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唐宋八大家?

如题所述

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代表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三苏、王安石、曾巩。

“唐宋八大家”的称谓究竟起于何时?据查,明初朱右将以上八位散文家的文章编成《八先生文集》,八大家之名始于此。明中叶唐顺之所纂的《文编》,仅取唐宋八位散文家的文章,其它作家的文章一律不收。这为唐宋八大家名称的定型和流传起了一定的作用。以后不久,推崇唐顺之的茅坤根据朱、唐的编法选了八家的文章,辑为《唐宋八大家文钞》,唐宋八大家之称遂固定下来。
唐宋八大家乃主持唐家古文运动的中心人物,他们提倡散文,反对骈文,给予当时和后世的文坛以深远的影响。

韩愈

韩愈(768-824),字退之,世称韩昌黎,河南人,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古文运动的领袖,”唐宋八大家”之首,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地位崇高,苏东坡称赞他为”文起八代之衰”。他的文章气势宏大、豪逸奔放、曲折多姿、新奇简劲、逻辑严整、融会古今,无论是议论、�事或抒情,都形成独特的风格,达到前人不曾达到的高度。
柳宗元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祖籍河东,生於长安,唐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杰出的文学家。 作为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和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反对六朝以来笼罩文坛的绮靡浮艳文风,提倡质朴流畅的散文。
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杰出博学的散文家,宋代散文革新运动的卓越领导�,唐宋八大家之一。由於忧国忧民,刚正直言,欧阳修宦海升沉,历尽艰辛,但是创作却”愈穷则愈工”。他取韩愈”文从字顺”的精神,极力反对浮靡雕琢、怪僻晦涩的”时文”,提倡简而有法、流畅自然的风格,作品内涵深广,形式多样,语言精致,富情韵美和音乐性。许多名篇,如《醉翁亭记》、《秋声赋》等,已千古传扬。
三苏

苏洵,字明允,号老泉眉。苏洵和他儿子苏轼、苏辙被合称为“三苏”。他的散文主要是史论和政,他继承了《孟子》和韩愈的议论文传统,形成自己的雄健风格,语言明畅,理反复辨析,很有战国纵横家的色彩;有时不免带有诡辨气息,是其短处。著有《嘉 集》。苏轼(1037-1101),字子胆,号东坡居士,生於四川眉山。北宋大文学家、书画家。世称苏东坡。苏辙(1039-1112),字子由,一字同叔,号栾城,晚号颖滨遗老,四川眉山人。他在父兄的熏陶和影响下,自幼博览群书,抱负宏伟。宋徽宗继位,他遇赦北归,寓居颖昌,闭门谢客,潜心著述,过了十二年闲适而孤独的生活。政和二年病逝,终年七十四岁。著有《栾城集》、《栾城后集》。
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曾封荆国公,后人称王荆公。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中国散文史上著名的“唐代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峭直简洁、富於哲理、笔力豪悍、气势逼人、词锋犀利、议论风生,开创并发展了说理透辟、论证严谨、逻辑周密、表达清晰、熔�事和议论於一炉的独特散文文体。
曾巩
曾巩 (1019-1083),字子固,建昌军南丰县人,宋代新古文运动的重要骨干,唐宋八大家之一。”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的曾巩,资质警敏聪慧;成年后,因文才出�,备受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赏识。曾巩有浓厚的儒家思想,主张先道后文,极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他的学术和文章,生前已传誉遐迩,身后更盛名不衰。曾巩散文作品甚丰,尤长於议论和记�。他的议论文立论精策,不枝不蔓,纡徐曲折,从容敦厚;记�文则思玫明晰,俯仰尽意,精练生动,耐人寻味。

永州八记

柳宗元

始得西山宴游记

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意有所极,梦亦同趣。觉而起,起而归。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华西亭,望西山,始指异之。遂命仆人过湘江,缘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穷山之高而上。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则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塿为类,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心凝形式,与万化冥合。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故为之文以志。是岁,元和四年也。

钻鉧潭记

钻鉧潭,在西山西。其始盖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东流;其颠委势峻,荡击益暴,啮其涯,故旁广而中深,毕至石乃止;流沫成轮,然后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亩。有树环焉,有泉悬焉。
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门来告曰:“不胜官租、私券之委积,既芟山而更居,愿以潭上田贸财以缓祸。”
予乐而如其言。则崇其台,延其槛,行其泉于高者而坠之潭,有声潀然。尤与中秋观月为宜,于以见天之高,气之迥。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

钻鉧潭西小丘记

得西山后八日,寻山口西北道二百步,有得钻鉧潭。潭西二十五步,当湍而浚者为鱼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树。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嵚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亩,可以笼而有之。问其主,曰:“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问其价,曰:“止四百。”余怜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时同游,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枕席而卧,则清冷冷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不匝旬而得异地者二,虽古好古之士,或未能至焉。
噫!以兹丘之胜,致之沣、镐、鄠、杜,则贵游之士争买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而我与深源、克已独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
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同游者:吴武陵,龚古,余弟宗玄。隶而从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袁家渴记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钻鉧潭。由溪口而西,陆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阳岩东南水行,至芜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丽奇处也。
楚越之间方言,谓水之反流为“渴”。渴上与南馆高嶂合,下与百家濑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浅渚,间厕曲折,平者深墨,峻者沸白。舟行若穷,忽而无际。
有小山出水中,皆美石,上生青丛,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岩词,其下多白砾,其树多枫柟石楠,樟柚,草则兰芷。又有奇卉,类合欢而蔓生,轇轕水石。
每风自四山而下,振动大木,掩苒众草,纷红骇绿,蓊葧香气,冲涛旋濑,退贮溪谷,摇飃葳蕤,与时推移。其大都如此,余无以穷其状。
永之人未尝游焉,余得之不敢专焉,出而传于世。其地主袁氏。故以名焉。

石渠记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桥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鸣乍大乍细。渠之广或咫尺,或倍尺,其长可十许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逾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鲜环周。又折西行,旁陷岩石下,北堕小潭。潭幅员减百尺,清深多倏鱼。又北曲行纡余,睨若无穷,然卒入于渴。其侧皆诡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风摇其巅,韵动崖谷。视之既静,其听始远。
予从州牧得之。揽去翳朽,决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酾酾而盈。惜其未始有传焉者,故累记其所属,遗之其人,书之其阳,俾后好事者求之得以易。
元和七年正月八日,鷁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逾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于是始穷也。

石涧记

石渠之事既穷,上由桥西北下土山之阴,民又桥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一,亘石为底,达于两涯。若床若堂,若陈筳席,若限阃奥。水平布其上,流若织文,响若操琴。揭跣而往,折竹扫陈叶,排腐木,可罗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络之流,触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水,龙鳞之石,均荫其上。古之人其有乐乎此耶?后之来者有能追予之践履耶?得之日,与石渠同。
由渴而来者,先石渠,后石涧;由百家濑上而来者,先石涧,后石渠。涧之可穷者,皆出石城村东南,其间可乐者数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险,道狭不可穷也。

