眼里。”我爸爸把眼一瞪,瞅瞅我。我说:“我能挣,而且比你挣得多。”我父亲还说:“你好大的口气牎” [
一九一七年六月,我加入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结识了一些外国学者和教育家,以及一些英美籍的朋友,其中,任青年会总干事的美国人普赖特成为他的终生密友。
在基督教青年会里,我一边汲取西方文化。一边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有一次,青年会为赈济河北水灾举行义卖,有关资料还记载:“张学良身着紫色上衣,在会场往来穿梭,十分活跃。他手拿大把物品,逢人必劝购,他高呼‘密斯特’,卖得最多。”

由于青年会办得热火朝天,上海总会的余日章、北京总干事陈敬一、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相继来奉天演讲,我每次都参加,还在大帅府里盛宴招待。

一次,南开校长张伯苓来奉天青年会讲演,提出一个“中国不亡有我”的观点。 [

对他演讲的题目,我几乎要上台去骂他:“中国不亡有你?”我想,你这个混蛋,你算个什么玩艺儿?可是仔细一听,他演讲的意思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说大家不要你赖我,我赖你,国家的事,大家都有一份,大家都有责任。我深受感动。

凤命千金
那时,人家对我父亲都敬而远之,都叫土匪军队,都怕我父亲。但辽源的商会会长于文斗,后来就是我的岳父,对我父亲非常好,他慧眼看中了我父亲。他说我父亲可不是平常人,将来一定会有大发展。就这样,我们两家订了亲。我太太比我大三岁,那时,我根本不知她长的什么样儿。由于算是包办婚姻,我跟我的原配太太不是那么太合得来。

关于张学良同于凤至的婚姻起源,于凤至的侄子于兆瀛有详实的回忆。他说:“有一天,我祖父请来一位算命先生。按照祖父的吩咐,每个人要有各自的卦。刚算完卦,忽听外面报称:‘张统领到。’接着,我祖父就和张作霖谈了起来。”

谈话时,张作霖无意中翻阅卦帖,当他翻看到其中一个卦帖时,上面写着于凤至生于一八九七年,属凤命。
“凤命”二字使父亲眼睛为之一亮。他连忙仔细地打量了正在倒茶的凤至。但见凤至身材颀长,五官端正,特别是脸上一双动人的凤眼,更显得端庄大方,精明能干。父亲满意地看着她,自言自语道:“凤至,好吉祥的名字啊牎凤命,乃吉人之命。凤至,凤至,直到皇后为止。那么,和她结合的人,一定就是皇帝了。”

不出三日,张作霖就托粮栈掌柜张杏天来于家提亲。

原来,张作霖回去后找他的下属认真地推算了一番,确认将门虎子配以凤命千金,乃是天造地合之良缘。
此时,张学良才八岁,于凤至十一岁,女大男小不合常规,于家为此颇为踌躇,张作霖便又请好友显泰说情,从中玉成。结果,终于如愿以偿,张、于两家订了娃娃亲。
为了让于凤至将来做好少夫人,于文斗特意将于凤至送到奉天女子师范学校深造。凤至天资聪慧,以优异成绩毕业。

一九一六年四月,于凤至与张学良结为伉俪。婚后,于凤至以其雍容大度、贤淑聪慧,渐渐赢得张学良的敬重。两人兴趣相投,相敬如宾,体贴关怀,感情日益融洽。
至于张大帅,对这位大儿媳妇更是宠爱有加。

张作霖治家严谨,大帅府里的规矩很多,也很严。比如说开饭,张作霖就规定:“过了晚上九点钟,不管是谁,厨房一律不候。”

可是,有一年夏天,于凤至和二小姐张怀英去看戏,晚上十点多钟才回来,就让厨房给准备点消夜。在朦胧的月色里,张作霖见一个厨师提着食盒走来,大声喝问道:“这么晚了,给谁送饭?”厨师怯声答道:“报告大帅,少奶奶和二小姐看戏才回来,还没有吃饭呢。”张作霖一听,忙说:“好,好,快给她们送去吧。”

