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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产物，是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城镇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因此，正确判断当前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就成为“十五”期间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的前提和基础。总的判断是：中国是一个低度城镇化的国家；中国的城镇化水平明显滞后；中国的城镇化正处于加速发展时期；中国城镇化水平滞后制约经济发展；中国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年均增长一个百分点为宜。以下从五个方面进行分析判断：
一、中国是一个低度城镇化的国家：发展模式的判断
中国是一个低度城镇化国家，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作出的基本判断。《建议》指出：城镇化水平低，这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那么，《建议》何以得出上述结论呢？
根据城镇化、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不同，我们可以把城镇化划分为四种模式：第一种是适度城镇化又称同步城镇化，即指城镇化进程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水平趋于一致和相适应的城镇化模式，即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如美国、英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芬兰、日本等。这是一种经济发展推动型的比较合理的城镇化道路，它能够实现城镇化与工业化和社会经济的适度、同步发展。第二种是过度城镇化又称超前城镇化，即指城镇化水平明显超过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镇化模式，如印度、巴基斯坦、墨西哥、中东等。这是一种以牺牲农业发展为代价，造成严重的城市病，不利于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畸形城镇化，是一种无工业化的城镇化。第三种是滞后城镇化又称低度城镇化，即指城镇化水平落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镇化模式，这是一种违背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的不合理的城镇化模式，如中国、朝鲜、贝宁等。这些国家的城镇化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进而制约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见图1），它是城镇化的更高阶段。[2-5]从中国目前城镇化发展模式现状不难看出，中国的城镇化属于低度城镇化国家。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城乡人口逆向流动不是逆城市化，而是一种“反城市化”。对此，要加以区别。
中国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比较
城镇化是否适度取决于多种因素的作用和变化，这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适度的城镇化不但会产生较高的综合效益，而且还会支付较低的各种成本。在城镇化过程中，人口和各种要素的聚集不是无限制的。当这种聚集发展到一定程度，由城镇化带来的边际聚集效益便呈递减趋势，而边际聚集成本则逐步上升，当二者接近或相等时，城镇化便达到理论上的适度。[6]
二、中国的城镇化水平明显滞后：发展程度判断
中国的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同时，中国的城镇化也滞后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一是中国的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从图1可以看出，1949年的中国的工业化率与城镇化率相差不多，仅为1.93个百分点，1953年、1957年、1965年、1978年差距进一步拉升，分别为6.49、10.01、13.82、26.38个百分点，28年增加了大约25个百分点，年均落后近1个百分点。这一情形，直到近20年才有所改变。1996年城镇化比工业化落后13.43个百分点，差距比1978年减少了12.95个百分点，到1998年差距进一步减少为11.8个百分点。[7]
二是中国城镇化落后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据世银行专家分析，1997年中国实际的城镇化水平(32%)要比名义的城镇化水平(30%)高出两个百分点。根据世界银行统计资料，1992年、1995年、1997年，中国人均GNP分别为470、620、820美元，同期中国城镇化水平比世界平均水平要分别低15、12.5、11个百分点。按世界银行的购买力平价(PPP)计算，1995、1997年中国的人均GNP分别为2920、3570美元，同期中国城镇化水平分别要低20.8、22个百分点。[8-9]图2直观地给出了按人均GNP衡量的国内外在城市化水平上的差距。