小石城山记

自西山道口径北逾黄茅岭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寻之无所得;其一少北而东,不过四十丈,土断二川分,有积石横当其垠。其上为睥睨梁欐之形;其旁出堡坞,有若门焉,窥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声,其响之激越,良久乃已。环之可上,望甚远。无土壤而生嘉树美箭,益奇而坚,奇疏数偃仰,类智者所施也。
噫!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有。又怪其不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劳而无用,神者倘不宜如是,则其果无乎?或曰:以慰夫贤而辱于此者。或曰:其气之灵,不为伟人而独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少精敏绝伦,为文卓伟精致,为时辈推仰。贞元九年(793年)进士。又中博学鸿辞科,授集贤殿正宇。调蓝田尉,拜监察御史。他和刘禹锡等人参加了王叔文集团革新政治的活动。顺宗时,官礼部员外郎。王叔文失败后,贬永州司马,十年后调柳州刺史,死于贬所。世称柳柳州或柳河东。有《柳河东全集》。

� 柳宗元是中唐杰出的诗人,其诗幽峭明净,"发纤浓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散文则和韩愈齐名,同被列为唐宋八大家,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称柳"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宪宗在方镇和宦官拥护下,继立为帝,主持改革的顺宗被幽禁,永贞革新集团失败。王叔文、王被贬杀,骨干分子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凌准、程异、韦执谊等均被贬为边州司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柳宗元始被贬为邵州刺史,不半道,追贬为永州司马。十年之后,方徙为柳州刺史。

� 永州,今湖南零陵,在唐时还是一个未经多少开发的地区,僻远荒凉。州司马只是安置流放官员的一种名义上的职务。柳宗元作为一个有远大政治抱负的革新家,在这样的处境里,还要时刻担心受更重的迫害,其心情之抑郁苦闷可以想见。可以说,在永州的十年,是柳宗元生平最为困厄,最为艰难,心情也最为孤寂郁愤的十年,但正所谓祸兮福所伏,福兮祸所倚,这穷蹙的十年,居然真正造就了一个古文大家的绝世风范,就在这种环境下,就在这种心情下,柳宗元的郁郁才思得到了强烈的激发,发言为文,莫不悲恻动人,寓言、山水游记以及记叙文都取得了整个一生中最光辉最杰出的成就。《永州八记》,《捕蛇者说》,《三戒》,《段太尉逸事状》……这些代表柳宗元最高成就,散文史上赫赫有名的篇章都莫不作于这僻远凄幽的永州。幸与不幸,曷可言哉!

�"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捕蛇者说》

� 安史之乱后至宪宗元和年间的六十年中,李唐王朝经历着盛极而衰的历史变迁,统治阶级为挥霍享乐和应付各种危机,不惜横征暴敛,恣意搜刮,致使民生日蹙,濒临绝境。即以永州而论,此地在玄宗天宝年间有户两万七千余,口十七万。而至肃宗乾元时期,竟骤减至户六千余,口两万七千。
� 本文叙述了永州一种特有的社会现象:当地农民为免输赋税而争相奔走捕捉毒蛇。借永州捕蛇者蒋氏所述三世的遭遇,用蛇的毒害和赋敛的毒害作比衬,尖锐揭露了天宝以来赋税的惨毒,官吏征敛的凶悍和人民遭害的深重。蒋氏三代甘愿冒生命危险捕捉毒蛇而不愿交纳繁杂的赋税,宁可被毒蛇咬死而不堪忍受征赋悍吏的欺凌,以独特的视角从一个侧面深刻而广泛地反映了当时严酷的社会现实。作者把这种现实一言蔽之为"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
� 文章自始至终把毒蛇与赋敛联系起来,运用烘托和对比,逐层推进,突现主题。如文章开头交代异蛇之巨毒,突出了蒋氏三代捕蛇的艰险和不幸;作者出于同情,表示愿帮助免除捕蛇苦役而恢复交纳赋税时,蒋氏非但毫无欣喜之色,反倒"汪然而泣",痛陈捕蛇之不幸,不如输税之不幸。文章将蒋氏捕蛇之不幸,同乡邻遭受赋敛损害之不幸相对比;将征赋悍吏日日骚扰乡邻的情景与蒋氏献蛇之余"熙熙而乐"地苟延残喘的境况相对比。这样,文章不仅表现了异蛇毒,捕蛇者可哀,而且进一步揭示出赋敛比毒蛇更可怕,广大的普通农民比捕蛇者更凄惨。末段以议论概括中心,顺理成章地收结全文。全篇构思新颖自然,紧凑而有波澜。

�"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永州八记》

�永州山水幽奇雄险,许多地方还鲜为人知。柳宗元在漫长的百无聊赖的待罪期间,便到处游览,搜奇探胜,借以开拓胸襟,得到精神上的慰藉。著名的《永州八记》就是这种心态之下的游历结晶。

�《永州八记》依次包括《始得西山宴游记》、《钴姆潭记》、《钴姆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等,八记各自独立,又互相联系,若断若连,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八记一方面精确准确再现了优美的山水景色,使读者产生身临其境之感,另一方面又把自己的坎坷遭遇和忧愤心情编织进去,处处浮现着自己的身影,真正做到了情景交融,使永州笼罩上了一层浓郁的凄幽的情调。

�《始得西山宴游记》。这篇文章从"始得"着意,以精练形象的语言,生动真切的描绘,通过对登临西山山顶所见所感的抒写,热烈赞美了西山的怪特,表现了作者挺立不群的高尚品格和在大自然中获得精神解脱的快感。
�文章一开始,就从作者被贬之后的忧惧和漫游中透露了他在当时的处境和心境,使笔下的自然景物跟作者的身世遭遇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又与烦嚣丑恶的社会现实形成强烈的对照。作者放迹山水之间,游遍了永州的奇山异水,就"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然而却"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接下便写发现西山和始游西山的经过,着重写在山顶所见所感。登高眺望,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为类。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
��作者的描绘,没有直接着力于西山本身的景物,而是依据透视原理着力刻画登临眺望中收入眼底的远景,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映衬,以及生动的比喻色彩的渲染,构成一幅绚丽多姿萦青缭白的山水图画。作者本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和不附权贵的高尚品格。他对西山怪特的一再烘托,刻意渲染,热烈赞美,正是他在逆境中坚持挺立不群的高尚品格的自我表现。面对如此美景,作者于是乎"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直到"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作者当时常怀忧惧,满腔幽愤。而登临西山顶峰所获得的与大自然浑而为一,超然物外的感受,使作者的忧惧和悲愤一扫而空,精神上暂时获得了莫大的解脱。

� 《钴姆潭记》是《永州八记》第二篇。钴姆潭,形状象熨斗的潭。开端"钴姆潭在西山西",只用七字既点了题,又交代了潭的位置,而且与第一篇《始得西山宴游记》连接了起来。
� 作者写潭,先写潭的形成过程,重点在水与石的两次搏击。作者运用了拟人化的描写,使水获得了生命力,显得有声有色。水之来,不是流而是奔,写水之搏击,不用蚀而用啮,生动地表现了水对准山石,毫不放松的冲击。写水之去,不用流淌,而用徐行,仿佛可见那安详舒缓的漾漾漫流。潭水源于冉水,"奔注"而下,可见急湍似箭,直泻千里的气势。突然碰到了山石,于是两下抵住,石因有靠山,水只能"屈折东流"。旋即因"颠委势峻"的有利地形,水重新积蓄了力量,开始"荡击",咬啮着山石的边缘。柔能克刚,结果形成了一个"旁广而中深"的潭。它广阔近十亩有余,表面平静,纵深清澈,周围有碧树环境,高处有泉水流泻。其宁静幽雅与前之激烈的搏斗恰成强烈的对比。
� 潭上美景,作者留恋不已,亟游不止,引起了要卖田的潭上居者的注意,因而上门来求售。作者"乐而如其言"。买下之后,动手改建,潭上景色尽收眼底,于是乐不思土。作者失意远贬,本来是"不乐居夷"、"不忘故土"的,现在却因为得到了这个潭,竟至乐于居夷,忘怀故土,充分表明了作者对钴姆潭的深厚感情和潭上景色的高度赞美。然而,作者只不过是苦中作乐罢了。表面上旷达闲适,内心却是沉痛悲哀,潭上美妙的景色处处透出凄清的意味。

