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伦·西恩·杜宁，美国经济学家、纽约世界观察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他曾获得奥伯林学院哲学和环境政策硕士学位、奥伯林学院音乐学士学位。他的著作（或合著）有世界观察论文7篇，主要论及贫困、土著人、种族隔离、森林和动物农场的环境后果。《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一书荣获纽约哈里·肖邦媒体奖，另外许多著作也曾获得伦敦有德消费奖。
《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是纽约世界观察研究所编撰的“世界观察警钟”丛书的第二本。
全书分为：“评价消费”、“寻求充裕”、“驯服消费主义”三个部分。作者首先对消费的回报提出了质疑，论述了消费与幸福的关系——在富裕和极端贫困的国家中得到的关于幸福水平的记录并没有什么差别。高收入者倾向于比中等收入者略幸福一点儿，低收入者倾向于最不幸福。任何国家的上等阶层都比下等阶层对他们的生活更满意，但是他们并不比更贫穷国家的上等阶层更满意。消费就是这样一个踏轮，每个人都用谁在前面和谁在后面来判断他们自己的位置。
接着作者论证说，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闪电般地遍布全球，仅仅一代人的时间，绝大多数人已经拥有了私家车、成为电视观众、变为受广告支配的消费者。消费者社会只是一个短暂的阶段——由于它和地球的未来可居住性的原因，我们必须认识到舒适的生活不可能由无限制增长的生活用品、食品、拥有物组成，这些事物超出了一定的界限，给人们带来的快乐会逐渐降低。另外，这种状况也反映了许多国家所陷入的衰退，民众生活不尽如人意，现在是走出消费误区、走向作者所说的持久文化运动的时候了。
持久文化就是一个量入为出的社会；是提取地球资源的利息而不是本金的社会；是在家庭、友谊和有意义的工作网中寻求充实的社会。作者说，消费主义让我们饕餮天物，却不能给我们以充实感和富足感，我们仍然是社会、心理和精神上的饥饿者。
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许多资源不可再生，所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言论是荒诞不经的。消费越多，污染越多，对自然资源的攫取也会增多。过分贪婪的、无节制的、多少都不算多的消费，将会摧毁环境，浪费资源，用光用尽能源。本书揭示了消费主义与环境问题的内在联系，通过解释需求去打破这个恶性循环。作者指出，维系人类和自然的命运掌握在我们——消费者的手中，如果不重新调整我们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那么地球离毁灭就不远了。
人口的增长和技术对环境的影响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但是肆意消费却很少有人提及。如此贪婪的、无节制的、多少都不算多的消费，对环境将是毁灭性的打击，留给地球的只是更多的伤害。
《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一书反省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人们只有重视消费、重新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地球才能不受难，人类的路途才会越走越远。
亚里士多德早在2300年前就写道：“人类的贪婪是不能满足的。”它是指当一种要求被满足的时候，另一个新的要求又替代了它的位置。这句话成了经济学理论的第一格言，并为人类的很多经验所证实。公元前1世纪，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写道：“我们已经失去了对橡树果的兴趣。我们也已经抛弃了那些铺着草、垫着树叶的床，于是穿兽皮已经不再时髦……昨天是皮衣，今天是紫衣和金衣——这些是用怨恨加重了使人类生活痛苦的华而不实的东西。”
将近2000年以后，列夫·托尔斯泰模仿卢克莱修的说法讲道：“在从乞丐到百万富翁的男子当中寻找，1000人中你也不会找到一个对自己的财产感到满足的人……今天我们必须买一件外衣和一双与之配套的鞋；明天，还得买一块手表和一条项链；后天，我们又必须在一所大公寓里安装一个沙发和一盏青铜灯；接着我们还必须有地毯和丝绒长袍；然后是一座房子、几匹马和马车、若干油画和装饰品。”
当代财富史的编史者们对此已达成了共识。几十年来，继承了一笔石油财产的刘易斯·拉帕姆，一直询问人们当他们拥有多少金钱时才感到高兴。他说：“不论他们的收入怎样，许多美国人都认为他们能有两倍的钱，他们将得到独立宣言许诺给他们的幸福水平。年收入为1.5万美元的人确信如果他每年只要收入3万美元，就会解除忧虑。年收入为100万美元的人认为如果他每年收入200万一切就会更好了……”他总结说：“没有人曾拥有足够的金钱。”
如果人类的需求实际上是可以无限扩张的，消费最终将不能得到满足——这是一个被经济理论忽略的逻辑结果。事实上，社会科学家已经发现了令人吃惊的迹象：高消费的社会，正如奢侈生活的个人一样，消费再多也不会得到满足。消费者社会的诱惑是强有力的，甚至是不可抗拒的，但它也是肤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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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满足可通过攀比或胜过他人的方式实现，也可通过好于前一年来达到。这样，个人幸福更多的是提高消费的一个函数，而不是高消费本身的函数。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家蒂博尔·斯克托夫斯基证明，原因在于消费是上瘾的：每一件奢侈品很快就变成必需品，并且又要发现一个新的奢侈品。中国工厂的年轻工人把收音机换成黑白电视，一如德国的年轻经理把宝马汽车换成梅塞德斯一样真实。
在代际之间，奢侈品也变成了必需品，人们对照他们当年设立的标准来衡量现在的物质舒适程度，所以每一代人都需要比前人更多的东西才能得到满足。经过几代以后，这个过程就能把富裕重新定义为贫穷。美国和欧洲贫民窟拥有的像电视机之类的东西，可能会吓坏几个世纪前的最富有的邻居，但是这并没有减少消费者阶层对贫民区居民的蔑视，也没有减少现代穷人的艰辛感。
随着消费标准的不断提高，社会确确实实难以满足一个“体面的”生活标准的定义——在消费者社会处于良好地位的成员的生活必需品——无止境地向上移动。父母没有给他购买最新的电子游戏的儿童觉得不好意思邀请朋友到家里来玩；没有一辆汽车的少年会觉得和同龄人不平等。经济学家言简意赅地阐述道：“需要是被社会定义的，并且是随着经济的增长而逐步提高的。”
消费和满足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是涉及按时间进程来比较的社会标准。然而关于幸福的研究也同样是一个难以捉摸的事实，生活中幸福的主要决定因素与消费竟然没有关系。在这些因素中最显著的是对家庭生活的满足，尤其是婚姻，接下来是对工作的满足以及对发展潜能及闲暇和友谊的满足。
在决定幸福方面，这些因素都是比收入更重要的指标。伴随着讽刺性的结果，例如突然的发横财能使人痛苦；百万美元的中奖者通常孤立于他们的社会关系之外，失去了从前的工作赋予他们的生活整体性和意义，并且发现他们自己甚至与亲密的朋友和家庭也疏远了。类似地，斯克托夫斯基等精神分析学家认为，较高收入的人较幸福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白领阶层的技巧性工作比蓝领阶层的机械性工作更有趣。经理、董事、工程师、顾问和其他的专家享有更多的挑战性和创造性的事务，因而比那些较低商业等级的人得到更多的精神回报。
艾伦·杜宁通过不同角度的展示，向我们指出走出消费误区、走向持久文化运动的途径。
——美国经济学家艾斯·德格尔《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让我们重新审视现代的消费模式与地球的关系，加深对地球大环境的认识，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英国环境学家约翰·布赫司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