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地位有所上升，作为大国的综合国力有所增强，救亡使命的迫切性不太强了，文化界开始传出对五四精神进行反省的声音。论者试着强调，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常常不只是一种消极的力量。新儒家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腾飞为例证明，即使就现代化而言，它也有积极的作用。还有的说，现代化解决不了民族精神问题，说到底，西学还是为用，中学还是为体。现代化有一定成就了，不要忘记为的是什么。还有的说，人类文明主流的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西方文明称霸了近半千年，现在该是以中华文明为主的东方文明占主导地位了。
在所有的反省中，有一个强大的共同背景，这就是，在经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科技创新和经济飞速增长之后，西方的现代化即工业化本身暴露出了它的根本缺陷，即不可避免的导致环境污染、消耗不可再生资源、不可逆转的物种灭绝，从而出现生态危机，最终有置人类于种族灭绝之境的危险。
然而，西方的道路并非死路一条，中国传统的道路也并非金光大道。命运对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来说是残酷的：我们曾经为了救亡，大启现代性之蒙，消除传统，可等到现代性开始深入人心，传统消除得差不多的时候，又听说洋人的工业化不灵了，可是此时，老祖宗的东西已忘得差不多了。这倒也并非完全是坏事，中国智慧中有一句叫做置之死地而后生。实际上，真正可行的道路可能既不同于传统，又不同于西方的工业化。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每一种独特的文化发展，既不可能超越时间（延袭传统），也不可能超越空间（延袭西方）。我们要求第三条道路，而且我们一直走在第三条道路上。从前，我们既不搞封建主义，也不搞资本主义，而是搞社会主义；今天，我们既不搞西方资本主义，又不搞传统社会主义，而是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有第三条道路被我们走出来，在我们的脚下出现；也不断的有第三条道路，等待我们去探索。在即将走入21世纪的时候，在全球性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可持续性发展的呼声越来越高的时候，我们依然面临着一个新的第三条道路。我把它确定为走向绿色中国之路。
1、工业化道路以及“可持续发展”作为它的修正
资本主义西方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在生产方面出现了以大工业为主导生产部门的新格局，在社会交换和流通方面出现了市场竞争和自由贸易的新机制。自工业革命以来，工业化成为现代性的典型体现。
就其生产过程而言：它以高度组织化的方式劳动，以批量化、流水线生产标准化的产品，它以新的能源动力和富含新技术的机器，成十倍成百倍的提高劳动效率。就流通过程而言，钱加速转化为产品，产品又加速转化为钱，在这两个加速过程中，货币和产品均处在滚雪球式的增长过程之中，货币越滚越多，产品也越滚越多，于是，国民财富就越来越多。
因此，这一发展模式的根本特征可以概括成滚雪球式的指数增长方式。这一流程简单说来就是，以批量化生产使产品廉价，以廉价产品占领市场，以市场刺激消费，以消费刺激生产，完成一个正反馈过程。最终的结果是，消费水平越来越高，国民财富越来越多。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在100年内创造的财富比有史以来此前创造的全部财富之和还多。
这神奇般的涌出的财富从哪儿来的呢？抛开一切艰深的经济发展理论不论，让我们只追踪能量和物质流的流向就可以发现，全部以指数方式滚滚而来的财富不外乎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人，一是地球。
创造如此之多财富的人不再是从前的人，他的生活方式、存在方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与工业化生产方式相适应、相协调、相促进的方向改变了的人，已经成为工业社会的一分子，成为一部大机器上的零配件，执行着单一的功能。丰富、复杂、多元、有机的存在方式，向着单调、简单、一元、无机的存在方式转化。