� 《钴姆潭西小丘记》是《永州八记》第三篇。钴姆潭的形势,主体是水;小丘的形势主体则是石。作者着重描写石的"奇",同样运用了拟人化的手法。"突怒偃蹇",不仅写出了石的形状,更写出了石的神态,再进一步,用一个"负土而出"的出字,又写出了石的动作。石的奇状既多到殆不可数,当然无法写尽,于是举出其中的两组作为代表,"其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生动细致,可谓"词出意表,而刻画无上"。
�然而如此美好奇特的小丘,居然是主人的"弃地"。弃到价止四百,而且连岁不能售。小丘的遭际震动了作者的心,于是他怜而买之。得到小丘后,"即更取器用,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这番去除务尽的行动,是对自然界秽草恶木的憎恶,但又何尝不是传达出作者对社会邪恶势力的深恶痛绝!声东击西,指桑骂槐而已。当铲刈焚烧之后,嘉木美竹奇石一下子展现在新主人面前,小丘恢复了它天然幽美的风姿,而且:
��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不匝旬而得异地者二,虽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
��得意之余,回想发现和得到小丘的过程,不禁感慨系之。小丘就是小丘,放在帝畿则为名胜,在远州则为弃地。被弃置的小丘"农夫过而陋之",为作者和他的朋友所赏识,从而彻底地改变了命运,而这仅仅是偶然的机缘巧合,太难得了。如此前写小丘之胜,后写弃掷之感,高兴之余顿处凄清,转折之中独见幽怜。名为小丘,实为作者而已。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是《永州八记》的第四篇。作者从钴姆潭西小丘,又西行一百二十步,忽然听到竹林后传来如佩环相鸣的淙淙水声,不由得"心乐之"。"伐竹取道"后又见到潭水清冽,潭石峥嵘,潭树青翠,蒙络摇缀,这是在心乐之下所见到的情景。文章在以引人入胜的笔墨点出小石潭之后,便紧紧抓住"水尤清冽"一句展开描写。首先它从石字上落笔,刻画"全石以为底"的小石潭的形状,从而写出潭水清澈的原因。然后再运用实中写虚、静中写动的手法,通过描写"皆若空游无所依"的鱼,反衬出潭水清澈的程度。这里没有一字一句写水,只是借助客体去表现主体,使它象浮雕一般给人一种立体感。同时他描写潭水之清,又是为下文"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作好铺垫,从而将自己当时那种抑郁失意的心情,巧妙地寄寓在凄清幽邃的自然境界之中。接着他细看清潭中的游鱼;
��潭中鱼可数百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动,出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潭中鱼数语,体物神妙。柳文峻洁清深,于斯毕现。此时此刻,宛若庄子观鱼时的那种物我同一,乐而忘形的境界。然而,这种怡乐的心境起了变化。当他抬头西南远望水源时,见到水流曲折明灭,岸势犬牙交错,"不可知其源",有一种变幻无定,深不可测的感觉,这时他仿佛受到了震动,四周的竹树再也不复是先前那"蒙络摇缀,参差披拂"的生气勃勃的景象,而显得"寂寥无人,凄神寒骨",以至"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而匆匆离去。�此文在游历程序上与前三篇相衔接,而在写景状物上更趋精粹,在心态表露上更趋隐蔽。尽管《小石潭记》在八记中算是色调比较明丽的一篇,然而读到最后还是能体会到凄冷抑郁的心绪。

� 《袁家渴记》是《永州八记》第五篇。本文先从永州的全景全貌着笔,通过宾主之间的对比和映衬,突现出文章所要描写的主要对象。袁家渴的景物,参差错落,色彩班驳。水有声,山有色,枝干扶疏,花叶摇曳。山山水水,花花草草,皆成文章。如描写风从四面山上下来摇荡花草树木的景象:
��每风自四山而下,振动大木,掩苒众草,纷红骇绿,蓊勃香气;冲涛旋濑,退贮溪谷;摇扬葳蕤,与时推移。其大都如此,余无以穷其状。
��对树用摇动,对草用掩苒,对花卉用纷红骇绿,均是生动细致而传神,精妙而准确。

� 《石渠记》是《永州八记》第六篇。此篇写泉水和泉上景物,各具特色。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桥上。有泉幽幽然,其鸣乍大乍细。渠之广或咫尺,或倍尺,其长可十许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谕石而往,有石泓,菖蒲被之,青鲜环周。又折西行,旁陷岩石下,北堕小潭。潭幅员成百尺,清深多修鱼。又北曲行纡余,睨若无穷,然卒入于渴。其侧皆诡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风摇其巅,韵动崖谷。视之既静,其听始远。
��石渠、石泓和小潭,这三个方面的景物虽然同在一个画面里,但是它们的特点却又各不相同。石渠的特点是狭窄,所以渠中的泉水也就微弱,碰上石头,不是激起巨浪,而是伏出其下;石泓的特点是低洼,因此积水比石渠较深,被菖蒲青苔覆盖或环绕着;而小潭的特点则是清深,所以石渠的水流入潭中,并且可以看到里面鱼的情况。除此之外,作者还写了泉上的石头树木花草和竹子,特别是侧重于风声的描绘上。风摇动着竹树的梢头,产生震撼崖谷经久不息的回响,从而使读者由视觉转入听觉,给那些画图似的景物,再加上一种诗韵般的音乐美。

� 《石涧记》是《永州八记》第七篇。本篇紧承上文,所写的景物仍旧是泉水、石头和树木,但作者善于捕捉共性之外的个性,如:
��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亘石为底,达于两涯。若床若堂,若陈筵席,若限阃奥。水平布其上,流若织文,响若操琴。
��对水中石头,泉水都用"若"字表明,而对泉上的树和石,则用翠羽、龙鳞来直接比喻,"翠羽之木,龙鳞之石,均荫其上"。由于采用了多种比喻手段来精确形象地进行描绘,所以毫无重复之感,反而觉得洞天之中又有无穷洞天

