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党委书记 刘随生
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 总经理 周宇騉
广东格兰仕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梁庆德
重庆长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刘群
山西兰花集团莒山煤矿有限公司 董事长 黄贵庭
温州博古斋文化传播公司 董事长 陈纪平
四川京科兴隆实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勾春龙
甘肃锌宇集团公司 董事长 茅德贤
重庆瀛丹物业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张瀛丹
湖北中南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总经理 何庆晚
——访大同煤矿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刘随生
本报记者暗 王家华 金成印 屈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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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时节，论剑塞上。 �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采访。 �
这是站在21世纪初叶、站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大背景下，中国煤炭工业的长子——大同煤矿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刘随生与中国矿业的喉舌——《中国矿业报》记者的一次非同寻常的对话。 �
这是一场足以让现代和未来中国矿业、中国国企记忆的对话。之所以值得记忆，是因为大同煤矿集团公司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高度统一。其普遍性缘于她具有其他中国国有企业同样的特点；其特殊性缘于她自己的独特个性。大同煤矿集团公司是全国乃至全世界企业界一个独特的标本，她拥有70万职工家属，试问全世界有几家企业能有如此多的“子民”？她仅学校就办了86所，试问全世界有几家企业能有如此重的负担？ �
大同煤矿集团公司是共和国煤炭工业的“长子”。新中国成立57年来，累计为国家生产优质煤炭15亿吨，相当于全国人均1吨多煤；上缴利税220多亿元。大同煤矿集团公司曾长期处于全国煤炭行业“龙头”地位。上世纪90年代后期，大同煤矿集团公司遭遇到市场经济的惊涛骇浪，一度陷入困境。�
而今，大同煤矿集团公司重新崛起。2006年，煤炭产销量1.0418亿吨，是2000年3200万吨的3.26倍，居全国第二、全球第六；销售收入292亿元，是2000年37亿元的近8倍，实现利润2亿元，比2000年亏损9925万元，增盈减亏近3亿元；上缴税费27.2亿多元，是2000年2.8亿元的9.7倍；人均年收入25511元，是2000年7792元的3.3倍。今年一季度，大同煤矿集团公司经济运行指标再次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突破。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近年来，大同煤矿集团公司建设的年产量1500万吨的塔山煤矿，代表着当今世界煤业的最先进水平，这标志着“古老”的大同煤矿集团公司正在实现新的“涅盘”。
作为全球煤业的“老六”,作为亿吨级的中国煤业的“巨头”,解剖大同煤矿集团公司无疑是观照中国国企、观照中国矿业和能源的一面镜子，无论是国企或民营企业都可以从大同煤矿集团公司的身上反观自己。由是，这场特殊的对话具有了某种普遍意义。�
这里有思想的碰撞和交锋，这次对话因问题的冷峻和谈锋的犀利而折射出碰撞的火花。思想的“剑客”的刀光剑影折射出思考的深邃和探索的艰辛，折射出崛起的峥嵘和改革的悲壮。 �
这场论剑因话题的恢弘而厚重，又因“剑客”的旷达而潇洒。“剑客”纵论八方的豪迈，“剑客”激情四射的澎湃……全部凝成论剑的锋芒。而扪虱而谈的魏晋式的浪漫无不基于乌金滚滚脚踏实地的现实。 �
这场在北岳恒山山麓千里煤海展开的对话，因其犀利而称为“北岳论剑”。这场论剑因而具有某种象征意义。 �
论剑的锋芒能够引爆思考的雷霆吗？
大同煤矿集团公司是中国煤矿的缩影，大同煤矿集团公司�在中国国有企业中具有代表性和指导性。
记者：在全国能源的棋局中，“大同”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棋子。它是“车”、“马”、“炮”，还是“过河卒”？它在哪些方面具有示范性？您又准备通过怎样的努力，培养什么样的新的示范作用？ �
