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主题为城市服务经济与贸易，个人理解有三个关键词：第一个是城市，第二个是服务，第三个是经济与贸易。我发言的题目是：现代城市服务功能演进：先行国家的经历与中国困境。主题也很明确，就是想讲讲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城市服务特征，简略地理一下现代城市服务功能发展的一般规律，而后比照中国城市现状，来看看我们的困境，亦即发展与提升城市服务功能面临的约束条件。 我曾在多个地方讲过，我的方法是“三合一”的，即将经济理论、经济史与社会经济现实观察结合在一起，来分析我们所要研究的现象。我向来认为，一个好的专业人员若没有理论，就无法看到现象后面的联系，若没有专业发展形成的历史知识，就无法形成动态视野，容易把问题看成静止的。若没有好的深的现实洞察能力，或曰眼光没有对现实的“穿透力”，就难以发现问题。所谓眼光的“穿透力”，就是法国艺术家罗丹讲过的，能够“在平常人习以为常的事物中看出不一般来”。 我还以为，目前国内经济学研究者有个误区，这便是花了大量精力在那些很难懂或曰晦涩的问题上，尤其是数学模型上，而忽略了一些貌似简单问题，尤其是貌似简单的概念与推理。实际上，人容易犯的一大错误，恰恰在于将重要但貌似简单的东西丢了，而去追那些不重要但貌似重要而复杂的东西。比如说有些家伙做了半辈子教授，还不知道教授的职业是什么，将“官商”、“官学”奉为楷模，认为那最重要。期望获得领导批示甚于期望做出有创新的研究，不知道何为教授的事业？无怪乎耶鲁大学前校长施密德特不无讽刺地说，中国大学教授多半是没有事业的，仅有“极少数人对自己的专业还有兴趣”，而多数人，“除非有利可图，……是没有属于自己真正意义上的事业的”。 就今天这个会来说，我以为重要的是扣住主题，先扣扣那些貌似简单的概念。这些概念我们误以为简单地不能再简单了，以为我们给理解透了。实际上若仔细扣扣，就发现并非真正理解。仔细扣扣，并由以切入，也就会发现我们会议这个主题真正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的研究究竟应在哪些地方着力？ 先从代表会议主办方所列主题之三个“关键词”说起。什么是城市？现代城市有哪些基本特征？国外权威的解释是：城市是个相对大的永久居住区（a relatively large and permanent settlement）。在英语世界，城市（cities）具有特定行政、法律以及历史与文化的内涵。我以为现代城市是个集合体，对于这个集合体的理解因专业视野不同而有所不同。我以为，若按照克鲁格曼-藤田昌久等开拓的空间经济学视野切入，则城市就具有多层次中心的涵义： 首先是个多层次的空间治理中心（governing centre）,或曰行政中心。具体就我们所居住的长三角一些城市来看，上海是个区域行政中心，杭州也是个区域行政中心，宁波、嘉兴则是下一个层次的区域治理中心，它们下面的县城，则是小区域治理中心。如此等等，形成分层次的结构。 其次是个区域经济内核——多层次的经济内核（core）。按照新经济地理学之核心-外围(core-periphery)框架，上海可视为整个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的内核，江、浙两省则是这个区域经济的外围。但在江、浙两省各自为一个单独区域或曰二级区域来看，南京、杭州又分别为这些“二级区域经济”的内核，两省内部省会之外的“地级市”，又属于外围。地级市层面来看，苏州、宁波这样的制造业中心又成了区域核心，周边地区则属于外围。……如此等等，呈现出多层次的核心-外围区域构架。这一点早先我已有专文（赵伟，“长三角经济：一个多层次核心-外围分析框架”，《浙江社会科学》2007,No.5）。我以为考察长三角经济区，要有一个好的分析框架，多层次核心-外围的框架，可以作为一种分析框架。此处不再多说。 再次是多层次的文化汇聚与交流中心。