�《小石城山记》是《永州八记》最后一篇。作者先着力描绘小石城山的形状、布局和奇异的景色,然后转入到议论造物者的有无,用设疑的曲笔批判了天命观,同时倾吐了自己横遭贬谪、壮志难酬的悲愤。文章跌宕开合,尺幅千里,正如前人所说:"笔笔眼前小景,笔笔天外奇情。"作者写小石城山的景物,主要是在抒发一种感想。当时有人认为美好事物是天用来安慰被侮辱的贤人,有人认为美好景物是灵秀之气所造成的,作者都加以否定。
��噫!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有。又怪其不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劳而无用。神者倘不宜如是,则其果无乎?或曰:以慰夫贤而辱于此者。或曰:其气之灵,不为伟人而独为此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作者在这篇里发这种感想,是因以上各篇中所发出的身世之感密切结合着的。要是相信 天是有意志的,那么作者的被贬斥,是天意,也就用不到愁怨不平了。要是相信这些美好景 物是天用来安慰贤人,那就不免要自我陶醉,会忘掉自己遭受迫害的愁怨不平。正由于作者不相信 这些,所以把个人的身世之感同山水结合起来写,写得情景交融。从这些山水记中显出作者 不相信天有意志,感叹自己遭受迫害的思想情趣来:
�一腔心事付幽胜,
�多少凄楚烟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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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8-10-12
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代表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苏洵是苏轼.苏辙的父亲,苏轼是苏辙的哥哥)、王安石、曾巩。 (分为唐二家和宋六家)
名称的起源
据查,明初朱右将以上八位散文家的文章编成《八先生文集》,八大家之名始于此。明中叶唐顺之所纂的《文编》,仅取唐宋八位散文家的文章,其它作家的文章一律不收。这为唐宋八大家名称的定型和流传起了一定的作用。以后不久,推崇唐顺之的茅坤根据朱、唐的编法选了八家的文章,辑为《唐宋八大家文钞》,唐宋八大家之称遂固定下来。
唐宋八大家乃主持唐家古文运动的中心人物,他们提倡散文,反对骈文,给予当时和后世的文坛以深远的影响。
唐贞元二年(786年)韩愈十九岁,怀着经世之志进京参加进士考试,一连三次均失败,直至贞元八年(792年)第四次进士考试才考取。按照唐律,考取进士以后还必须参加吏部博学宏辞科考试,韩愈又三次参加吏选,但都失败;三次给宰相上书,没有得到一次回复;三次登权者之门,均被拒之门外。
贞元十二年(796年)七月,韩愈二十九岁,受董晋推荐,出任宣武军节度使观察推官。这是韩愈从政开始。韩愈在任观察推官三年中,边指导李翱、张籍等青年学文,边利用一切机会,极力宣传自己对散文革新的主张。
贞元十六年冬,韩愈第四次参吏部考试,第二年(801年)通过铨选。这时期写的《答李翊书》,阐述自己把古文运动和儒学复古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主张,这是韩愈发起开展古文运动的代表作。这年秋末,韩愈时年三十四岁,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这是韩愈步入京师政府机构任职开端。任职四门博士期间,积极推荐文学青年,敢为人师,广授门徒,人称“韩门第子”。贞元十九年(803年)写了名作《师说》,系统提出师道的理论。
贞元十九年冬,韩愈晋升为监察御史,在任不过两个月,为了体恤民情,忠于职守,上书《论天旱人饥状》,因遭权臣谗害,贬官连州阳山令。韩愈三年任职阳山令,深入民间,参加山民耕作和鱼猎活动,爱民惠政德礼文治,《新唐书·韩愈传》因此特书“有爱于民,民生子以其姓字之。” 在阳山令任上,一大批青年慕名投奔韩愈门下,与青年学子吟诗论道,诗文著作颇丰,今见之《昌黎文集》有古诗二十余首,文数篇。此时构思并开始著述的《原道》等篇章,构成韩学重要论著“五原”学说,这是唐宋时期,新儒学的先声,其理论建树影响巨大。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年夏秋之间,韩愈离开阳山,八月任江陵法曹参军。元和元年(806年)六月,韩愈奉召回长安,官授权知国子博士。元和三年(808年),韩愈改真博士。元和四年,改授都官员外郎分司东都兼判祠部。是年冬被降职调为河南令,以后相继任职方员外郎、国子博士。
元和八年(813年),晋升为比部郎中史馆修选,完成《顺宗实录》著名史书编写。元和九年(814年),韩愈任考功郎中知制诰,第二年晋升为中书舍人。元和十二年(817年),协助宰相裴度,以行军司马身份,平定淮西乱,因军功晋授刑部侍郎。
元和十四年(819年),宪宗皇帝派遣使者去凤翔迎佛骨,京城一时间掀起信佛狂潮,韩愈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论佛骨表》,痛斥佛之不可信,要求将佛骨 “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宪宗得表,龙颜震怒,要处以极刑。幸宰相裴度及朝中大臣极力说情,免得一死,贬为潮州刑史。韩愈任潮州刑史八个月,概括说来:驱鳄鱼、为民除害;请教师,办乡校;计庸抵债,释放奴隶;率领百姓,兴修水利,排涝灌溉。千余年来,使潮州成为具有个性特色的地域文化,潮州地区成为礼仪之邦和文化名城!
元和十五年(820年)九月,韩愈诏内调为国子祭酒。长庆元年(821年)七月,韩愈转任兵部侍郎,第二年,单身匹马,冒着风险赴镇州宣慰乱军,史称“勇夺三军帅”,不费一兵一卒,化干戈为玉帛,平息镇州之乱。九月转任吏部侍郎。
长庆三年(823年)六月,韩愈晋升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京兆之地称复杂难理,在韩愈整治下,社会安定,盗贼止,米价不敢上。后相继调任兵部侍郎、吏部侍郎。
长庆四年,韩愈因病告假,十二月二日,因病卒于长安,终年五十七岁。
韩愈思想渊源于儒家,但亦有离经叛道之言。他以儒家正统自居,反对佛教的清净寂灭、神权迷信,但又相信天命鬼神;他盛赞孟子辟排杨朱、墨子,认为杨、墨偏废正道,却又主张孔墨相用;他提倡宗孔氏,贵王道,贱霸道;而又推崇管仲、商鞅的事功。他抨击二王集团的改革,但在反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主要问题上,与二王的主张并无二致。这些复杂矛盾的现象,在其作品中都有反映。

韩愈(768-824)
韩愈,字退之,世称韩昌黎,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祖籍河北昌黎。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古文运动的领袖,“唐宋八大家”之首,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地位崇高,苏东坡称赞他为“文起八代之衰”。他在科名和仕途上屡受挫折,思想倾向复古。他在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维护唐王朝统一。在思想上提倡儒家正统思想,批判佛老思想。他领导了唐代反骈文的“古文运动”,反对华而不实的形式主义文风。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他的文章气势宏大、豪逸奔放、曲折多姿、新奇简劲、逻辑严整、融会古今,无论是议论、叙事或抒情,都形成独特的风格,达到前人不曾达到的高度。他的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

柳宗元(773-819)
柳宗元,字子厚,祖籍河东,世称柳河东,生于长安,贞元初年进士,官监察御史。顺宗时,王叔文执政,他任礼部员外郎,锐意推行政治改革。不久,王叔文失败,他也被贬为永州司马,迁柳州刺史。在南方凡十四年,死于柳州。唐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杰出的文学家。 作为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和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反对六朝以来笼罩文坛的绮靡浮艳文风,提倡质朴流畅的散文。著有《柳河东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

