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秋，天津市南开中学毕业的刘宝珺，放弃了校方保送他到南开大学或燕京大学化学系的推荐，以第一志愿考进了清华大学地质系。
1952年，中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清华大学地质系并入新成立的北京地质学院。
在沉积学、盆地分析与板块运动、层控矿床、层序地层与事件地质、全球沉积地质、油气储集层的成岩作用与岩相古地理以及生物成矿作用等研究领域都获得了突出成就，并把我国的沉积学研究推到了世界前沿，其许多研究成果在我国都具有先驱性和启迪性，对我国沉积学发展的各阶段都有所贡献。先后在中外刊物上发表论文100多篇，撰写出版专著20部。在国际学术界也很活跃，多次参与、组织国际有关全球沉积地质研究工作，并担任了全球沉积地质计划中国委员会主席。1986年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89年获第一届“李四光地质科学奖”，曾担任过两届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常委，1996年在第三十届国际地质大会上获得唯一的“斯潘迪亚洛夫奖”，成为我国首位获此殊荣的人。主持和组织了中国西部含油气盆地、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地质环境、中国南华纪至新近纪岩相古地理研究与编图等的研究，做出了很有影响的工作。作为山东省油气勘探开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带领团队在塔里木油田、胜利油田、辽河油田、中原油田等油气田的勘探开发研究中，做出了突出成果。 在天津南开中学读高中，这所培养众多杰出人才的名校鼓励学生充分发挥才能，拓宽爱好与特长，启发式的教育培养了学生主动学习、勤于思考的习惯及刻苦钻研的精神，使他不仅学到了文化、科学的基础知识，还领悟了人类文明的伟大成就，坚定了努力探索大自然和社会的强烈愿望。中学的六年经历了日本人统治、国民党统治及1949年的新中国时期，激烈动荡的社会和良好的学校教育培养了刘宝珺这一代人具备爱憎分明、政治坚定、思想敏捷、作风顽强的时代特征。整个中学时期，他生活很困苦。社会的动荡，经济不景气，他父亲工薪收入少，要供养他们弟兄三人上学确实很困难，学、宿、餐费都很难筹措，在校的伙食常年是粗粮加蔬菜。但困境却锻炼了他不畏艰险、吃苦耐劳、经受生活压力磨难的能力，让他受益匪浅。
1952年，北京地质学院名师荟萃，校风优良，治学严谨。同学们朝夕相处，有理想，有追求，“把青春献给祖国”激励大家勤学苦练，日夜攻读，广采博学，迅速成长。一代大师对地质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开拓进取的献身精神和循循善诱的耐心和爱心，为刘宝珺献身地质、奠定人生基石产生积极影响。1953年夏，刘宝珺成为北京地质学院首届毕业生、高材生。
刘宝珺的家在天津，与北京近在咫尺，坐火车不过两个小时。宣布分配方案后，他却打消了回天津与家人告别的念头。他决定与好友万子益一道，直接奔赴白银厂。
火车路过西安，万子益很想下车顺道回家看看。刘宝珺说：“子益，咱们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应该把工作摆在头里——先到单位报到吧。”于是二人继续高高兴兴地西行。
刘宝珺被任命为白银厂折腰山矿区区长（万子益被任命为火焰山矿区区长）。他对工作很卖力气，矿区有处小商店，他从来不去光顾，队里“法定”每个星期可以去一趟兰州，除非工作特别需要，他也主动地给自己免了。他的表现受到全队上下一致好评，那一年，他被队上评为先进工作者。1954年，北京地质学院招收研究生，641队荐举他去应试，六门功课全部顺利通过。在离开母校刚好一年之后，他的胸前重新挂上了北京地质学院的校徽。他当上了苏联专家拉尔钦科教授的研究生。
冯景兰教授学识渊博、思路广阔，是他的地质学入门教师，又是他的研究生导师，大学一年级时就鼓励他写作，大学二年级时写了两篇科普文章，经冯先生推荐，发表在《科学大众》杂志。池际尚教授是刘宝珺的专业基础课老师及研究生导师，刘宝珺曾跟随她在祁连山科考队工作2年，受到了严格的专业训练，影响颇深。池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孜孜不倦地追求事业、艰苦朴素的作风、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等都深刻地感染、教育着他。杨遵仪、王嘉荫、王鸿祯、李朴、涂光炽教授等，都是他学习的榜样，名师垂范，身传言教，催人奋进，为刘宝珺追求科学真理，学思锲而不舍，献身地质事业，打牢坚定信念的思想根基。 1971年底，应云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之邀，成都地质学院找矿系组成了云南滇中含铜砂岩铜矿科研队。科研队的成员多数对沉积岩石学理论和研究不是很熟悉，指导和帮助科研队其他同志尽快熟悉沉积岩石学理论并使研究工作顺利开展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刘宝珺这位技术负责人的肩头。