三是城镇化也滞后中国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乡结构的变动。1995年中国第一、二、三产业的比重为20.5:48.8:30.7，就业结构比重为52.2:23.0:24.8，同期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0%，分别比第一、二、三产业结构比重高出49.5、21.2、39.3个百分点，分别比第一、二、三产业就业比重高17.8、47、45.2个百分点。[10]
四是城镇化偏系越来越大。根据城市化偏离系数公式Ue=△Pu/△Pa-1初步计算可知：1952～1978年，中国城市化偏离系数为-0.56，人口城市化进程严重滞后于农业劳动力的非农业化进程。1978～1982年，中国城市化偏离系数为0.34；1978～1990年，1978～1997年偏离系数分别为-0.42、-0.50；1991～1997年偏离系数为-0.65。这表明，除改革开放初期人口城市速度曾超过农业劳动力非农化速度外，其他三个分类计算阶段，人口城镇化速度都低于农业劳动力非农化程度，而且近10年来城市化滞后的现象更加严重。根据杨宜勇的比较，1997年，中国人均GNP为860美元，此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大约只相当于世界1964年人均GNP300美元的水平，按照这个系数中国现阶段城市化滞后14个百分点。[11-12]根据叶裕民的比较，我国1997年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与日本1965年的水平相当，但我国1997年的城镇化率(29.9%)比1965年的日本(68.1%)要低38.2个百分点。[13]我国不同地区城镇化滞后的情况也不尽相同。根据魏后凯等人的测算，1997年东部地区显性城镇水平为39.96%，中部地区为30.65%，西部地区则为23.47%，中西部分别比东部低3.31和10.49个百分点；1997年东部地区隐性城镇化水平已达21.67%，而中、西部地区分别只有14.53%和12.12%，分别要低7.14和9.55个百分点。[14]
三、中国城镇化发展正处在加速发展时期：发展阶段判断
中国第一部城镇化规划——《“十五”城镇化发展重点专项规划》（2001年8月7日发布）在综合分析中国城镇化现状、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水平及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中国已经进入城镇化加速发展的阶段。[15]这是中国建国以来，首次以官方文件作出的基本判断。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中国城镇化发展已经进入加速发展的阶段，但也有少数学者认为，加速阶段还要一段时间，现在强调“加速发展时期”为时过早。笔者认为，中国城镇化发展正处在加速发展时期。这可以从两方面来判断：
第一，从近年来中国城镇化发展现状看，中国城镇化呈现出稳定、快速发展的态势。一是城镇人口不断增长。1978年中国城镇人口为17245万，比1949年增加11480万人，2000年城镇人口增加到45594万人，比1978年多出28349万人，相当于1949年的8倍。二是城镇数量不断增加。1978年到2000年城市数量由193个增加到666个，22年增加473个；建制镇由2173个增加至2万个，22年增加了17827个。三是城镇区域不断扩大。据统计，1984年至1996年，全国295个城市市区土地面积占全国土地面积的比重由7.6%上升到18%，年均上升0.86个百分点。四是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1978年城镇化水平为17.92%，到2000年已增至36.09%，22年增加了18.17个百分点。五是城市综合实力迅速增强。1997年，中国226个地级市以上城市中，GDP超过200亿元的有34个，人均GDP超过一万元的有109个。另外，1988～1998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平均增幅达19.3%，占GDP的比重也从28.6%上升到37.2%。[16]
第二，从城镇化发展水平看，中国城镇化已进入加速发展阶段。一是根据城镇化发展的阶段性规律，当一个国家城镇化水平达到30%时，这个国家城镇化发展就处在加速发展时期，也就是处在城镇化发展的中期阶段。二是1995年以来，中国城镇化水平已经接近并超过39%这个分界线。1995年至2000年6年间，城镇化率年均超过30%为31.01%。31.01%正好符合城镇化发展的阶段性规律，处在诺瑟姆曲线的中期阶段上。三是近年来，不少学者运用种种城镇化水平的测算公式，对2000～2050年若干年份中国城镇化水平进行了测算，结束都是在30%以上，其中最低为30%，最高的为40%，平均水平为34.91%。四是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最新统计，2000年中国的城镇化水平比1990年(26.23%)提高了9.86个百分点为36.09%。36.09%、31.01%或34.91%这些城镇化率是否是一个合适、适度的合意城镇化率呢？回答是肯定的。根据王铮的合意城市率公式和周一星城市化对应关系公式计算可知（注：王铮的合意城市率公式为：t=6.61-47.60α[,0]+0.09β[,0]+52.79(α[,1]+ε[,1])+111.75μ-30.42φ-0.16t[,1]-0.02t[,2]；周一星城市化对应关系公式为：Y=40.55lnX-74.96.），2000年前后中国的城市化率大约在30%～40%。[17]