欧阳修(1007-1072)
欧阳修(1007~1072年),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诗人。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吉安永丰(今属江西)人,汉族人,自称庐陵人,因吉州原属庐陵郡,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天圣进士。仁宗时,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英宗,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神宗朝,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卒谥文忠。其于政治和文学方面都主张革新,既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支持者,也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又喜奖掖后进,苏轼父子及曾巩、王安石皆出其门下。创作实绩亦灿然可观,诗、词、散文均为一时之冠。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风与散文近似,重气势而能流畅自然;其词深婉清丽,承袭南唐余风。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有《欧阳文忠公文集》。诗歌《踏莎行》。
欧阳修死后葬于开封新郑(今河南新郑),新郑市辛店镇欧阳诗村现有欧阳修陵园,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另今绵阳南郊亦有其祠堂,名曰六一堂。本文选其《朋党论》、《五代史令官传序》、《醉翁亭记》、《秋声赋》、《祭石曼卿文》、《卖油翁》六篇;选其词《采桑子(群芳过后西湖好)、《诉衷情(清晨帘幕卷秋霜)》、《踏莎行(候馆残梅)、《生杳子(去年元月时)》、《朝中措(平山栏槛倚晴空)》、《蝶恋花(家庭院深深几许)》六首;先其诗《戏答元珍》和《画眉鸟》二首。

