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7年7月12日，梭罗出生于马萨诸塞州康科德；1837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毕业后他回到家乡以教书为业。
1841年起他不再教书而转为写作。在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支持下，梭罗在康科德住下并开始了他的超验主义实践。这时期，梭罗放弃诗歌创作而开始撰写随笔，起先给超验主义刊物《日晷》（Dial）写稿，之后各地的报纸杂志上都有他的文章问世。他在文学上是一个打破偶像崇拜的人。他难得感谢大学给他的益处，也很看不起大学，然而他实在得益于大学不浅。他离开大学以后，就和他的哥哥一同在一个私立学校里教书，不久就脱离了。他父亲制造铅笔，亨利有一个时期也研究这行手艺，他相信他能够造出一种铅笔，比当时通用的更好。他完成他的实验之后，将他的作品展览给波士顿的化学家与艺术家看，取得他们的证书，保证它的优秀品质，与最好的伦敦出品相等，此后他就满足地回家去了。他的朋友们向他道贺，因为他辟出了一条致富之道。但是他回答说，他以后再也不制造铅笔了。“我为什么要制造铅笔呢？我已经做过一次的事情我决不再做。”
梭罗重新继续他的漫长的散步与各种各样的研究，每天都对于自然界有些新的认识，不过他从未说到动物学或是植物学，因为他对于自然界的事实虽然好学不倦，对于专门科学与文字上的科学并没有好奇心。在这时候他是一个强壮健康的青年，刚从大学里出来，他所有的友伴都在选择他们的职业，或是急于要开始担任某种报酬丰厚的职务，当然他也不免要想到这同一个问题；他这种能够抗拒一切通常的道路，保存他孤独自由的决心，实在是难得的——这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辜负他的家人期望!
因为他完全正直，他要自己绝对自主，也要每一个人都绝对自主，所以他的处境只有更艰难。但是梭罗从来没有踌躇。他是一个天生的倡异议者。他不肯为了狭窄的技艺或是职业而放弃他在追求和行动上的大志，他的目标是一种更广博的使命，一种艺术，能使我们好好地生活。
如果他蔑视而且公然反抗别人的意见，那只是因为他一心一意要使他的行为与他自己的信仰协调。他从来不懒惰或是任性，他需要钱的时候，情愿做些与他性情相近的体力劳动来赚钱——如造一只小船或是一道篱笆，种植、接枝、测量，或是别的短期工作——而不愿长期地受雇。他有吃苦耐劳的习惯，生活上的需要又很少，又精通森林里的知识，算术又非常好，他在世界上任何地域都可以谋生。他可以比别人费较少的功夫来供给他的需要。所以他可以保证有闲暇的时间。
梭罗除了被一些人尊称为第一个环境保护主义者外，还是一位关注人类生存状况的生态主义哲学家。 1845年7月4日梭罗开始了一项为期两年的试验，他移居到离家乡康科德城（Concord，原意“谐音”）不远，优美的瓦尔登湖（Walden）畔的次生林里，尝试过一种简单的隐居生活。
他向《小妇人》的作者露意莎·梅·奥尔柯特借了一柄斧头，就孤身一人，跑进了无人居住的瓦尔登湖边的山林中，自己砍柴，在瓦尔登湖畔建造了一个小木屋，并在小木屋住了两年零两个月又两天的时间。出版于1854年的散文集《瓦尔登湖》详细记载了他在瓦尔登湖畔两年又两个月的生涯。虽毕业于世界闻名的哈佛大学，但他没有选择经商发财或者从政成为明星，而是平静地选择了瓦尔登湖，选择了心灵的自由和闲适。他搭起木屋，开荒种地，写作看书，过着非常简朴、原始的生活。来到瓦尔登湖畔之后，他认为找到了一种理想的生活模式。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梭罗自食其力，他在小木屋周围种豆、玉米和马铃薯，然后拿这些到村子里去换大米。完全靠自己的双手过了一段原始简朴的生活。
亨利·戴维·梭罗