四、中国城镇化滞后制约经济发展：发展后果判断
中国城镇化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城市承载力不高的原因，也有城乡二元结构及严格的城市户籍管理制度的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的弱质性，特别是乡镇企业发展的弱质性导致了非农业产业就业比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以及市镇人口比重滞后于非农产业就业比重。前者滞后主要是由于轻工业劳动密集型特性没有得到充分体现，比较劳动生产率高于重工业；同时，由于乡镇企业规模小、技术水平低、布局过于分散，规模效益没有形成，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偏低。后者市镇人口比重的提高滞后于非农产业人口比重的提高。滞后的城市化，对工业现代化不利，也有碍于农业现代化和居民生活的现代化。城市化与工业化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基本经验。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与城镇化超前于工业化一样，都会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1958～1960年的超前城市化已为历史所证实。滞后的城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主要是三大后果与八大弊端。
城镇化滞后从后果分析，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口学滞后。由于我国实行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户籍制度，导致今天的城市出现了“城市先老”的现象。1990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65岁及其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城市和县分别为6.0%和5.7%，高出0.3%；城市人口老龄化要比农村人口老龄化严重，这表明人口城市化滞后的城乡年龄结构差别效应由隐性转为显性，带有明显的滞后性。二是社会经济后果。一方面，城镇化滞后使大量劳动力过多地滞留在农村，造成严重的隐蔽性失业和劳动力素质及劳动生产率低下。另一方面，农村城镇化滞后阻碍了农村内部和城乡之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造成资源的浪费和低水平的过度竞争。同时，滞后的城镇化对市场需求的扩大形成严重的制约。三是环境后果。城市化的滞后加剧了城市和农村环境的恶化程度。前者如大气污染、交通堵塞与水荒水脏等，后者如镇镇象村，村村象镇等，形成了一系列的农村病。
城镇化滞后，从负面效应分析，主要是八个弊端：一是城镇化滞后抑制消费需求增长。据统计，1997年全国农村人均消费增长为1930元，仅为城镇居民的31.9%，即三个农民还抵不上一个居民。二是城镇化滞后阻碍了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三是城镇化滞后妨碍农业产业化进程。四是城镇化滞后阻碍城镇建设和城市中心功能的发挥。五是城镇化滞后阻碍产业结构调整和第三产业发展。六是城市化滞后影响国民素质的提高。七是城镇化滞后影响建设用地的集约利用。八是城市化滞后影响城乡生态建设。
五、中国城镇化发展年均增长一个百分点为宜：发展速度判断
“十五”期间，我国城市化速度应以多少为宜？期末城镇化将达到多少？对此，不少专家作了研究探讨。一种观点认为，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但不超过1个百分点。从经济发展趋势判断，“十五”时期城市化水平不会高于年均提高0.8个百分点，但如果在制度安排和政策创新上有所突破，则有可能提高1个百分点。[18]另一种观点认为，“十五”期间城镇化率年均增长1.0～1.2个百分点，大约是1978～1998年年均增长速度的1倍左右。我们认为，“十五”期间的城镇化速度应为0.8～1.2百分点之间，这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发展速度。按第五次人口普查后的城镇化新水平，预计到“十五”计划末，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40.09%～42.09%；2010年将达到44.09%～48.09%。
“贫民区”解决城市化问题行不通
“有贫民区的城市，并不就会比其他城市矮一头，相反却是尊重农民工等城市贫民的自由，给予城市贫民福利。我认为深圳完全可以率先兴建贫民区，在关外开辟一块土地专用。”
用“贫民区”而不是“贫民窟”，这体现了中国学者在遣词造句时的特殊智慧，那么两者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呢？秦教授并没有解释，但综合整篇的演讲来看，“区”就是“窟”，只不过听起来不那么刺耳罢了。
虽然秦教授用了“自由”、“福利”等美好的字眼来装饰贫民窟，但对贫民窟有一点感性认识的人，就不一定会同意。美国《史密森学会会刊》记者约翰·兰开斯特在印度孟买最大的贫民窟达拉维看到：在这片面积1.7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竟拥挤着100万人口，巷子里堆满了废品和垃圾，散发着浓烈的腐臭味。这里也几乎没有什么卫生设施，平均每15个家庭共用一根水管，每天只供水两个小时，每1440个人共用一个厕所……约翰的结论是：“这里是城市里的地狱！”