我常跟太太说,你嫁错了人。为什么呢?我跟你说说这个道理,我是上战场的人,那打起仗来,真不知道谁能回来谁回不来。
张学良同于凤至育有四个子女:女闾瑛,子闾、闾、闾琪。其典故出自于《尔雅·释地》:“东方之美者,有医无闾之琪焉。”
她生这第四个孩子的时候,得了很重的病,爬不动了,是不治之症。那时,她母亲还在。我岳母就和我的姨妈商量,说我太太有一个侄女,就要我娶她这个侄女,以便照料她的孩子。我跟他们说,她现在病得这么厉害,我要是真的娶了她的侄女,那我不就是这边结婚,那边催她死吗?那叫她心中多难过。我说这样吧,这事我答应,如果她真的死了,我一定会娶她的侄女,你当面告诉她,她自己要愿意,愿意她侄女给她带孩子。她后来没有死,所以,后来她放纵我,不管我,与这事多少有一点关系。

“于夫人跟宋美龄是结拜姊妹吗?”唐教授问。

这倒不是。她随我到南京时,又到了上海,我的太太拜宋老太太为干娘,那时都兴认干娘,我太太是宋老太太的干女儿。

演兵习武
我父亲原本想造就我成为一个文人,而我却想学医,还想到美国去。
我说个你别笑话我的话,自古英雄多好色,未必好色即英雄。我还喜欢女人,喜欢跟女人在一起。我想自自由由地干点儿事,可一惹上政治,这事儿就不同了。

当时,我还认识一个人,叫陈英,当时任奉天车辆局局长,那时,我身体不太好,还常吐血,我真没想到我会活这么大的岁数。陈英说,你这是肺病。我是上了他的“当”了,这家伙对我说,你的身体很弱,英文也不怎么好,数学这一套你都不懂,你上美国去能行吗?再说,你要走了,不与你父亲商量商量,多么伤他的心,多不好啊。 他说,我给你出个主意好不好?你就跟你父亲说,你要去美国学军事,那他一定很愿意。你只要到了美国,他能管得着你学什么吗?

我一想,这主意不错,就跟我父亲说要考军官学校。结果,美国没有去成,反而决定去报考保定军校。我们是由段芝贵保荐的,由于考期已过,校方特意为我们四人另外加考了一场。考试时也真绝,我们四人互相对抄。但数学四个人都不会,主考官一看急了,赶紧拿出去找人代写,结果,我们都考取了。但后来我没有去就学,改入了东北讲武堂。如果去了,那就是第八期,与陈诚是同学。

我入东三省讲武堂,是给我父亲激的。我跟我父亲一说,父亲大吃一惊,他说:“什么,你要上讲武堂?你别给我丢人了,你去不几天干不了,又出来了,那不是给我丢人吗?”我一被激,就说:“人家能,他们能干得了,我为什么就干不了?”我父亲说:“好,你若能在讲武堂毕业的话,你出来我就给你个团长当当。”

我父亲教训我一句话,他问我,你真要当军人吗?他说,你要想当军人,就要把脑袋拉下来拴在你裤腰带上。他那意思就是说,不一定是被打死,也许是被长官处死,要干,要当军人,你就要把死字扔开,所以我脑子里一直没有这个“死”字。在讲武堂,我结识了教官郭松龄(茂宸),这对我以后的政治生涯及东北军的正规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张作相是东三省讲武堂的堂长,军权都在他手中。可以这样说,他待我父亲,比我对我父亲还要好。我曾见过我父亲如何对待他,有时候都感到毛骨悚然。他那时都当师长了,我父亲还对他说骂就骂,然而,他却仍旧那样,恭恭敬敬地站在那儿。