苏洵(1009—1066)
个人简介
姓名:苏洵 字明允 号老泉
性别:男
生卒年:1009—1066
所属朝代:宋代
所属文学时期:宋代文学
所属流派:三苏 唐宋八大家
代表作品:权书 衡论
生平介绍
北宋散文家。汉族,与其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应试不举,经韩琦荐任秘书省校书郎、文安县主簿。长于散文,尤擅政论,议论明畅,笔势雄健。有《嘉佑集》。亦有一女,名唤小妹,人称苏小妹。
据说27岁才发愤读书,经过十多年的闭门苦读,学业大进。仁宗嘉佑元年(1056),他带领苏轼、苏辙到汴京,谒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很赞赏他的《权书》、《衡论》、《几策》等文章,认为可与贾谊、刘向相媲美,于是向朝廷推荐。一时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文名因而大盛。嘉佑三年,仁宗召他到舍人院参加考试,他推托有病,不肯应诏。嘉佑五年,任为秘书省校书郎。后与陈州项城(今属河南)县令姚□同修礼书《太常因革礼》。书成不久,即去世,追赠光禄寺丞。
苏洵是有政治抱负的人。他说他作文的主要目的是“言当世之要”,是为了“施之于今”。在《衡论》和《上皇帝书》等重要议论文中,他提出了一整套政治革新的主张。他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审势”、“定所尚”。他主张“尚威”,加强吏治,破苟且之心和怠惰之气,激发天下人的进取心,使宋王朝振兴。由于苏洵比较了解社会实际,又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古为鉴,因此,他的政论文中尽管不免有迂阔偏颇之论,但不少观点还是切中时弊的。
曾巩说苏洵“颇喜言兵”。苏洵的《权书》10篇、《几策》中的《审敌》篇、《衡论》中的《御将》和《兵制》篇,还有《上韩枢密书》、《制敌》和《上皇帝书》,都论述了军事问题。在著名的《六国论》中,他认为六国破灭,弊在贿秦。实际上是借古讽今,指责宋王朝的屈辱政策。《审敌》更进一步揭露这种贿敌政策的实质是残民。《兵制》提出了改革兵制、恢复武举、信用才将等主张。《权书》系统地研究战略战术问题。在《项籍》中,他指出项籍不能乘胜直捣咸阳的战略错误。他还强调避实击虚、以强攻弱、善用奇兵和疑兵、打速决战、突击取胜等战略战术原则。
苏洵的抒情散文不多,但也不乏优秀的篇章。在《送石昌言使北引》中,他希望出使契丹的友人石昌言不畏强暴,藐视敌人,写得有气势。《张益州画像记》记叙张方平治理益州的事迹,塑造了一个宽政爱民的封建官吏形象。《木假山记》借物抒怀,赞美一种巍然自立、刚直不阿的精神。
苏洵的散文论点鲜明,论据有力,语言锋利,纵横恣肆,具有雄辩的说服力。欧阳修称赞他“博辩宏伟”,“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曾巩也评论他的文章“指事析理,引物托喻”,“烦能不乱,肆能不流”(《苏明允哀词》),这些说法都是比较中肯的。艺术风格以雄奇为主,而又富于变化。一部分文章又以曲折多变、纡徐宛转见长。苏洵在《上田枢密书》中也自评其文兼得“诗人之优柔,骚人之清深,孟、韩之温淳,迁、固之雄刚,孙、吴之简切”。他的文章语言古朴简劲、凝炼隽永;但有时又能铺陈排比,尤善作形象生动的妙喻,如《仲兄字文甫说》,以风水相激比喻自然成文的一段描写,即是一例。
苏洵论文,见解亦多精辟。他反对浮艳怪涩的时文,提倡学习古文;强调文章要“得乎吾心”,写“胸中之言”;主张文章应“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他还探讨了不同文体的共同要求和不同写法。他特别善于从比较中品评各家散文的风格和艺术特色,例如《上欧阳内翰第一书》对孟子、韩愈和欧阳修文章的评论就很精当。
苏洵作诗不多,擅写五古,质朴苍劲。宋人叶梦得评其诗“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正类其文”(《石林诗话》)。其《欧阳永叔白兔》、《忆山送人》、《颜书》、《答二任》、《送吴待制中复知潭州二首》等都不失为佳作,但总的成就远逊于散文。
苏洵著作,宋代以多种版本流行,原本大都散佚,今存者有北宋刊《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残卷。通行本有《四部丛刊》影宋钞本、《嘉佑集》15卷。
部分作品
「云兴于山」
云兴于山,霿霿为雾。匪山不仁,天实不顾。山川我享,为我百诉。岂不畏天,哀此下土。班班鸤鸠,谷谷晨号。天乎未雨,余不告劳。谁为山川,不如羽毛。
「有骥在野」
有骥在野,百过不呻。子不我良,岂无他人。絷我于厩,乃不我驾。遇我不终,不如在野。秃毛于霜,寄肉于狼。宁彼我伤,人不我顾?无子我忘。
「有触者犊」
有触者犊,再棰不却。为子已触,安所置角?天实畀我,子欲已我。恶我所为,盍夺我有?子欲不触,盍索之笠?
「朝日载升」
朝日载升,薨薨伊氓。于室有绩,于野有耕。于途有商,于边有征。天生斯民,相养以宁。嗟我何为?踽踽无营。初孰与我,今孰主我?我将往问,安所处我?
「我客至止」
我客至止,我迎于门。来升我堂,来饮我尊。羞鳖不时,詈我不勤。求我何多,请辞不能。客谓主人:唯子我然。求子之多,责子之深,期子于贤。
「颜书四十韵」
任君北方来,手出《邠州碑》。为是鲁公写,遗我我不辞。鲁公实豪杰,慷慨忠义姿。忆在天宝末,变起渔阳师。猛士不敢当,儒生横义旗。感激数十郡,连衡斗羌夷。新造势尚弱,胡马力未衰。用兵竟不胜,叹息真数奇。杲兄死常山,烈士泪满颐。鲁公不死敌,天下皆熙熙。奈何不爱死,再使踏鲸鳍?公固不畏死,吾实悲当时。缅邈念高谊,惜哉我生迟。近日见异说,不知作者谁。云公本不死,此事亦已奇。〈或云公尸解。虽见杀,而实不死。〉大抵天下心,人人属公思。加以不死状,慰此苦叹悲。我欲哭公墓,莽莽不可知。爱其平生迹,往往或孑遗。此字出公手,一见减叹咨。使公不善书,笔墨纷讹痴。思其平生事,岂忍弃路岐?况此字颇怪,堂堂伟形仪。骏极有深稳,骨老成支离。点画乃应和,关连不相违。有如一人身,鼻口耳目眉。彼此异状貌,各自相结维。离离天上星,分如不相持。左右自缀会,或作斗与箕。骨严体端重,安置无欹危。篆鼎兀大腹,高屋无弱楣。古器合尺度,法物应矩规。想其始下笔,庄重不自卑。虞柳岂不好,结束烦馽羁。笔法未离俗,庸手尚敢窥。自我见此字,得纸无所施。一车会百木,斤斧所易为。团团彼明月,欲画形终非。谁知忠义心,余力尚及斯。因此数幅纸,使我重叹嘻。
「欧阳永叔白兔」
飞鹰搏平原,禽兽乱衰草。苍茫就擒执,颠倒莫能保。白兔不忍杀,叹息爱其老。独生遂长拘,野性始惊矫。贵人识筠笼,驯扰渐可抱。谁知山林宽,穴处颇自好。高飚动槁叶,群窜迹如扫。异质不自藏,照野明暠暠。猎夫指之笑,自匿苦不早。何当骑蟾蜍,灵杵手自捣。
编辑本段苏轼(1037-1101)
苏轼,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生于四川眉山。北宋大文学家、书画家,有多方面的创作才能,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独特,优异的成就。世人称为苏东坡。
苏轼(1037~1101)宋朝人,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谥号文忠,享年64岁。南宋高宗朝,赠太师,追谥号“文忠”。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山)人,汉族,是父亲苏洵的第五个儿子,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散文家、诗人、词人。嘉佑二年(1057)与弟辙同登进士。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熙宁二年(1069),父丧守制期满还朝,为判官告院。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反对推行新法,自请外任,出为杭州通判。迁知密州(今山东诸城),移知徐州。元丰二年(1079),罹“乌台诗案”,责授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文。哲宗立,高太后临朝,被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4个月后,迁为礼部郎中;任未旬日,除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又迁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元佑四年(1089)出知杭州,后改知颍州,知扬州、定州。元佑八年(1093)哲宗亲政,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阳),再贬儋州(今海南儋县)。徽宗即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卒于常州(今属江苏),年六十五,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他与他的父亲苏洵(1009~1066)、弟弟苏辙(1039~1112) 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三苏”为唐宋八大家中的三位,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乐府 》等。在政治上属他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大家。
嘉佑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阴差阳错地高中进士第二名。
嘉佑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
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政绩显赫,深得民心.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就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
俗话说:“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佑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外放颍州。 元佑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再次被贬。后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享年六十六岁。
【文学艺术成就】
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的艺术境界。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释德洪《跋东坡(左忄右允)池录》说:“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苏轼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的作家中间享有巨大的声誉,一时与之交游或接受他的指导者甚多,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四人都曾得到他的培养、奖掖和荐拔。故称苏门四学士。
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燮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少数诗篇也 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传诵甚广。诗文有《东坡七集》等
不过你都二级,为什么要问能查到的问题呢?
查一下 肯定有相关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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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个回答  2008-10-14
柳宗元,字子厚,祖籍河东,世称柳河东,生于长安,贞元初年进士,官监察御史。顺宗时,王叔文执政,他任礼部员外郎,锐意推行政治改革。不久,王叔文失败,他也被贬为永州司马,迁柳州刺史。在南方凡十四年,死于柳州。唐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杰出的文学家。 作为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和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反对六朝以来笼罩文坛的绮靡浮艳文风,提倡质朴流畅的散文。著有《柳河东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
编辑本段欧阳修(1007-1072)