此外，各国的贫民窟无一例外都是当地社会动乱的根源，是流行病的渊薮，是黄、赌、毒泛滥和黑社会控制的地盘，是正规的警治和法治社会不能建立的“化外之地”。
因此，任何一个城市的市长，都不会也不应该把自己城市有贫民窟作为比别人“高一头”的理由。
也许有人会为秦教授辩解说，设立贫民窟是一种无奈之举，是为了让农民工能够以比较低的成本安顿下来。但在我看来，这一举措不仅没有改变城市对农民工的制度性歧视，反而把这种歧视更加制度化、合理化了。对于城市的管理者来说，可以更加理直气壮不承担贫民窟居民的福利，这一点只要看看孟买贫民窟的状况就知道了。
所以我认为，如果真正关心农民工，那首先就应该为农民工去争取这样一种自由———免于堕入贫民窟的自由。这才是真正值得去争取的自由，要知道，一个人一旦堕入了贫民窟，则相当于被社会抛弃，还有什么自由、福利可言呢？
从更加宏观的角度看，由于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用贫民窟来解决城市化问题，也是难以想象的。
据学者温铁军统计，如果按国际惯例，把在城市居住半年以上、并且从事的是非农职业的人都统计为城市人口的话，则中国已经有了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城市人口。假如按照南亚或拉美的比例，有一半左右的城市人口是住在贫民窟，那这个数字将是三亿多人。在如此规模的贫民窟里，我们看到的可能不是自由和福利，而是灾难。
解决中国的城市化问题，如果说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经验的话，那么照搬孟买或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模式就更不应该了。从长远来看，中国的城市化还是应该两条腿走路：一是按照新农村建设的既定方针，加大对农村的投入，使农民在农村也能过上与城市相似的富足安适生活，这不仅为中国未来的粮食安全投资，也是为了增强农民工在城市的谈判地位，使他们可以选择不去贫民窟；二是给每一个愿意在城市定居的农民工以同等的国民待遇，提高工资占GDP的比例，使他们能够在城市里过上一种有基本尊严的生活。
文昌 1、中心城镇（文城）人口的不足，不利于内需的扩大，难以形成“焦点效应”。
文城城镇人口6万余人，而嘉积上十万，还不包括3—5万的外流人口；琼海在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5.5479亿元，其中城镇消费品零售总额3.9583亿元；农村消费品零售总额1.5896亿元。分行业看，批发零售业零售总额3.9076亿元；住宿餐饮业零售总额1.3830亿元；而文昌在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7018亿元，其中城镇消费品零售总额1.9751亿元（比琼海少2个亿）；农村消费品零售总额2.7267亿元（比琼海多1.2亿）。分行业看，批发零售贸易业3.4606亿元（比琼海少4400万），住宿和餐饮业1.2005亿元（比琼海少1800万），说明了琼海的城镇经济很活跃，城市的规模比文昌要大，但是她的过夜游客也不过如此，比文昌高不了多少；她们的批发零售贸易业发达得益于博鳌论坛带来的品牌效应而引来的外来流动人口。
这也说明了为何肯德基、麦当劳、阿迪达斯、耐克等“洋短视”没来文昌了。
2、城市化落后，不利于人才的储蓄
城市化的落后很大程度上是工业化落后的体现，没有工业化的带动，就很难有适合高端人才落脚的岗位，就是本土人才也会大量外流；城市化的落后也就意味着农村人口的过剩，这些过剩的农村人口有点本事的就北漂，能留下来的要不从事农业工作，要不就是当地有相匹配的工作，试想，这种状况能留下人才吗？更可怕的还是“现代文明杀手”——小农意识。
3、城市化的落后，不利于招商引资
城市规模、道路、人口流动量等等都是外来商人最重视的第一印象，如果这个第一印象就给人家留下阴影，你们说，这个商、这个资还能招引吗？人家不跑才怪，一个城市的建设单单靠自己人是不行的，没有外来资金、人才的融合、补充，该如何发展？所以，反对谢明中修路，老城改造的人都是“短视鬼”。
后记：寄希望于这届政府，应坚贞不渝地抓招商引资；坚贞不渝地推进城建发展；坚贞不渝地大修路、旧区改造、建设新区。
我们要时刻记住：城市化落后，一切都免谈；城市化落后，一切都成为阻碍；城市化落后，一
这种大跃进式的城市化，弊端已经显现，物价飞涨，蔬菜肉类严重匮乏，今年很少有人能像往年那样熏腊肉做香肠，生活骤然下降。这是因为城市化过度膨胀带来的后果，中央可能已经意识到了。我经常在农村闲游，发现大量的田土荒芜，养猪的农民成倍减少，好多人都去城里打工了。万一战争爆发。人们吃什么。粮食是万民之本呀！
北京盲目城市化的弊端前天晚上，上海来了个朋友，我们没有一起吃晚饭，除了我们两个人都分别有各自的小饭局外，关键是关系很好，吃饭反而觉得很没有意思了。我邀请他到后海的荷花市场一聚，朋友欣然答应。
周六的晚上，荷花市场人潮涌动，各家酒吧都人满为患。在酒吧和外面桌椅之间的小路上，大量的不知道从哪里出来的人在漫无目的的顺着各家酒吧逛着，好像很高兴的样子，也不知道他们高兴什么，后海晚上有那么好看吗？我怎么没看出来？我眼睛又没有问题。而且干吗不坐着喝酒？是不是嫌后海酒吧的就太贵了，逛逛就满足了？我看还是太无聊了，不知道干什么？于是就约着朋友来后海凑热闹了，我就是不知道约上海的朋友干什么好，才选择了这里。
朋友是一个很有见地的人，游览过中国很多地方，也是做房地产的，性格很开朗，很有意思的一个人，所以性格和我很相投，聊得甚欢。