张作相对父亲忠心耿耿,但并非愚忠,他敢于直言,因而深得父亲信任。张作相常在别人危难之际给人以帮助,因而在奉系中素有“忠厚长者”之称。

张作相当时任二十七师师长,并兼任卫队旅旅长。本来他想让出这旅长职务,可是为了我,他不让了。那时,我在讲武堂还没毕业,上第三学期,我就当上他的卫队旅第二团团长了。不但当了团长,旅里的许多事,包括某人上任出进,他都要我来过问,那我也就毫不客气,就等于我当了旅长一样。所以,从我在讲武堂当学员,从我当卫队旅团长开始,我实际上成了张作相的代理旅长,他仅是名义上的旅长,我一直跟在他后面晋升,直到我自己拿到军权。
他老先生当师长的时候,很节俭。我们那儿,早餐往往搞点鸡蛋把它炒咸了,叫做鸡蛋酱。他老人家早晨吃鸡蛋酱,还留着一点中午吃,炒一个鸡蛋还舍不得一下子吃完呢。
毕业后,我二十岁时就正式当团长了,我那部下还常跟我开玩笑,叫我“黄嘴鸭子团长”,意思就是还嫩着呢。
有一次,军中两名通译跑到当地妓院白吃白嫖,人家告状来了,我便下令将此二人在妓院就地枪决,并暴尸不收。但三四天后,妓院受不了了,说死尸摆在那儿,没人敢上门,无法做生意了,这才收场。
还有,我们剿匪,打仗前一个小时,就下令不许尿尿,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你根本不知道。因为枪栓无法打开,冻上了,不用热尿一涮,就打不开枪栓。

赴吉林剿匪是我实地参战之始,也是我“剿抚并用”、从事和谈之始

邂逅美龄
跟我打过仗的,吴佩孚是我最不佩服的。那人真是“西蜀无大将,廖化为先锋”。当年我想不通为什么吴佩孚会得到这么大的名气。当然,他是会写点字的人,当年从军的人大多是老粗。但说到他作战,可以说毫无能力。所以,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叫我们把他打得稀里哗啦。

那个时候,陕军第一师师长姓张,参加了山海关之战。该师在被我们打得最危急的时候,向吴佩孚求援了。吴佩孚就给张发来这么一个东西,他不是像我们军队下命令那样,按一定的规矩来,而是随心所欲地写道:“张学良黄毛儒子算什么东西?本大帅明天抵达前线,他立刻就得逃掉。”

我是怎么拿到这个文件的呢?原来,张师让我们打败了,他的司令部被抄了,这东西被我拿到了。我看到这东西后大笑:“你吴佩孚这样指挥军队,军人怎么去为你打仗?”我把这东西留下来,当宝贝放着,可惜在北京时搞丢了。

十二月四日,孙中山先生抵天津,随同者有夫人宋庆龄及李烈钧、戴季陶等人。码头上,人群簇拥,军乐齐鸣,欢声雷动;街道上,鞭炮震天,商民咸庆,夹道欢呼。孙中山先生抵津的当天,张作霖、冯玉祥、段祺瑞一同抵孙中山先生下榻的住所拜会。

第二天,孙中山先生来到张作霖家回拜,李烈钧、孙科、邵元冲和汪精卫同行。孙中山从容地走下汽车,态度安详,气宇不凡,手执文明棍,缓步迈上台阶。

宾主寒暄后,双方开始会谈。

“此次奉直之战,赖贵军之力,击破吴佩孚,实可为奉军贺。”孙中山先生称赞道。
“自家人打自家人,何足为贺?”张作霖回应说。

李烈钧见状,解围说:“事虽如此,但若不将国家之障碍如吴子玉等人铲除,则欲求国家之进步与人民之幸福,终属无望。总理孙公之贺,实有价值,亦惟公能当之也。”
李烈钧寥寥数语,使张作霖非常高兴,放声大笑起来。孙中山先生乘机接着说:“协和之言是也,自民国成立以来,得我之贺词者,亦惟雨亭兄一人耳。”
孙中山和张作霖的会见,虽然彼此之间政见不同,但相互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天津会晤后,张作霖曾对汪精卫说:我从前以为孙先生是个非常难说话的人,今日才知道他是一个温厚君子。只是北京各国公使都不赞成孙先生,大概因为孙先生联俄的缘故。你可否请孙先生放弃联俄的主张,我张作霖包管叫各国公使都愿和孙先生要好的。”