工业化的生产方式特色是快节奏、单调周期性重复，高度组织化，分工高度专业化，追求效率、效益、有效性。追求有效性成为人类生活的主旋律，这是近代与前近代的根本区别。
这个区别首先表现在近代科学上。近代科学的精神是化简（还原）的精神，所有的事物在质上的独特性均被宣布为人类的幻觉，是不真实的，唯一真实的世界是一个量的世界，所有质上的差异“本质上”都只是量的差异。比如坚硬的不同，只是物质密度的不同；颜色的不同，只是光波长的不同；声音的高低，只是声波频率的不同。“人们曾几何时以为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一个到处是颜色和声音，空气中散发着芳香，充满着欢乐、爱情和美，满目是有目的的和谐和创造性的理念的世界——现在全被挤压在有机体的大脑上某一方寸之角中。真正重要的外部世界是一个僵硬、冷酷、无色无声的死寂的世界；一个量的世界，一个可以数学计算的按照力学规律运动的世界。”在科学的世界里，不再有不可还原的质的独特性，有的只是数学符号，于是，预测和控制的有效性能够达到它的最大状态。正是预测和控制的有效性，支配着近代科学的走向。
这个区别当然也体现在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方面。为了追求效率、效益和有效性，社会生活呈现出高度的组织化、专业化、快节奏。高度组织化使得人类对人为制度和人为环境有着更大的依赖性，专业化则使个人多样化的发展受到限制，全面的自由化的发展在工业社会成为一种只属于未来的希望（比如每个人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理想）。快节奏则显示了人类社会和个人生活的一个重大转变，即时间的紧迫感骤然成为一个主要的日常的心理状态。“几乎所有的技术发现和装置都与获取或节约时间有关，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克服‘慢’，提高速度。家庭日用器械、通信工具、交通运输工具如此，那些能够在小数秒的时间内完成用人工几代人才能完成的运算的计算机，也是如此，能量产出装置和军事装备无不如此。速度是到处受到尊崇的上帝，尽管以交通为例，它是以大量的事故和牺牲为代价的。”功率和效率是几乎所有的技术装置的基本技术指标，而它们都与是否能节约时间相关。
于是，用不着高深的经济理论就可以理解了，人一旦改变其悠闲状态变得忙碌起来，而且处心积虑忙的又是一个类型单一的事情，这个事情自然就格外地比从前办得好。这个事情就是，建立一个以人类为中心的支配性、控制性、征服性的结构体系，一切以人类觉得合适、觉得自己的意志得到了实现为目标。至于被支配被控制被征服的自然界，我们的地球以及上面居住着的所有其它生命，工业化可管不了那么多。现代性假定，它们实际上都是死的、都没有独立的内在价值，它们的价值依赖于人类主体的需要。
然而，正是包括空气、海洋、土地在内的大地，提供了工业化以来所有巨额财富的源泉。事实上，这个源泉从来就存在，而且它所能提供的应该远远大于工业化所榨取到的。大地像人类的母亲一样，源源不绝地供给人类以养料，这种供给就如清泉流水，自然而然，毫无困难。这种供给是丰富和多样化的，使人类能够全身心的沐浴在自然的养料之中。然而，就像“榨取”这个词字面意思所指的那样，人类远没有满足于自然永恒而又毫无困倦的恩赐，而是要按照自己的意志，破坏自然神圣的恩赐结构，径取自认为对自己有利的东西，直至为了得到这些有利的东西，不惜破坏自然的生命构造。如同为得到一根象牙不惜杀死一头大象，为得到一个熊胆不惜杀死一只黑熊，工业化为了得到矿产不惜毁坏植被，为了得到能量不惜毁灭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在工业主义者眼里，地球就不曾有过生命，它的恰当的角色是能源库、物资库、垃圾场。
正是因为不惜对地球生态系统的破坏，人类才得到了足量的能量和物资，以支撑滚雪球一样指数增长的经济发展。然而，指数增长的要求是一个贪婪的要求，是一种欲壑难填的要求。有位东方智者说得好，地球能够满足人的需要，但却满足不了他的贪婪。总有一天，地球会被榨干，所要榨取的东西（能源和物资）都枯竭了，而地球生态系统再生这些东西的能力也丧失了。今天人们众口一词、大声疾呼的环境问题，正是工业化这种对一切生命孰视无睹、“披生斩命”径取其中有效能源和有用物资所产生的恶果。今日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人口剧增和资源枯竭触目惊心的四大环境问题，展示了工业化折腾地球之后不得安宁的下场。