上海可谓整个长三角文化汇聚融合中心，“海派文化”是唯一可与中国别的较大地区的文化，比如“京派文化”、“岭南文化”相抗衡或曰相媲美的文化。早先鲁迅有杂文，对海派与京派予以比较调侃，说京派倾向于“给官帮闲”，海派则倾向于“给商帮忙”。现在时代不同了，北京不乏富商，上海不乏高官，区域文人帮忙帮闲角色不再那样“专业化”了。但差异还是大大的！这里先不去说。这里我要要说的是，即使海派文化，也是在融合了江、浙、沪三地区域文化基础之上形成的。上海之下，江、浙两省省会城市，又分别为各省域文化汇聚与融合的中心，它们之下，各地区的次级中心城市，也各自发挥着区域文化汇聚与融合中心的作用。各个层次城市之所以有这种能力或功能，原因在于区域人员的流动与经济交往。不仅居民来自多个地区，而且区际之间交往多多。恰是大小区域人口移入，将大大小小区域文化带入大大小小的城市，赋予城市融合文化的功能。这一点无需多说。 第二个关键词即服务。权威的《美国传统词典》对服务一词罗列了一大堆解释，其中两个解释最接近我们会议的主题：一个是“仆人的职业或职责”（the occupation or duties of a servant）,另一个解释是“作为一种职位或生意而为他人做的事儿”。个人理解，服务即“为他人提供便利”（providing convenience for other people）。以此类推，服务业也就是让人便利的行当。看看现实世界的服务，的确有“便利行当或事业”这样的特征。金融服务使我们的理财变得便利起来，商品批发与零售服务使我们的生活便捷起来，餐饮服务使我们的饮食大为便利，个人服务提供了我们家庭生活的便利，如此等等。 第三个关键词，经济与贸易。这两个词比较复杂。涵义不完全相同。“经济”多意，此乃众所周知。权威的英文词典关于“经济”一词，罗列了一大堆解释。但在我看来两个含义与汉语最为接近，也与我们今天会议主题最为贴近：一为“谨慎节俭地经管资源，诸如金钱、物品或劳动”（Careful, thrifty management of resources, such as money, materials, or labor）；另一为一国或一地区之创造与管理财富的活动系统（the system or range of economic activity in a country, region, or community。）。关于“贸易”，当代英文权威词典解释是“买、卖或者交换货品的过程（the process of buying, selling or exchanging goods inside a nation or between nations。）。这两个词联系起来并予以引申，可理解为“作为经济活动系统的商业化服务活动”。 将上述三个“关键词”合起来看，我以为我们今天会议所要探讨的主题应该是：使大众生活、工作舒适与便捷的城市服务业的发展。提及这个主题，尤其是提及“现代城市服务体系，先得看看现代城市的现实。 现代城市服务业虽然非常庞大，但使城市文明、舒适、安全以及具有规模经济等等特征的，往往与服务业联系在一起。城市服务业涵盖内容多多，凡是人们想到的，差不多都有可能形成一个服务业。但我以为对于城市大众生活与工作而言，三方面的服务业发展最为关键，也与大众生活的联系最为密切： 第一个与大众健康密切联系在一起。城市公共卫生及医疗卫生系统最为重要。公共卫生先不去管它，单说医疗卫生系统，发达国家城市的这个系统，虽然也不尽人意，但基础健全，运作非常人性化。与当下我们的城市同一个系统相比，其重要的标志至少有二：一个是大众“看病难”问题少见，我们城市的大众看病难已经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好些年不去医院看病了，印象还是多年前的。前些日子去一所大医院体检，看到医院挂号处像火车站候车室那样，人山人海在等挂号。着实让我吃了一惊。而像“全国人民上北京看协和医院”那样的事儿，则是鲜有。更没有听说过看病挂号含有“倒票”的“号贩子”职业。 