也是和他的一些聊天引发了我写这篇短文的冲动。他女朋友在德国留学4年，刚回国不久，在柏林读的书，在我的记忆里，柏林是二战中一个被苏联红军的坦克碾压成废墟的城市，算是一个完全战火后重建的城市，从4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算起来，也不过57年的光阴，但是现在整个柏林看起来新旧建筑和谐共生，让人从城市的建筑、街道和广场上，能清晰的看到这座城市从古到今的历史（好坏的历史）和文化脉络，从而让人流连忘返、唏嘘不已。这样的城市在欧洲还有很多，意大利的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德国的慕尼黑、科伦，法国的巴黎，瑞士的苏黎世，比利时的布鲁塞尔，西班牙的巴塞罗那，英国的伦敦----，这痕迹不是几个点，几小片，而是整座城市。因此，欧洲不少城市整个被列为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而历史悠久的中国呢？却没有一座城市享此殊荣。google到这个结果，一种呛然泪下的感觉！
作为我们中华5000年泱泱大国首都的北京城，在历史的战火中没有被毁，却在现代经济发展的浪潮中，抛弃了历史。远的不说，近代算上卢沟桥事变和解放战阵时期的北平和平解放，真的算是非常幸运，整个城市，连城墙砖都没有掉下来几块。可惜呀文化大革命期间破四旧的错误决定毁坏了这个古老城市的大半容颜。虽然错已犯下，但属于亡羊补牢，为时未晚。然而又赶上了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在，政府在此发展过程中，盲目的大干快上，追求政绩工程和效益，对这种百年的大计置若罔闻，进一步的破坏了这种感觉，如今走在北京的大道上，没有熟悉的四合院，也没有向往的大茶楼。难道现代文明在北京真的就不能和历史、文化共存吗？？
流动人口的管理对城市化带来的弊端有哪些?
一、充分认识进一步加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1、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形势严峻，必须切实抓紧抓好。由于缺乏有效的管理和服务手段，流动人口的违法生育比例较大、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流动育龄妇女的生殖健康状况令人堪忧，流动人口享有计划生育服务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充分保障。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的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突出问题之一。因此，我们必须增强历史责任感和时代紧迫感，切实抓紧抓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
2、做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我国流动人口以农民工为主体，规模庞大、分布广泛,解决好流动人口问题事关我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因此，做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尊重其主人翁地位，维护其合法权益，促进其同当地居民和睦相处，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是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具体举措。
3、做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然要求。人口流动促进了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化进程，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发达地区带动落后地区的有效途径。因此，做好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转移，实现人口合理分布，缓解农村人口压力，促进农民的全面发展是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贯彻落实国务院5号文件的具体举措。
4、做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是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必然要求。流动人口事关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引导人口合理分布，保障人口安全，促进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战略目标的实现，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重要任务之一。因此，做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是贯彻落实中央《决定》，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具体举措。
二、坚持以现居住地为主，户籍地和现居住地协调配合，建立和完善统一管理、优质服务的新体制
三、坚
五、坚持互通信息，完善统计制度，促进"一盘棋"管理和服务格局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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