于是我们看到，工业化及其巨大成就，实质上有两个秘密来源，即人的存在的单面化和对地球资源的不计后果（甚至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掠夺。
在欧洲近代思想史上，对工业文明的反思始终与工业化的发展过程本身相伴随。启蒙运动时期，在一片宏扬人类社会无限进步的启蒙话语中，曾经响起过一个非常异样而刺耳的声音，这就是卢梭对科学和工艺进步的批判。他指出科学和艺术（工艺）的进步不仅无助敦风化俗，反而导致伤风败俗的结果；他颂扬那些心灵纯朴、生活简朴的“高贵的野蛮人”，认为他们身心健康，德行高尚。在经济学思想史上，也曾有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提出人口几何级数增长，而粮食算术级数增长，这势必造成人口对于资源需求的巨大压力。到了20世纪，对西方工业文明进行反思的思想家越来越多，反思的力度也越来越大，他们中有哲学家、艺术家、社会活动家。
在美国这个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度里，本世纪初就出现过群众性的自然保护运动，建立了不少自然保护区式的国家公园。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飞速的经济发展所导致的严重的环境问题，也最先在美国出现并被美国有识之士披露出来。1962年出版的卡寂的《寂静的春天》，因揭露大量布撒DDT农药以致昆虫鸟兽大量死亡，春天因而成为没有鸟叫的死寂的春天，引发了美国社会中一场关于如何正确使用化工产品的争论，也引发了现代意义上的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环境保护运动。此后，环境保护运动在边缘人群中方兴未艾。
由于环境问题日益严重，而且在范围上由早先的局部问题越来越变成了一个全球性问题，到了70年代，以民众觉醒为先导的当代环境保护运动，终于引起了主流社会的重视。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会议，大会的基调报告即《只有一个地球》，将全人类共同拯救地球生态系统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然而，环境问题作为一个问题被尖锐的提出，依然是算计和权衡的产物，而不是因为“觉悟”。最先由发达国家提出来，并不是发达国家对工业化本身进行过道德清算，而依然是着眼于环境问题的经济后果。正因为此，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环保热情并不很高。他们认为，发达国家在地球这艘宇宙飞船上已经占稳了头等舱，享受着比世界人均水平高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能源和物资，现在又要求我们发展中国家注意保护我们大家共同的环境，这是不是一个阴谋，想阻止我们发展工业化，想让我们永远处在贫穷落后的境地。
到了80年代，发展中国家渴望发展、渴望追赶发达国家的劲头丝毫未减，现代化强大的示范作用依然存在，因为发达国家并没有首先改变自己，一样的高消费、高增长，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只不过生活质量里开始包括环境质量。在一个继续走着工业化道路的世界上，发达国家追求高的环境质量，无非是要将环境熵向穷国转移。以日本为例，这是一个侵略成性的民族，在过去的战争年代里曾给亚洲人民造成了磬竹难书的灾难，今天它又成了世界头号的“环境侵略者”。它自己有着国土面积66%的森林覆盖率，却每年从森林覆盖率只有13%的中国大量进口一次性筷子，它每年的木材进口量占全世界木材出口总额的40%，这些木材意味着大片热带雨林的消失。为了能够得到木材，它有意贷款巴西修建一条从太平洋沿岸通往亚马逊林区的公路，而为了保护对全球生态有着至关作用的亚马逊热带雨林，世界银行已经明确拒绝援建这个项目。北太平洋有超过一半的渔船是日本船，它们滥捕滥捞，造成该区域渔业资源走向衰微。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象牙消费国，不知道有多少大象被日本人间接的杀死。