显然,父亲想用软办法使孙中山放弃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

一九二五年,划时代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父亲以“民族利益的保卫者”自居,积极支持这一反帝爱国运动。他还支持罢工工人的募捐运动,并亲自捐款二万元,奉系各省督军每人捐款五千元,我捐款二千元。

那时,北京政府派我到上海,我带着两千人的学生军队,这是我办的一个比讲武堂低一级的专门造就军士的班,就带着那批学生去的。那时,我在上海最出风头了。
十三日晨,我率队到沪,派兵分驻华洋交界处,以示保护居民。

两天后,我接见华侨学生会等各界代表。
我说,我此次来沪,一则因沪军官冲突案;一则因西捕惨杀案。我亦属国民一分子,很愿以个人的资格,据理力争。至于带兵来沪一事,因在天津听说沪案发生后,外国人纷纷征调海军陆战队登岸保护治安。所以在我国领土,我亦不得不带兵来沪,保卫华人生命财产。
二十二日,我委派旅长邢士廉为淞沪戒严司令,警察厅长常之英为副司令,并即日宣布:“为保护地方安宁秩序起见,华界戒严。”

赴沪期间,我与时为上海名门闺秀,尚小姑独处的宋美龄首次见面,立即被她出众的气质所倾倒。若不是当时已有太太于凤至,我会猛追宋美龄。大约与此同时,蒋介石也正在追宋美龄,且追得很凶,还跟着到了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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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8-12-14
后汉会稽太守刘宠离任时,所属山阴县五六位老人以一百钱相赠,刘婉言拒绝。最终因盛情难却,只好接受一钱。当时人赞誉刘宠为“一钱太守”。

范景文历任明朝兵部侍郎、工部尚书、内阁大学士等要职。位尊权大。亲朋好友纷纷登门相求,他在大门口张贴“不受嘱,不受馈”六个大字,广为告知。从此百姓便称他为“二不尚书”。

清朝江宁巡抚唐斌,安于清贫,一日三餐,常用豆腐汤佐食,百姓送他“三汤巡抚”的雅号。

后汉东莱太守杨震经过管辖地昌邑县时,县令王密送去十金,并说“暮夜无知者”。杨震坚决拒受,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谓无知?”人们因此称他“四知太守”。

三国时期魏国寿春县令时苗,出入坐黄牛车。他离任时,将黄牛生下的一头牛犊留下,说牛犊是他在任时生下的,不应该带走。人们因此称他为“留犊太守”

后汉南阳太守羊续爱吃鲜鱼。有个府丞听说后,送去两条大鲤鱼,羊续不肯接受。但那府丞老于世故,不言不语地走开了,羊续只好将鲤鱼挂在门前,已警戒那些来送礼的人。因此人么称羊续为“悬鱼太守”。

还有周总理的
周恩来的廉洁自律
星移斗转,光阴荏苒。敬爱的周恩来同志离开我们整整20个春秋了。20年前,百万首都人民肃立十里长街,顶风冒雪,哭送周恩来灵车的动人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随着时光流逝,人们对周恩来怀念和敬仰之情,不但没有淡薄,反而与日俱增。

那么,周恩来为何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博得人民的颗颗爱心?这是因为,一方面,他在缔造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为党和人民建树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另一方面,他毕生严于律己,清正廉洁,不求索取,但求奉献,把一切献给了党和人民,连自己的骨灰都撒到中华大地,完全彻底地实践了他“活着为人民服务,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的宏愿。正是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构成了周恩来特有的纯真的人格魅力,从而赢得了人民衷心的爱戴和钦佩,甚至连他的一些国内外政敌也不得不为之折服。

周恩来廉洁自律的表现是多方面的,也是一贯的。在此,仅就同当前对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要求相关的一些方面,列举一些具体事例。这样,难免挂一漏万,不过可以从细微处见精神。