在瓦尔登湖生活期间，因为梭罗反对黑奴制（Negro Slavery），拒交“人头税”而被捕入狱。虽然他只在狱中蹲了一宿就被友人在未经他本人同意的情况下，替他代交了税款保其出狱，但这一夜却激发他思考了许多问题。出来后曾有一些市民问他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许多人宁愿坐牢也不愿意交税。为解释这一问题，他结合自己的亲身体验，写成了著名的政论《抵制国民政府》（Resistance to Civil Government，后改名为Civil Disobedience，《论公民的不服从》）。他所宣传的这种依靠个人的力量，“非暴力抵抗”的斗争形式对印度的甘地和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对于测量有一种天然的技巧，由于他的数学知识，并且他有一种习惯，总想深知他认为有兴趣的物件的大小与距离，树的大小，池塘与河流的深广，山的高度，与他最爱的几个峰顶的天际的距离——再加上他对于康科德附近地域知道得非常详细，所以他渐渐地成了个土地测量员。对于他，这职业有一个优点：它不断地将他领到新的幽僻的地方，能够帮助他研究自然界。他在这工作中的技巧与计算的精确，很快地赢得人们的赞许，他从来不愁找不到事做。他可以很容易地解决关于土地测量的那些难题；但是他每天被较严重的问题困扰着——他勇敢地面对这些问题。他质问每一种风俗习惯，他想把他的一切行为都安放在一个理想的基础上。他是一个极端的新教徒，很少有人像他这样，生平放弃这样多的东西。他没有学习任何职业；他没有结过婚；他独自一人居住；他从来不去教堂；他从来不选举；他拒绝向政府纳税；他不吃肉，他不喝酒，他从来没吸过烟；他虽然是个自然学家，从来不使用捕机或是枪。他宁愿做思想上与肉体上的独身汉——为他自己着想，这无疑是聪明的选择、他没有致富的才能，他知道怎样能够贫穷而绝对不污秽或是粗鄙。也许他逐渐采取了他这种生活方式，而事先自己也不大知道，但是事后他智慧地赞成这种生活。
梭罗身材不高。很坚实，浅色的皮肤，健壮的严肃的蓝眼睛，庄重的态度——在晚年他脸上留着胡须，与他很相宜。他的五官都敏锐，他体格结实，能够吃苦耐劳，他的手使用起工具来，是
超验主义思想家爱默生
强壮敏捷的。而他的身体与精神配合得非常好，他能够用脚步测量距离，比别人用尺量得还准些。他说他夜里在树林中寻找路径，用脚比用眼睛强，他能够用眼睛估计两棵树的高度，非常准确；他能够像一个牲畜贩子一样地估计一头牛或是一口猪的重量。一只盒子里装着许多散置着的铅笔，他可以迅速地用手将铅笔一把一把抓出来，每次恰好抓出一打之数。他善于游泳，赛跑，溜冰，划船，在从早至晚的长途步行中，大概能够压倒任何乡民。而他的身体与精神的关系比我们臆度的这些还要精妙。他说他的腿所走的每一步路，都是他要走的。照例他路走得越长，所写的作品也更长。如果把他关在家里，他就完全不写了。
他于1847年9月6日离开瓦尔登湖，重新和住在康科德城的他的朋友兼导师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一家生活在一起。他决定研究自然史，纯是出于天性。他承认他有时候觉得自己像一条猎犬或是一头豹，如果他生在印第安人之间，一定是一个残忍的猎人。但是他被他那麻省的文化所约束，因此他研究植物学与鱼类学，用这温和的方式打猎。他与动物接近，使人想起汤麦斯·福勒关于养蜂家柏特勒的记录：“不是他告诉蜜蜂许多话，就是蜜蜂告诉他许多话。”蛇盘在他腿上；鱼游到他手中，他把它们从水里拿出来；他抓住山投鼠的尾巴，把它从洞里拉出来；他保护狐狸不被猎人伤害。我们这自然学家绝对慷慨，他什么都不瞒人：他肯带你到苍鹭常去的地方，甚至于他最珍视的植物学的沼泽那里——也许他知道你永远不会再找到那地方，然而无论如何，他是愿意冒这个险的。
梭罗因肺病医治无效，病逝于1862年5月6日，时年仅44岁。当时在同时代人的眼中，他只不过是一个观念偏执行为怪异的人，一个爱默生的追求者而已。一直到世纪之交他及其著作才得到了广泛和深刻的认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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