有鉴于南北之间在环境问题上观点的差异，一种新的将环境与发展相结合的思路在国际社会中开始流行。这就是今日人们日熟能详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所谓可持续发展，意思就是说，发展还是要发展，但别没有后劲，从现在开始就要维护将来发展的可能性，别让我们的后代没有发展的可能性。应该看到，这是在环境问题上国际合作所取得的积极成就，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达成的某种妥协。发达国家的意思是，我们强调全球性的环境保护，不是不让你们发展，是说让你们的发展更能持续下去。以瑞典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为首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起草的《我们共同的未来》于1987年出版，其中着重阐述了可持续性发展战略，此报告后来成了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基调报告。
在我看来，由于可持续性发展的政治妥协的性质，它的内含是无法准确界定的。事实也是如此：有的人强调“可持续”的方面，有的人强调“发展”的方面。但是对无论哪个方面，“发展”依然是今日世界的主旋律，这就常常使“可持续”变得十分尴尬。发达国家说要搞“可持续”，可它又不愿意放弃既有的生活方式，不愿意背离工业化社会的体制结构、价值观念，你搞什么可持续？无非想让发展中国家搞慢一点，好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发展中国家说要搞“可持续”，可它又非要大搞特搞传统的工业化不可，有什么可持续性可言？只不过吸取发达国家高污染的教训，使污染速度放低一点，但污染还是要污染的。农药化肥照施不误，森林树木照砍不误，污水毒气照排不误。
客观的说，可持续发展策略是对传统工业化发展策略的一种修正，是一种让最坏的后果慢点来到、晚点出现的权宜之计，因此，它是人类在没有更好的办法提出来之前、更好的文明形态成熟之前的一个过渡阶段。可持续发展是在发展模式内部进行的修正，它想说的不过就是，资源包括不可再生资源还可以用，但不要用得太快，不要一下子用光，可以快马加鞭，但也要让马儿休息，不要杀鸡取卵、竭泽而渔。
可持续发展战略之所以被认为只是对传统工业化思路的一种修正，而不是彻底的变革，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它只顾及到了作为利用对象的地球的方面，而没有考虑到人本身方面的变革。刚才我们已经看出工业化有两个基础，一是现代性的人性构造和社会组织方式，再就是对待地球的掠夺式开发。可持续发展思想考虑了第二个方面，而且只考虑了第二个方面的一半，即反思了“掠夺式”，但继续同意“开发”，这是因为它完全没有考虑第一方面，即对人性构造和社会组织方式的反省。在这一点上，包括宗教家、哲学家、艺术家和许多科学家在内的绿色思想家有很多的论述，这些论述由于被认为远离中国现实，而在中国得不到应有的传播，听不到这方面的声音，令我们陌生。由于在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中，并不存在对工业化人性单面化的反思，它必定在整体上仍受工业化之本质的支配，也必定会陷于大量的自相矛盾之中。一个证据是，中国因为缺乏深层绿色思想的后援而使可持续发展的理论研究虽然热闹，但不免流于空泛肤浅。
2、传统中国及其生态界限
在中国致力于改革开放大搞现代化建设的近二十年里，国民生产总值（GNP）翻了几番，但环境污染量并没有随之翻番，环境质量虽然继续恶化，但没有如经济增长速度那样快速的大幅度恶化。这是因为中国政府加大了环境保护的力度，在拿不出多少钱的情况下（环境投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总是百分之零点几，发达国家都在百分之三以上），通过强化环境管理，也使环境保护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肯定这一成就的时候，我们必须认识到，取得这一成就固然是因为中国政府政策明智，重视环境问题，也是因为，中国是一个生态过于脆弱的国度，中国实在是经不起严重环境污染的折腾。
