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个回答 2022-10-15
关于这个问题，以下摘自微信读书上读的《北宋觉醒-庆历新政与鼎革之殇》一书对于宋仁宗的简要评价：
宋仁宗（1010-1063年）
作为宋代立朝后的第四位皇帝，在仁宗成长的时间里，虽有外患的压力，虽然也有些许小规模的国内叛乱，但是都不至于发生对王朝有着直接威胁的危机。因此，对于仁宗而言，这表面上的太平盛世，处于一个静默流动的状态，但是一切如苏轼说的“天下之忧患，最不可为者，即表面上为治平无事，而其实存有不测之忧”。
此时距赵匡胤陈桥兵变已经有83年，而距与辽国签订和平协议的澶渊之盟也有近四十年了。西夏战事刚落，东京歌舞升平，这又是一个恋爱的季节，又是一个开满鲜花的时代。
在他之前，开国的宋太祖，宋太宗还算雄武之君。但仁宗则如同他的父亲真宗一样，长于宫中，未经艰难。仁宗只是在一个已有稳定的框架中，又幸好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执政者。他按部就班，毫无逾矩。王安石评价他是“恭俭仁恕”，他就像是一个中学的模范生一样，宽仁心善待人，谨守成宪行事。对于大臣们劝诫或批评，他常常会显示出愿意倾听的样子，但至于能不能付诸行动，那又是另一回事了。虽然他偶尔会因这些刺耳的谏言而意气用事般地惩罚大臣，如废郭皇后时他贬逐孔范二人一样，或是如景祐年间，他二十余岁时，可能是由于少年的他纵情声色，谏官滕宗谅提醒他近来他上朝时羸形倦色时，仁宗便把他贬到信州。但是，这样的偶尔的怨怒的结果也只是止于贬官而已。相较于明代对待直言的臣僚，轻则杖打，重则杀戮来讲，几近天壤之别。也就因为这样的性格，他对于圆融处事但无所建树的吕夷简特别信任。
大臣们曾反对他不要擢升他宠爱的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为宣徽南院使，他置若罔闻，直到谏官包拯在大殿上激烈抨击此事，连唾沫也溅到仁宗脸上了，仁宗才如犯错的孩子一样感受到巨大压力而放弃这项任命。庆历前后，如果不是西夏和北方的辽国的双重压力，如果不是当朝京官们每月上奏的大量未粉饰太平而是疾呼危局的奏章，仁宗，可能还会庆幸于西北战事结束，又可以做太平天子了。
当形势危急必须要做出调整时，仁宗会尝试去改变。但是，他性格中的优柔寡断，主见不明往往造成事难善终。庆历之后，仁宗还可在位约20年，从他年少即位到1063年他去世，他活了53岁，在位41年。庙号为仁宗的赵祯在性格上，对得起“仁”这个谥号。但是作为一个执政者，他偶尔的改革冲动并不能掩饰他在更长的时间内的执政上的庸碌无为。在这样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局势下，加之庆历诸子，如范仲淹，欧阳修，韩琦等人都是一时之选的社稷之臣，可供坚实辅弼的机会中，他没能把握时机，韬光养晦，革弊强国，反而是应付般的补苴罅漏，有时甚至是在掩耳盗铃，对问题视而不见。他毫无强烈更张的企图心与执着。他只有菩萨心肠，却无雷霆手段。这样的性格于一个大家庭中会是一个好的家长，但于国家大政的指引中，却往往是灾难性的。
他留给他的儿子英宗的遗产，除了几位饶有风骨却已是暮气沉沉的大臣外，就是经济发达，还算稳定的社会局面。但这个朝廷自从真宗开始的痼疾，却丝毫未有改变。而这样的问题，在真宗身后不到十年，便激起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庆历年间变法的失败，实际是仁宗的失败。如果仁宗有后来神宗的果毅和坚决，或许庆历新政可以一扭宋代的沉疴痼疾。而在此新气象基础上或许能生成更为强大的士大夫政治，并改变中国的专权帝制。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第3个回答 2020-12-23
宋仁宗赵祯，原名赵受益，是宋真宗的第六子，宋朝的第四任皇帝。对他的历史评价有以下几个方面：
1、施仁政。宋仁宗之前，没有一个帝王能以“仁”为谥号或冠以“仁”。是历史上较少有的受到百姓爱戴的皇帝。宋仁宗驾崩后，洛阳的市民们也自动停市哀悼，焚烧纸钱的烟雾飘满了洛阳城的上空，以致“天日无光”。
2、试图改革旧弊，未能成功。仁宗在位期间，实施“庆历新政”，由范仲淹主持的那场社会改革，更为王安石变法起到了投石问路的先导作用。
3、未与邻国发生大规模战争。宋的邻国有西夏和辽。西夏与宋的军事冲突中，宋基本处于优势地位，逼迫西夏与宋和谈，西夏向宋称臣，史称，“庆历和议”。宋朝也采用和平协议的方式，与辽保持了和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