另一个是“医患纠纷”及“医闹”之类现象，在发达国家也鲜见。我们知道，医生看病是有风险的，难以保证百分之百不出差错。这是常识。问题在于出了差错何以处理？现代文明国家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得以以文明的方式予以解决，同时消弭社会潜在矛盾。我们的现实是，医疗失误缺乏有效的解决机制，小小的失误，有时医生实际上没有失误，由于缺乏有效的解决机制，往往演变很深的社会矛盾。闹的医院不宁，政府不安。实际上“医闹”已成许多城市的现象。据说有些城市还有“职业化医闹”——专门给人患者家属讨要说法闹事者。医疗卫生原本是文明的产物，是文明的行业，在我们的城市给搞成了不文明的样子，说明我们城市治理的缺失！ 第二个是大众交通。近现代工业化国家，大众交通优先发展，走了一条轨道交通先行，小轿车后来居上的发展路径。而今在发达国家，大众轨道交通无处不有，这方面欧洲大陆与日本最为典型。我曾在欧洲几座名城以及日本京都、东京及神户等城市小住过，那里的轨道交通之普及程度，是未曾亲历的人难以想象的。我的印象，在日本东京、大阪、京都等大城市，每个居民区出去步行不到十分钟距离，大多有轨道交通可以乘坐。要么电力火车，要么地铁或者轻轨。无论地铁还是火车，都是公交化的。上下班高峰时期几分钟一趟车，非常便捷。不仅城市有轨道交通，而且城市的轨道交通与全国铁路系统连成一体，在任何一个地铁小火车站赶车，都能换乘抵达全国各地。在西欧国家，甚至形成了国际互联互通的密集铁路网。或者在这方面，我们的城市差的太远。我们的发展，显然走了汽车优先、铁路等轨道交通滞后的路径。这样将陆上最经济、最安全、最环保的交通系统给撇在了后面，而率先发展了不大经济、污染严重的汽车交通。即使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轨道交通也与工业化国家差的很远。即修了城市地铁与轻轨，但也与城外火车分属两个分立的系统，彼此不连接，难以作为一个系统。大众出行很不方便。 第三个是城市的文化服务功能。在这方面，我们与文明国家差的更远。比如杭州这样的城市，每月难得有几场高雅艺术出演。城市管理者乐于组织大型文化博览活动，动辄全城出动，搞起来人山人海，车水马龙阻塞出行道路，乱哄哄的，全然失却了现代文化、文明应有的环境与气氛，这便是静谧与安静。这方面不想多谈，我相信去伦敦看过莎士比亚与皇家芭蕾舞，去纽约百老汇享用过现代艺术，去著名大都会享用过众多文化艺术的文人，会有好些感受的。 与现代文明国家的城市相比，我们的上述系统——即个人认为对于现代城市最关键的三个服务系统——服务的状况，大体上可用两个词来形容：一个是“乱”，另一个是服务“缺乏人性化”。这一点相信每一个赶车族，每一个不靠熟人去大医院瞎撞的患者，每一个想在大城市享受高雅艺术的人，都是有体验的，此处无须展开。这里我要展开的，同时也想提请诸位关注的，主要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我们的城市服务系统究竟缺了点什么？另一个是，诸如此类缺失产生的原因何在？这里我仅想对后一个问题提点初步看法，以为学术探讨的一个视野。 我以为我们城市服务业以及服务功能的乱象，多半与体制缺失联系在一起。我们是个制度市场化转型的经济体，许多体制尚处在体制“双轨”过度状态。两个轨道两种状态常常处在“打架”的状态，由此引出不少问题。这种双轨系统，普遍存在于城市的主体服务业中。面对双轨制系统引出的乱象，城市主政者也往往无所适从，原本应诉诸于市场机制解决的，管理者试图诉诸行政手段，原本应诉诸于行政决断的，则给撇下，指望市场去解决。如此等等，都表明，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体的城市现代化的关键，在于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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