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写百草园的自由快乐生活的片断中有长妈妈讲的“美女蛇”的故事。对于这一故事的用意，一时之间，众说纷纭。大致说来，有以下两种意见。
一、 批判论
如：“我觉得这就是个迷信故事，吓唬孩子的。也可以说鲁迅在批判这个故事。”（李何林《北京市中学语文课本中十五篇鲁迅作品的问题试答》）
二、 敌我论
如：“这个关于‘美女蛇’的民间故事，带有封建迷信成分和颂扬佛教的糟粕，但也包含了与人民为敌的妖魔鬼怪是会披上漂亮伪装来害人这样一个深刻的寓意。”（上海人民出版社《鲁迅作品教学参考资料》）
笔者看来，这两种意见都是极其荒谬的，虽有很少的可取之处（说它迷信这一点是它的唯一可取之处），但都不能正确地揭示美女蛇故事的真正用意。
笔者认为：这个故事是积极的，也并没有什么特定的寓意。这种有特定寓意的理解很明显带有很强的文革时期的时代烙印。社会在发展，对于课文内容的理解也要与时俱进，符合现在儿童的现实。即使是这个故事是真迷信也罢，是真“颂扬佛教糟粕”也罢，但也并不妨碍它作为百草园快乐生活的一个片断，增添儿童对百草园的神秘感，激发儿童的好奇心，增加文章情趣这一用意。
我们不妨首先来看一下当时鲁迅先生协作的缘起。对于这一点先生有过明确的文字说明。他在《朝花夕拾·小引》说到，这本散文集是在北京至厦门这一段时间写的，在广州编定。其时正是鲁迅先生生活中最辗转流徙，心情最苦闷的时候。为了“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鲁迅只能借回忆旧时的美好事物，来牌揭幕前的苦闷，寻一点“闲静”寄一丝安慰。《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正是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楼上写的，当时他“是被学者们挤出了集团之后”只好借这样的一朵儿时的小花，来排遣寂寞。这是其一。
其二，《小引》中还说明，原来集名是《旧事重提》，编定时，“我还替它改了一个名称：《朝花夕拾》。”这一改动，是为了更符合这组散文的实际内容。因为，在苦闷失望中的鲁迅，当时常常回忆起儿时故乡的瓜果。这组散文，正是浸透着儿时故乡瓜果的清新甜美的滋味的小品，就像鲁迅书桌上的那盆“水横枝”树叶青葱的可爱。
可以说《朝花夕拾》是一曲少年时代生活的恋歌，而不是投向敌人的投枪和匕首。《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其中的一篇，是绝对不可能游离于《朝花夕拾》的。且百草园的片断通篇是记叙少年时代的快乐生活的，鲁迅先设施文学巨匠，当然不会有安排“美女蛇”吓唬孩子用意。因此，“吓唬孩子”并“鲁迅在批判这个迷信故事”一说，是站不住脚的。
其次，即使是这个故事是真的带有迷信色彩，也丝毫损伤不了百草园快乐生活的主题。因为这样的故事却是能够激发孩子对美好生活的兴趣和向往，使他们感受到生活原来是这样的千姿百态。但他们绝对不会想到，也不可能想到去分辨这种后人强加给这个故事的含有敌我论性质的严肃寓意的。等到长大以后，对这样故事不禁哑然失笑。其故事的真伪当然也早就不言而喻，但留在记忆中的却不是故事的迷信与否，而是能否给童年生活带来欢乐，带来向往。鲁迅先生在其《读书杂谈》中谈到“凡嗜好的读书……他在每一页每一页里，都得着浓厚的趣味”，我们现在的人再读“美女蛇”的故事时，注重也是这样的神秘感和趣味性。至于其中含有“包含了与人民为敌的妖魔鬼怪是会披上漂亮伪装来害人这样一个深刻的寓意”，则更是荒谬的。我们再读这个句子是不难看出，用敌我论这种带有阶级斗争的眼光看问题显然是过时了的论调。况且社会在发展人类在进步对课文内容的理解也应与时俱进，符合作者的本意。总之，对问题的分析，我们不应脱离课本，脱离作者本意，一味去挖掘什么深刻地寓意。更何况作者本身在写这个故事并没有想到什么“吓唬孩子”，什么阶级斗争。我们今天在抛开文章的主旨，而断章取义，硬压给“美女蛇”故事以吓唬孩子、以阶级的老调了牙的论调，倘鲁迅先生地下有知，也会“哀其不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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