欧阳修(1007~1072年),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诗人。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吉安永丰(今属江西)人,汉族人,自称庐陵人,因吉州原属庐陵郡,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天圣进士。仁宗时,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英宗,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神宗朝,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卒谥文忠。其于政治和文学方面都主张革新,既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支持者,也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又喜奖掖后进,苏轼父子及曾巩、王安石皆出其门下。创作实绩亦灿然可观,诗、词、散文均为一时之冠。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风与散文近似,重气势而能流畅自然;其词深婉清丽,承袭南唐余风。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有《欧阳文忠公文集》。诗歌《踏莎行》。
欧阳修死后葬于开封新郑(今河南新郑),新郑市辛店镇欧阳诗村现有欧阳修陵园,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另今绵阳南郊亦有其祠堂,名曰六一堂。本文选其《朋党论》、《五代史令官传序》、《醉翁亭记》、《秋声赋》、《祭石曼卿文》、《卖油翁》六篇;选其词《采桑子(群芳过后西湖好)、《诉衷情(清晨帘幕卷秋霜)》、《踏莎行(候馆残梅)、《生杳子(去年元月时)》、《朝中措(平山栏槛倚晴空)》、《蝶恋花(家庭院深深几许)》六首;先其诗《戏答元珍》和《画眉鸟》二首。
编辑本段苏洵(1009—1066)
个人简介
姓名:苏洵 字明允 号老泉
性别:男
生卒年:1009—1066
所属朝代:宋代
所属文学时期:宋代文学
所属流派:三苏 唐宋八大家
代表作品:权书 衡论
生平介绍
北宋散文家。汉族,与其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应试不举,经韩琦荐任秘书省校书郎、文安县主簿。长于散文,尤擅政论,议论明畅,笔势雄健。有《嘉佑集》。亦有一女,名唤小妹,人称苏小妹。
据说27岁才发愤读书,经过十多年的闭门苦读,学业大进。仁宗嘉佑元年(1056),他带领苏轼、苏辙到汴京,谒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很赞赏他的《权书》、《衡论》、《几策》等文章,认为可与贾谊、刘向相媲美,于是向朝廷推荐。一时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文名因而大盛。嘉佑三年,仁宗召他到舍人院参加考试,他推托有病,不肯应诏。嘉佑五年,任为秘书省校书郎。后与陈州项城(今属河南)县令姚□同修礼书《太常因革礼》。书成不久,即去世,追赠光禄寺丞。
苏洵是有政治抱负的人。他说他作文的主要目的是“言当世之要”,是为了“施之于今”。在《衡论》和《上皇帝书》等重要议论文中,他提出了一整套政治革新的主张。他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审势”、“定所尚”。他主张“尚威”,加强吏治,破苟且之心和怠惰之气,激发天下人的进取心,使宋王朝振兴。由于苏洵比较了解社会实际,又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古为鉴,因此,他的政论文中尽管不免有迂阔偏颇之论,但不少观点还是切中时弊的。
曾巩说苏洵“颇喜言兵”。苏洵的《权书》10篇、《几策》中的《审敌》篇、《衡论》中的《御将》和《兵制》篇,还有《上韩枢密书》、《制敌》和《上皇帝书》,都论述了军事问题。在著名的《六国论》中,他认为六国破灭,弊在贿秦。实际上是借古讽今,指责宋王朝的屈辱政策。《审敌》更进一步揭露这种贿敌政策的实质是残民。《兵制》提出了改革兵制、恢复武举、信用才将等主张。《权书》系统地研究战略战术问题。在《项籍》中,他指出项籍不能乘胜直捣咸阳的战略错误。他还强调避实击虚、以强攻弱、善用奇兵和疑兵、打速决战、突击取胜等战略战术原则。
苏洵的抒情散文不多,但也不乏优秀的篇章。在《送石昌言使北引》中,他希望出使契丹的友人石昌言不畏强暴,藐视敌人,写得有气势。《张益州画像记》记叙张方平治理益州的事迹,塑造了一个宽政爱民的封建官吏形象。《木假山记》借物抒怀,赞美一种巍然自立、刚直不阿的精神。
苏洵的散文论点鲜明,论据有力,语言锋利,纵横恣肆,具有雄辩的说服力。欧阳修称赞他“博辩宏伟”,“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曾巩也评论他的文章“指事析理,引物托喻”,“烦能不乱,肆能不流”(《苏明允哀词》),这些说法都是比较中肯的。艺术风格以雄奇为主,而又富于变化。一部分文章又以曲折多变、纡徐宛转见长。苏洵在《上田枢密书》中也自评其文兼得“诗人之优柔,骚人之清深,孟、韩之温淳,迁、固之雄刚,孙、吴之简切”。他的文章语言古朴简劲、凝炼隽永;但有时又能铺陈排比,尤善作形象生动的妙喻,如《仲兄字文甫说》,以风水相激比喻自然成文的一段描写,即是一例。
苏洵论文,见解亦多精辟。他反对浮艳怪涩的时文,提倡学习古文;强调文章要“得乎吾心”,写“胸中之言”;主张文章应“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他还探讨了不同文体的共同要求和不同写法。他特别善于从比较中品评各家散文的风格和艺术特色,例如《上欧阳内翰第一书》对孟子、韩愈和欧阳修文章的评论就很精当。
苏洵作诗不多,擅写五古,质朴苍劲。宋人叶梦得评其诗“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正类其文”(《石林诗话》)。其《欧阳永叔白兔》、《忆山送人》、《颜书》、《答二任》、《送吴待制中复知潭州二首》等都不失为佳作,但总的成就远逊于散文。
苏洵著作,宋代以多种版本流行,原本大都散佚,今存者有北宋刊《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残卷。通行本有《四部丛刊》影宋钞本、《嘉佑集》15卷。
部分作品
「云兴于山」
云兴于山,霿霿为雾。匪山不仁,天实不顾。山川我享,为我百诉。岂不畏天,哀此下土。班班鸤鸠,谷谷晨号。天乎未雨,余不告劳。谁为山川,不如羽毛。
「有骥在野」
有骥在野,百过不呻。子不我良,岂无他人。絷我于厩,乃不我驾。遇我不终,不如在野。秃毛于霜,寄肉于狼。宁彼我伤,人不我顾?无子我忘。
「有触者犊」
有触者犊,再棰不却。为子已触,安所置角?天实畀我,子欲已我。恶我所为,盍夺我有?子欲不触,盍索之笠?
「朝日载升」
朝日载升,薨薨伊氓。于室有绩,于野有耕。于途有商,于边有征。天生斯民,相养以宁。嗟我何为?踽踽无营。初孰与我,今孰主我?我将往问,安所处我?
「我客至止」
我客至止,我迎于门。来升我堂,来饮我尊。羞鳖不时,詈我不勤。求我何多,请辞不能。客谓主人:唯子我然。求子之多,责子之深,期子于贤。
「颜书四十韵」
任君北方来,手出《邠州碑》。为是鲁公写,遗我我不辞。鲁公实豪杰,慷慨忠义姿。忆在天宝末,变起渔阳师。猛士不敢当,儒生横义旗。感激数十郡,连衡斗羌夷。新造势尚弱,胡马力未衰。用兵竟不胜,叹息真数奇。杲兄死常山,烈士泪满颐。鲁公不死敌,天下皆熙熙。奈何不爱死,再使踏鲸鳍?公固不畏死,吾实悲当时。缅邈念高谊,惜哉我生迟。近日见异说,不知作者谁。云公本不死,此事亦已奇。〈或云公尸解。虽见杀,而实不死。〉大抵天下心,人人属公思。加以不死状,慰此苦叹悲。我欲哭公墓,莽莽不可知。爱其平生迹,往往或孑遗。此字出公手,一见减叹咨。使公不善书,笔墨纷讹痴。思其平生事,岂忍弃路岐?况此字颇怪,堂堂伟形仪。骏极有深稳,骨老成支离。点画乃应和,关连不相违。有如一人身,鼻口耳目眉。彼此异状貌,各自相结维。离离天上星,分如不相持。左右自缀会,或作斗与箕。骨严体端重,安置无欹危。篆鼎兀大腹,高屋无弱楣。古器合尺度,法物应矩规。想其始下笔,庄重不自卑。虞柳岂不好,结束烦馽羁。笔法未离俗,庸手尚敢窥。自我见此字,得纸无所施。一车会百木,斤斧所易为。团团彼明月,欲画形终非。谁知忠义心,余力尚及斯。因此数幅纸,使我重叹嘻。
「欧阳永叔白兔」
飞鹰搏平原,禽兽乱衰草。苍茫就擒执,颠倒莫能保。白兔不忍杀,叹息爱其老。独生遂长拘,野性始惊矫。贵人识筠笼,驯扰渐可抱。谁知山林宽,穴处颇自好。高飚动槁叶,群窜迹如扫。异质不自藏,照野明暠暠。猎夫指之笑,自匿苦不早。何当骑蟾蜍,灵杵手自捣。
编辑本段苏轼(1037-1101)
苏轼,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生于四川眉山。北宋大文学家、书画家,有多方面的创作才能,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独特,优异的成就。世人称为苏东坡。
苏轼(1037~1101)宋朝人,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谥号文忠,享年64岁。南宋高宗朝,赠太师,追谥号“文忠”。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山)人,汉族,是父亲苏洵的第五个儿子,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散文家、诗人、词人。嘉佑二年(1057)与弟辙同登进士。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熙宁二年(1069),父丧守制期满还朝,为判官告院。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反对推行新法,自请外任,出为杭州通判。迁知密州(今山东诸城),移知徐州。元丰二年(1079),罹“乌台诗案”,责授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文。哲宗立,高太后临朝,被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4个月后,迁为礼部郎中;任未旬日,除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又迁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元佑四年(1089)出知杭州,后改知颍州,知扬州、定州。元佑八年(1093)哲宗亲政,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阳),再贬儋州(今海南儋县)。徽宗即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卒于常州(今属江苏),年六十五,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他与他的父亲苏洵(1009~1066)、弟弟苏辙(1039~1112) 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三苏”为唐宋八大家中的三位,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乐府 》等。在政治上属他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大家。
嘉佑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阴差阳错地高中进士第二名。
嘉佑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
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政绩显赫,深得民心.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就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
俗话说:“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佑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外放颍州。 元佑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再次被贬。后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享年六十六岁。
【文学艺术成就】
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的艺术境界。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释德洪《跋东坡(左忄右允)池录》说:“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苏轼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的作家中间享有巨大的声誉,一时与之交游或接受他的指导者甚多,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四人都曾得到他的培养、奖掖和荐拔。故称苏门四学士。
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燮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少数诗篇也 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传诵甚广。诗文有《东坡七集》等。