刘随生（以下简称刘）：大同煤矿集团公司是中国煤矿的缩影，大同煤矿集团公司在中国国有企业中具有代表性和指导性。 �
大同矿务局（大同煤矿集团公司前身）曾是共和国煤炭工业的长子，从大同煤矿身上可以看出中国煤炭工业的发展历程。�
20世纪50年代刚解放时，煤矿工人的待遇高，特别是在八大、九大、十大、十一大，煤矿工人的待遇和社会地位比较高，闻名全国的劳动模范马六孩就是大同矿工的优秀代表。周恩来总理对煤矿工人的关怀，现在回忆起来历历在目。上个世纪60年代，周恩来总理亲自提名大同煤矿的韩英进中央委员会。这反映了党的阶级基础，反映了党的指导思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同煤矿的煤炭产量一直位居全国第一，长期处于“龙头”地位。 �
1985年，大同煤矿的煤炭产量突破3000万吨。当时，世界上仅有前苏联的顿巴斯、德国的鲁尔、中国的大同3家突破3000万吨。可以说，从解放初到上世纪90年代，大同煤矿发展比较平稳，但计划经济的弊端也嵌在大同煤矿的“肉”里。 �
对煤炭行业来说，从1998年到现在是惊心动魄的十年。上世纪90年代，中国实行市场经济。进入市场经济之后，大同煤矿完全不适应。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煤炭行业“煤难卖、价难保、款难回”，大同煤矿遭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当时，大同煤矿喊出了“人人二百三，共同度难关”的口号。单一的经济结构、脆弱的经济基础、陈旧的管理模式，使大同煤矿这一全煤行业的“巨轮”，面临触礁搁浅的险境。 �
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国矿业受前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大，在经济转轨时期搞得我们“丢盔弃甲”。今天，我们回过头来冷静反思，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必须适应国情。“一五”时期，我们学前苏联没有错，但客观情况发生变化后，我们要做相应的改变，还按前苏联的办法肯定不行。 �
我个人认为，煤炭工业不能走单一产品的道路，起码像我们这样的企业不行，否则非走进死胡同不可。中国的煤炭工业一定要按照中国经济发展之路，走多产品、多元化、循环经济的道路。这是对1997、1998、1999这三年中国煤炭工业遭遇困境的深刻反省。 �
改制重组之后，大同煤矿集团公司及时制定实施了扭亏脱困、调整重组、壮大发展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提出了“加快企业发展步伐，提高员工生活水平”的奋斗目标，使企业在较短的时间内走上了扭亏为盈、由弱到强、快速发展的道路。 �
如果说，神华集团是中国煤炭工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那么大同煤矿集团公司则是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大同煤矿集团公司拥有职工及家属70万人，这是历史造成的，如此的重负只有国有企业有。近年来，大同煤矿集团公司职工收入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从1997年的人均6000元/年，增长到现在的3万元/年，职工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现在，大同煤矿集团公司对于困难家庭上大学的学生给以资助，职工医疗实现了社会统筹，住房方面，正在实施大规模的采煤沉陷区和棚户区改造。 �
现在我们也要当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煤炭行业绝对不是“傻”、“大”、“黑”、“粗”，同样是高科技行业。 �
大同煤业公司的塔山煤矿是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现代化煤矿。过去，一个新煤矿没有8年时间建不起来。塔山煤矿打破常规，仅用3年就全部建成。塔山煤矿仅600名职工，年产煤炭1500万吨，其技术、设备完全是世界一流的。矿工可以坐汽车直接进入工作面。塔山煤矿18米厚的煤层一次采完，回采率80%以上。塔山煤矿是中国最好的煤矿，不仅采煤，还搞深加工。四位院士这样评价：“塔山煤矿代表了中国煤炭工业的发展之路。”
未来的大同煤矿集团公司将成为一个现代化、集团化、洁净化、多元化、国际化的新型综合能源大集团。
记者：在您的任期内，最想把“大同”打造成一个怎样的企业？�
刘：2006年初，集团公司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任后，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建设新型综合能源大集团为目标，审时度势，集思广益，充分论证，科学决策，响亮提出了“做强同煤，造福员工”的总体工作思路。�
国务院提出的建设13个大型煤炭基地、建设煤炭大集团的战略决策，为大同煤矿集团公司的发展提供了战略机遇。山西省政府决定组建三大煤炭集团，将晋北地区的地方煤矿由大同煤矿集团公司重组。这些地方煤矿质量不高，大同煤矿集团公司对其进行重组之后，足够大了。但是，怎么做强？我们提出，建设大集团，首先要搞清“大”与“强”的关系、“量”与“质”的关系。“强”要体现科学发展观，做强得有标准，像人那样要有健强的体魄，傻大个儿不行。做强当然要有先进的生产力、先进文化，没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切无从谈起。�
“做强同煤，造福员工”意义十分重大。“强”的内涵就是又好又快地发展，全面提高企业的生产力和核心竞争力。具体而言，集团的规模实力要强，赢利能力要强，创新能力要强，品牌影响力要强，大集团凝聚力要强，体制机制活力要强，员工队伍素质要强，企业的执行力要强。“福”的实质就是以人为本，最大限度地为员工群众谋福利。具体而言，平安是福、增收是福、安居是福、环保是福、成才是福、健康是福、民主是福、和谐是福。“八强八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其中，做强是前提，是基础；造福是目的，是结果。
现在我们正在研究科学发展观在大同煤矿集团公司的应用。什么叫科学发展观？胡锦涛总书记说，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就我们企业来说，我认为，科学发展首先要讲科学，傻干蛮干的发展绝不可取！过去煤矿安全欠账这么多，就是不科学。我们决心探索出一条新路来。�
大同煤矿集团公司只有成为行业发展的“火车头”，发挥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支柱作用和示范带头作用，才有资格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只有打好打牢物质基础，才能更好更快地发展先进文化，满足员工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为了做强同煤，我们提出建设三大基地，即煤炭深加工基地、商品煤基地、出口煤基地。煤炭深加工基地就是走循环经济的路子。过去，我们每吨原煤只卖100多元，但是深加工之后的综合效益可以翻几番，钱都让别人挣了，我们为什么不能挣这些钱？现在，我们提出要进行煤炭深加工，原煤经过洗选，精煤出售，洗下的中煤、煤泥可以发电，粉煤灰搞建材，还有一些煤可以搞煤化工。�
目前，我们正在发展煤炭、电力、煤化工、机械制造、冶金五大产业。�
在矿井建设上，我们还要在塔山、同忻、东周窑、麻家梁、丰玉、马道头搞6个千万吨级的矿井，进一步提高集约程度。在电厂建设上，到2010年我们要建成塔山、轩岗、大唐、王坪、马道头等5个装机容量420万千瓦的电厂，加速原煤的转化效应，届时，光发电每年可拿回100亿元。在煤化工方面，煤制甲醇这条路要走下去，把煤所有价值发挥出来。我们还要上马100万吨氧化铝项目。在机械制造上，大同煤矿集团公司每年要花20亿元买别人的设备，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我们自己的机械制造具有一定的实力，只要把机械制造资源整合起来，实力就可以大大提高，为什么不能自己来制造设备呢？一旦把机械制造搞起来，还可以开拓山西乃至周边的市场。在冶金上，我们有一个年产80万吨的钢厂，这个钢厂原来属于大同市，让我们兼并过来之后，我们结合自己的优势，就可以把它搞活。一是我们有很大的钢铁用量，二是我们通过技术改造，可以提升它的竞争力。�
五大产业形成大同煤矿集团公司发展的新格局。目前，这些项目都在建设当中，预计3年至5年能够见到成效。五大产业建成之后，我们就不怕煤卖不出去了。即使市场有变，我们不卖煤可以卖电、卖铝。�
我们提出建设“绿色同煤、科技同煤、诚信同煤、小康同煤、和谐同煤”。建设“绿色同煤”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科技同煤”要走高科技之路；“诚信同煤”是对国际、国内市场讲诚信，在国外、国内有信誉。�
在经济全球化、竞争白热化的今天，面对众多同行的纷纷崛起，我们必须头脑清醒，更要跨越发展。目前，大同煤矿集团公司煤炭产销量虽然跃居世界第6位，但是要看到，由于历史的包袱很重，我们的吨煤赢利空间很小，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还较差。同煤集团要想赢得广阔的发展空间，必须走大公司、大集团之路，必须具备较强的发展能力、创新能力和争先能力。�
未来的大同煤矿集团公司将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集团化、洁净化、多元化、国际化的新型综合能源大集团。�
中国的国有企业不是一个经济组织，而是一个社会组织。�
记者：作为“大同”的当家人，您感到最头疼的事是什么？�
刘：头疼的事很多，主要是历史的包袱怎么卸。一个拥有70万职工及家属的队伍，企业还承担着办社会的职能。光这一块，每年就要耗资20多亿元。一般的企业哪扛得起？但在经济转型时期，又不能一推了之，如果这样做就会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比如现在，我最头疼的是职工子女就业问题。大同煤矿集团公司的职工家属子女就业问题极为突出，子女没工作，职工心不安，整天闹啊。照理，这个问题应该由社会解决，但大同市消化劳动力的市场有限，我们只好让集团公司团委专门成立青年就业中心组织劳务输出。目前，我们已输出1.4万人，还有4万人的就业没有着落。职工有一个老观念，没有工作找企业。其实，这根本不是企业要负责的问题。可见，中国的国有企业不是一个经济组织，而是一个社会组织。当然，不是我们要当社会组织。我们承担起这个职责，也是为党分忧，为政府分忧，为社会分忧，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什么是“以人为本”啊？老百姓的疾苦你不去关心，于心不忍啊！�
资源如何治理是煤炭工业最大的问题。
记者：你认为当前煤炭工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刘：我看是资源如何治理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就从根本上解决了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中国年产煤炭20多亿吨，实际消耗了70亿—80亿吨煤炭储量，损失太大啊！我们必须要把节约资源放在首位。�
资源合理配置达到和谐发展是个学问。目前，有的煤矿太急功近利，净吃“菜心”，把叶叶、帮帮都扔了。有的大矿田里有几十个小矿在开采，这要损失多少资源？在山西这样的地质条件下，我们还在采超薄煤层，现在中央提出关小上大，资源价款市场化，安全监督法制化，对所有煤炭资源进行合理配置，这样有利于中国煤炭工业的可持续发展。�
煤炭行业不是“暴利”！煤炭要算完全成本。�
记者：社会上，包括一些很专业的研讨会上，有人说煤炭行业是“暴利”行业，你认为煤炭行业存不存在“暴利”？�
刘：是有这种说法，但这种说法是极其片面的。�
就局部现象看，有的煤炭企业确实有“暴利”。山西极个别煤老板一夜暴富并不是天方夜谭，他们购买高级轿车，到北京置房产，造成了社会误解，认为如今开煤矿就能发大财。�
其实，按煤炭经济的规律来看，采煤不可能形成“暴利”，因为煤炭是初级产品。这几年，随着国民经济对煤炭的需求不断增大，煤价是有一定的提升，但是成本也在不断增长，加上煤炭行业不是垄断行业，市场竞争免不了导致价格的浮动。市场会起作用嘛！你的煤价高，用户可以不买你的甚至可以进口，你怎么能控制价格呢？当前的煤价是市场供需关系的反映。要说以前的煤价倒是“政府的手”在干预着，尤其是电煤，说是放开价格，其实并没放开。因此我认为，当前的煤价只是回归到它本来的价值上，一些优质的特色煤价格仍有增长的空间。我们要搞市场经济就应该承认这个事实。至于说到有没有“暴利”，必须来分析一下成本。大同煤矿集团公司现在的吨煤成本包括工资、电费、材料费、设备租赁费、税费、安全费用、管理费等。去年，大同煤矿集团公司每吨煤仅赚2.56元。�
其实，这只是煤炭的直接成本，科学的算法要算完全成本，比如环境成本、资源成本、安全成本等。德国的鲁尔集团把原来采过的地方进行填充复垦，这需要很大投入。我算过一笔账，如果大同煤矿集团公司同样效仿鲁尔集团的做法，吨煤成本还要增加88元。�
中国矿业报是中国矿业的喉舌，是矿工想发出正确声音的媒体代表。矿工是中国矿业报的主人。
记者：企业和媒体的合作，“大同”是独具眼光的。您对和中国矿业报的战略合作有何见解和展望？
刘：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得益于新闻界朋友的大力支持与帮助，我们是不会忘记的。�
当时，新华社发了一篇3000字的内参《大同矿务局深陷困境》，引起中央领导和中央各部委领导的重视和关注。后来，吴邦国同志带领10个部长和山西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到大同煤矿现场办公，解决大同煤矿的困难。�
中国矿业报和许多兄弟媒体报刊，通过内参向中央反映我们的资源税设定得不合理的情况，结果根据国务院领导批示，调减我们资源税每年达3000多万元，使大同煤矿集团在最困难时喘了一口气。�
中国矿业报为中国矿业的鼓与呼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四矿”问题的调研报道，对中国矿业的发展起到了较好的推动作用。现在，“四矿”问题已经到了新的发展时期，中国矿业报也应有一个战略调整。�
目前，我总感到，社会上媒体对矿业的报道时常有片面性，扭曲了矿业的形象，影响了决策部门的科学决策。我们希望所有新闻媒体，代表最广大的矿工，把正义的呼声喊出去，要用大量事实反映真实情况，把矿业的形象恢复过来。�
其他的自己找吧,我都累死了!!!!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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