清晨，当科研队的同志尚在酣梦之中，刘宝珺已做过早操，为大家打好了洗脸水，坐下来翻阅原文版欧美60、70年代图书资料了；白天，他身背地质包，带领同志们翻山越岭，采集标本，观察各种地质现象；夜晚或阴雨天他又给参加科研工作的教师、矿区工程技术人员讲解当代沉积学新理论、新信息，有时还结合专业教他们学英语。久蓄于身的能量，像原子核裂变一样，迅速地释放出来。
由于该矿区工作出色，1970年有关部门在那里召开了全国性的现场会，推出了矿区工作者所总结出的经验。该矿床由地质、冶金部门及一些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进行过研究，并作了规律性总结。其中对成矿古环境及矿床成因下了三点结论：其一，古环境属古代湖泊，矿床为同生沉积期产物；其二，矿床受湖泊微地貌控制，矿物分带和湖水进退有关，矿床形成在湖泊深水部位；其三，矿床系沉积改造产物，部分人认为矿床的形成与热液有关。
刘宝珺认为，对同一块露头，不同的人观察会得到不同的信息，得出不同的结论，亲自到野外收集第一手资料对地质科研工作者是非常重要的。于是，不管以前定论如何，刘宝珺开始了他的野外工作。通过仔细地作野外调查，研究队得出了与以前完全不同的结论。通过对含矿段沉积相的分析，种种证据表明成矿古环境并非“湖泊相”，而是“河流相”；对于铜矿床形成的阶段的研究，他发现，和矿床密切相关的岩石红—灰色调变化的界线与层理和层面相交，显然不是同生沉积期的形成特征，矿体明显地穿过层理与地层线相交，所以矿化与原生沉积环境无关，矿体的产出与古地理微地貌，水的进退、深浅无关。他又发现，铜矿化与后生的灰色岩石有关，金属矿物主要为后生期形成，在空间上的分带系后生分带现象，和湖水的进退无关。经过呕心沥血的探索和艰难困苦的开拓，研究队反复、仔细、缜密地分析研究，取得了开创性的研究成果：矿体的围岩不是“湖泊相”，而是“河流相”；矿石分带不是原生的，而是后生的，与水进水退没有任何关联；沉积岩的浅紫色交互带并不反映古地形，是由于油气聚集的还原作用产生的。这些认识与矿区原来的“三板斧”经验完全不同。
为了考验新结论的可靠性，生产单位选择一个矿区进行钻探验证，打到了4米厚矿体，与刘宝珺提出的理论完全符合。后来，新认识迅速推广到湖南、贵州、广西等省区，推广到铅、锌、铀、金和汞等矿种，取得了明显的社会、经济效益。
滇中含铜砂岩铜矿的研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产生了重大意义，不但对指导找矿方面作了重要贡献，还在于它突破了传统学说的约束，解决了学术上长期存在的一些争论不休的难题，为理论上更大的突破积累了第一手资料。过去，一些地质工作者对沉积相作判断时，只能根据波纹、层理等现象，靠臆测或想当然对古环境作出解释。由于缺乏科学的论证，“河湖之争”成了学术界纷争不休的一个难题。刘宝珺通过对国外一些最新科研动态的分析研究，认为把水利工程中的泥沙运动力学的某些规律性认识和方法引入沉积学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他通过在实验室里以水槽实验对床沙形态进行模拟研究，又把这种研究置于野外实践中检验，成功地解释了成矿古环境的沉积相，也为纷争不休的“河湖之争”划上了一个句号。
沉积动力学作为一种新理论在美国只是被提出，刘宝珺却认识到对它推广、应用的重要性。他发表了多篇论文，并在石油、地质、冶金、煤炭系统中及一些大专院校的专业技术人员学习班作了数十次主讲讲座，对于推广、促进中国沉积动力学和岩相古地理的研究起了显著的作用。
实践出真知，通过野外实践，他思路更活跃，视野更开阔，研究更深入。当时，经典的矿床学把成矿物质看成为沉积盆地之外的侵入物，认为脉状、浸染状、交代状的金属和非金属矿床都是岩浆热液成因，成岩作用与矿床形成无关；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矿床是海洋或湖泊成因，是同生沉积期产物。但是通过这次研究结果，刘宝珺发现实际情况与以往的认识有相悖之处，他看到了理论上的一个突破口，决心突破它。他通过对铅、锌、汞、铀等矿床进一步深入细致地研究，发现沉积物埋藏后的作用和变化都远远超过了沉积物的搬迁和沉积期，许多重要的大矿多发生在埋藏后的成岩后生阶段。经进一步工作，他们又将新的理论观点引申、发展，形成一种创造性的沉积学新理论：沉积期后的分异作用及成矿作用。该理论得到广泛的引用和传播，使中国在这一研究领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他通过对岩相控矿、沉积成岩成矿等方面的进一步研究，提出地层、岩相、构造及物理化学环境的成矿、控矿原理，大大促进了中国在岩相控矿方面的研究。1978年，这项科研成果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和冶金工业部重点项目科技成果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