(一)对待个人生活

衣着——在人们的印象中,周恩来总是那样衣冠楚楚,风度翩翩。殊不知,他仅有的几套料子服装,大都穿了几十年,有的破损了,精心织补后继续穿。有一次,他穿织补过的衣服接待外宾,身边工作人员说这套“礼服”早该换换啦。他笑笑说:“穿补钉衣服照样可以接待外宾。”“织补的那块有点痕迹也不要紧,别人看着也没关系。丢掉艰苦奋斗的传统才难看呢!”他的衬衣磨破了,换上新的领口和袖口照旧穿。1963年,他出访亚非欧14国,到了开罗,他换下缝补多次的衬衣,随行工作人员不便拿给外国宾馆去洗,只好请我驻埃及使馆的同志帮忙,并叮嘱洗时不要用力,以免搓破。大使夫人看到后,感动得边洗边流泪。至于他穿用了几十年破旧的睡衣、皮凉鞋和第一代上海牌国产手表等,已作为珍贵文物,存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

饮食——周恩来的家常饭菜很简单,主食经常吃些粗粮,副食一般是一荤一素一汤。他规定的工作餐标准是四菜一汤的家常饭菜。他说:“四菜一汤既经济又实惠。”他在外地视察或主持会议,同大家吃一样的饭菜,不搞特殊,离开时一定付清钱和粮票。他不仅自己这样做,还要求其他领导干部也这样做。有一次,他出差到上海,听说有的领导同志带着夫人、孩子到地方去,所有的食宿费用都由地方开支,非常生气。回北京后,他在全国第三次接待工作会议上向各省市代表提出:“今后无论哪个领导到省里去,吃住行等所有开支,地方一概不要负担,都要给客人出具帐单,由本人自付。这要形成一种制度。”一位专机机长的回忆,颇为传神地反映了他在饮食方面的律己要求。有一次,这位机长看他吃饭,掉了个饭粒在桌上,他连夹两次才夹住放进嘴里,笑着吃了。看到这种情景,这位机长后来感慨地说:“我心里不禁百感交集。什么叫廉洁,看看总理就知道了。”

住房——建国初期,周恩来搬进了中南海西花厅,一住就是26年,直到他去世。西花厅是清朝乾隆年间修建的老式平房,潮湿阴冷。身边工作人员于心不安,多次提出修缮,但他坚决不同意。1959年底,趁他和邓颖超出差外地时间较长,对西花厅进行了保护性维修。他回京一进门就惊讶地问:“这是怎么回事?谁叫你们修的?!”他还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按照他的要求,撤掉了新添置的地毯、沙发、窗帘、吊灯等陈设。事后,对这次“修房风波”,他主动在国务院会议上作了三次检讨,向到会的副总理和部长们说:“你们千万不要重复我的这个错误。”

用车——周恩来对自己乘坐的轿车没有什么特殊要求,后来他经常乘坐的专车是红旗轿车。他说:“别人不坐我坐,我喜欢国产车。”国家进口了一批高级奔驰车后,有关部门想给他换一辆。他不同意,严肃地说:“那个奔驰车谁喜欢坐谁坐去,我不喜欢,我就坐‘红旗’。”在用车问题上,他公私分明,毫不含糊。他去理发,医院看病,探亲访友,看戏等,都算作私人用车,总要叮嘱身边工作人员照章付费,从工资中扣交。

周恩来的基本生活要素,衣食住行的俭朴作风,受到了长期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交口称赞。有位秘书说:“总理除了工作,个人一生无所他求。特别是生活的俭朴,更是众口皆碑。”不是亲眼所见是很难想象到了什么程度。

同周恩来接触较多的一些知名人士,对他廉洁俭朴的生活作风也是赞不绝口。宋庆龄说:“周总理在个人生活和作风上,和他在政治上一样,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参考资料: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7624364.html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第2个回答  2008-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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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个回答  2019-05-25
古代人为了自律,将头弘在绳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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