这样一个生态脆弱的国土，正是传统中国遗留下来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继承了960万平方公里陆地的国土和5亿4千万人民，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但是这辽阔的国土中，有约三分之一的面积是沙漠、戈壁、冰川和石山，属无法利用的土地；森林面积只占4%，森林覆盖率为8.6%；近6亿的人口中，80%是文盲，而且分布极不均匀。从黑龙江的爱辉（北纬50度）到云南的腾冲（北纬25度）划一直线将全国分为两部分，则西北面积占64%，人口只有4%，东南面积占36%，人口却有96%。这一人口分布是环境条件和历史条件造成的，在人口密度极小的西北地区，多为山地、高原、荒漠，气候条件恶劣。十分明显的是，人口的分布与水资源的分布大致趋同：占国土面积45%的西北半壁年降水量在400毫米以下，占国土面积55%的东南半壁降水则在400-1600毫米；耕地占38%的长江及其以南地区占径流量的82%，而占耕地40%的黄河、淮河和海河三大流域，径流量只占6.6%。
这一人口布局与黄河流域文明的衰落密切相关。黄河，见证了传统中国的生态界限。
文明均生长于大河流域，哪里有水，文明就在那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西方第一个哲人泰勒士说：“万物源于水”。中华先民繁衍生息的黄河流域，远古时期原来是林木茂密，水草丰富，气候温湿，土地肥沃。但历经几千年的农业开垦之后，终于成了今天的林木稀少，气候干燥，土地贫脊。
如果说工业文明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农业文明则导致了对森林生态的严重破坏。中华五千年农业文明史就印证了这一点。粗略的说，汉代的繁荣建立在对黄河流域的生态破坏之上，唐代的繁荣则造成了黄河流域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调，从而导致黄河流域的衰落；宋代的繁荣建立在对长江流域的开发从而生态破坏之上，而清代则开始了对长江流域生态系统的最致命的一击。长江水患就是清朝直接留给我们的遗产。
当人类作为地球生态系统的一个部分并被动的接受调节时，人类的活动尽管具有破坏性，但这种破坏性能够被生态系统自动补偿和恢复。原始的耕作土地利用率虽然很低，但与人口相比，有几乎是无限广阔的新土地可以利用。对于刀耕火种的先民而言，当一块土地表面的肥力被用尽之后，他们就会寻找新的耕地。被废弃的土地在被再次利用起来之前，由于长期的休耕已经重新恢复了肥力。他们虽然破坏了森林，破坏了植被，但他们人口有限，破坏的程度也有限，在他们迁徙到别处时，被破坏的森林和植被会自动恢复。而且，如果人口过量，则自然会适时的实行自然选择，使人口数量自动控制在环境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
文明的进步是以人类对环境的自主性的提高为标志的。各种金属工具的发明与利用，技术水平的提高，使得土地利用率有了提高，人群不再被动地适应环境，到处迁徙，而开始过一种定居的生活。定居的生活意味着对土地深度的开发，意味着人口的增加，于是，要求更多的耕地。毁林开荒成为农业文明指向生态环境的利刃，而深度的开垦使得森林的自我恢复能力彻底丧失。随着农业文明的发展，森林植被日益减少。
植被破坏之后，直接的后果是水土流失。大雨冲走了土壤表面的肥力，使土地贫瘠；大雨接着将泥沙冲进江河，使江河湖泊发生淤积。淤积了的江河在暴雨季节不能畅通，于是引起水灾。水灾毁坏更多的良田，于是该地域文明开始衰落。
发源于尼罗河的古埃及文明，发源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均由于在母亲河的上游滥砍滥伐森林、无休止的垦耕、过度放牧，使往昔的千里沃野沦为今日的贫瘠之地。两大古老的文明均已湮没在漫漫黄沙之中。
黄河文明也不例外。周代时，黄土高原的森林覆盖率达到53%，但随着人口的增加，耕地的需求日益迫切，森林被大量砍伐。公元前215年，汉大将蒙恬抗击匈奴胜利，收复了河套地区，并向那里大量移民。汉人很快将占领的匈奴人的牧场变成农田。汉武帝先是开垦河套地区，接着开垦河西走廊。整个黄河流域均在开发之列。这期间，耕土面积有很大的增加，公元元年左右可能已经达到了5亿多亩。人口也飞速增长，到公元初年时，达到了近6000万，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人口高峰。