【苏辙】(1039~1112)北宋散文家。与其父苏洵、兄苏轼合称“三苏”,均在“唐宋八大家”之列。字子由。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仁宗嘉□二年(1057)与苏轼一起中进士。不久因母丧,返里服孝。嘉□六年,又与苏轼同中制举科。当时因“奏乞养亲”,未任官职,此后曾任大名府推官。熙宁三年(1070)上书神宗,力陈法不可变,又致书王安石,激烈指责新法。熙宁五年(1072),出任河南推官。。
苏辙著有《栾城集》,包括《后集》、《三集》,共84卷,有《四部丛刊》影明活字本。又,《栾城应诏集》12卷,有《四部丛刊》影宋钞本。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世称临川先生。抚州临川人(现为抚州 东乡县 上池里阳村人),汉族。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改革家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号“文”。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中国最伟大改革家。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南丰(今属江西)人。北宋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宋嘉佑二年(1057年)登进士第,儿童时代的曾巩,就与兄长曾晔一道,勤学苦读,白幼就表现出良好的天赋。其弟曾肇在《亡兄行状》中称其“生而警敏,不类童子”,而且记忆力超群,“读书数万言,脱口辄诵”。嘉佑二年(1057年),39岁的他才考取了进士,被任命为太平州司法参军,踏上了仕途。翌年,奉召回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熙宁二年(1069年)先后在齐、襄、洪、福、明、亳等州任知州,颇有政声。元丰三年(1080年),徙知沧州,过京师,神宗召见时,他提出节约为理财之要,颇得神宗赏识,留三班院供事。元丰四年,神宗以其精于史学,委任史馆修撰,编纂五朝史纲,未成。元丰五年,拜中书舍人。次年卒于江宁府。理宗时追谥“文定”。曾巩在政治舞台上的表现并不算是很出色,他的更大贡献在于学术思想和文学事业上。
曾巩的思想属儒学体系,他赞同孔孟的哲学观点,强调“仁”和“致诚”,认为只要按照“中庸之道”虚心自省、正诚修身就能认识世界和主宰世界。在政治上他反对兼并政策,主张发展农业和广开言路。他在任地方官时,总是以“仁”为怀,“除其奸强,而振其弛坏;去其疾苦,而抚其善良”(《齐州杂诗序》)。由于他思想有一定局限性,因此,对王安石变法有些不同看法。他认为法愈密,则弊愈多。但是曾巩也不主张死守成法,他对在位者的因循苟且表示不满,提出“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战国策目录序》)的观点。主张在不失先王意旨的前提下,对法制作必要的改革。在行动上,他能够维护新法,在齐州为官时,能力行保甲之法,使州人安居乐业。曾巩的散文创作成就很高,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师承司马迁、韩愈和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把欧阳修的“事信、言文”观点推广到史传文学和碑铭文字上。他在《南齐书目录序》中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他强调只有“蓄道德能文章者”,才足以发难显之情,写“明道”之文。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风以“古雅、平正、冲和”见称。《宋史》本传说他“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他的议论性散文,剖析微言,阐明疑义,卓然自立,分析辨难,不露锋芒。《唐论》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援古事以证辩,论得失而重理,语言婉曲流畅,节奏舒缓不迫,可与欧阳修的《朋党论》媲美。他的记叙性散文,记事翔实而有情致,论理切题而又生动。著名的《墨池记》和《越州赵公救灾记》熔记事、议论、抒情于一炉,深刻有力,通情达理。他的书、序和铭也是很好的散文。《寄欧阳舍人书》和《上福州执政书》历来被誉为书简范文。叙事委婉深沉,语言简洁凝练,结构十分严谨。《战国策目录序》论辩人理,气势磅礴,极为时人所推崇。当西昆体盛行时,他和欧阳修等人的散文,一揖雕琢堆砌之风,专趋平易自然。王安石曾赞叹说:“曾子文章世稀有,水之江汉星之斗。”(《赠曾子固》)。苏轼也说:“醉翁门下士,杂从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曾巩也擅长写诗,有400余首传世。其诗或雄浑瑰伟,或委婉超逸,无不含义深刻,妙趣横生。《迫租》描绘了“今岁九夏旱,赤日万里灼”,“计虽卖强壮,势不旭弱”的惨状,发出“暴吏体宜除,浮费义可削”的呼声,与王安石的《兼并》诗有异曲同工之妙。绝句《西楼》、《城南》,清新隽永,具有王安石晚年诗作的风致。他的咏物诗多数富有新意,如《咏柳》诗:“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以柳树隐喻奸臣和邪恶势力,形象逼真,寓意深刻,别开生面。曾巩的诗作,格调超逸,字句清新,但有些也存在宋诗言文言理的通病,又为其文名所掩,故不甚为人们所注意。曾巩一生整理古籍、编校史书,也很有成就。《战国策》、《说苑》、《列女传》、《李太白集》和《陈书》等都曾经过他的校勘。《战国策》和《说苑》两书,多亏他访求采录,才免于散失。他每校一书,必撰序文,借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曾巩好藏书,珍藏古籍达20000多册;收集篆刻500卷,名为《金石录》。曾巩治学严谨,每力学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识其微,故能“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其弟曾肇,说他的文章“一落纸,为人传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学士大夫手抄口诵,惟恐得之晚也”(曾肇《亡兄行状》,见《元丰类稿》卷末)。曾巩培养了一批名儒,陈师道、王无咎、曾肇和曾布受业于他。《宋元学案》云:“陈无己(师道)好学苦志.以文谒曾子固,子固为点去百十字,文约而义意加备,无己大服。”曾巩的文章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南宋朱熹“爱其词严而理正,居尝诵习”。明代唐宋派散文家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清代的桐城派方苞、刘大槐、姚鼐和钱鲁斯等人都把他的文章奉为圭臬。《明史·王慎中传》载:“慎中为文,初主秦汉,谓东京之下无可取,已司欧、曾作文之法,乃尽焚旧作,一意师仿,尤得力于曾巩;顺之初不服,久亦变而从之。” 曾巩一生著述丰富,有《元丰类稿》50卷、《续元丰类稿》40卷、《外集》10卷流行于世。另外,他还著有《卫道录》、《大学稽中传》、《礼经类编》、《杂职》、《宋朝政要策》、《诗经教考》等等。宋朝南渡后,《续稿》、《外集》散佚不传,今仅存《元丰类稿》 50卷。又世传《隆平集》30卷旧题曾巩撰,前人考订系出于伪托。
编辑本段概括
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代表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三苏、王安石、曾巩。
第3个回答  2008-10-12
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代表作家的合称,
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
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苏洵是苏轼、苏辙的父亲,苏轼是苏辙的哥哥)、王安石、曾巩。(分为唐二家和宋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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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个回答  2008-10-12
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代表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三苏、王安石、曾巩。

“唐宋八大家”的称谓究竟起于何时?据查,明初朱右将以上八位散文家的文章编成《八先生文集》,八大家之名始于此。明中叶唐顺之所纂的《文编》,仅取唐宋八位散文家的文章,其它作家的文章一律不收。这为唐宋八大家名称的定型和流传起了一定的作用。以后不久,推崇唐顺之的茅坤根据朱、唐的编法选了八家的文章,辑为《唐宋八大家文钞》,唐宋八大家之称遂固定下来。
唐宋八大家乃主持唐家古文运动的中心人物,他们提倡散文,反对骈文,给予当时和后世的文坛以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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