汉代对黄河流域的大力开发，使黄河中下游出现人口危机，而中上游的植被破坏则使黄河开始危害民生。此后朝代更迭，战祸连年，使人口锐减，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环境的压力，也将生态问题掩盖和淡化。晋朝统一全国时，史载人口只有1600多万。大量农田荒芜，有的重新成了牧场。这反倒使黄河流域的生态系统获得了一个休养的机会。这时期，也许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卷土重来，退田还牧，黄河的水患反而减轻了。
唐代初期清明的政治，使因战乱变得稀少的人口大幅度回升，至天宝年间（公元8世纪中叶），全国人口又升至近6000万。人口的上升伴随着大规模的土地开垦，对黄河流域的开垦达到顶峰。为了抗击西北游牧民族的侵扰，唐朝在西北边境实行屯田戌边政策，开垦了大片的耕地良田，唐代一下子变得丰衣足食，社会空前繁荣。但黄河流域的开发已达到其生态界限。黄河上游植被严重破坏，水土流失极为严重，唐代黄河之水已经极为混浊。
安史之乱后，这一生态界限开始显露出来。战争的破坏是一个因素，但也只是暴露本已存在的生态界限的一个契机。这时期，黄河流域人口锐减，生产力再也难以恢复。到了宋代，黄河的泥沙含量达到50%，以后每况愈下，明朝达到60%，清代达到70%。大量的泥沙使得黄河河床日益升高，有些河段甚至高出地面，成为悬河。黄河泛滥成为历朝历代头痛的大事，黄河真正成为一条害河。
也是在这一时期，大量北方人口南移，涌向长江流域，在长江下游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进行开发。安史之乱也许可以看作是华夏文明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的一个标志。
中唐以及北宋在长江流域的开发依然是毁森林植被以辟山地，筑坝围湖以垦水田。其中以后者为最。围湖造田的直接后果是引起水灾。长江流域大小湖泊众多，它们构成了长江水系径流的天然调节器，如同人工水库一样。大量湖泊被围田，使这一天然的调节器失灵，于是陷长江流域于“雨则易潦，晴则易旱”的水灾旱灾之中。大雨季节，洪水无处安置，堤坝笈笈可危。无雨季节，无储备之水可以灌溉。
北宋灭亡后，北方人口又一次大量向南迁移，造成东南地区人满为患，人地关系处在极度紧张之中，该地区的山林、湖泊和耕地均被过度开垦。
明朝一开始也是恢复人口，向北方移民，以及开垦荒地。但明代人口增长速度太快，很快突破6000万。土地开垦的速度追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1400年，人口约6500万-8000万，耕地面积为3.7亿亩；1600年，人口达2亿人，耕地为6.7亿亩。人多地少可能是明代社会动乱的重要原因。
明清之际的战争使人口大减，但清代恢复很快，而且由于明代人口基数已经很大，使得清代人口直线上升。清初为了鼓励垦荒而且防止动乱，取消了人口增长税（康熙五十一年即1712年），这使得清朝人口惊人的增长。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政府统计人口超过两亿，到了道光十三年（1833年），官方统计人口已近4亿。
为了养活这样多的人口，除了提高粮食单产还是靠开垦。平原地区已经过度开垦，民众便向山区蜂涌。福建和江浙向江西、两湖地区移民，江西、两湖地区向贵州、四川移民，也就是长江中下游人口向上游移民。新的移民以极其落后的方式毁林开荒，大规模地破坏山地森林植被，导致长江上游水土流失开始成为问题，进而影响中下游的生态环境。由于上游开山导致水土流失，中下游围湖导致水患，结果长江中下游连年水灾。
清朝唯一加以政策性保护的是东北和蒙古。东北是满清的老家，为了保护这片故土，清朝禁止汉人入关开垦。禁止汉人进入蒙古垦地则是因为其民族隔绝政策。这些政策尽管并没有被严格地实施，但客观上还是保护了这两地的生态系统。东北的原始森林得以保存，而且直到目前依然是我国最大的森林密集地区。
纵观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前进的步履总是与生态破坏相伴随。岁月流逝，涤尽多少朝的繁华，江山依旧沉默，只是生态环境每况愈下。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华文化是以其“天人合一”的绿色思想闻名于世的。
参考资料：本人的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