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在19世纪下半叶，几乎在同一起点、同一时间内，分别发动了一场社会变革运动——洋务“新政”和明治维新。但日本成功了，中国却失败了。这不能不令人深思！本文试图就两国变革运动的社会背景、指导方针及其变革措施等方面进行比较，以寻求其成败的原因。
一、同一背景下的两种社会变革运动
经过1848年反封建革命大风暴冲刷的欧洲，加速了以机器生产取代手工业生产的步伐，使机器生产带来的大批优质廉价产品充斥市场，由英国开拓的商品市场进一步扩大，于是，以发展资本主义为目标的改革浪潮在西方各国兴起，如英国的国会改革，西、比、荷、瑞士等国的议会制度改革，美国对南部种植园经济制度的废除等。这些已建立了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化贵族地主联合专政的国家，通过改革，进一步扫清了封建势力，完善了资本主义制度；与此同时，另一种类型的国家，如正在由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转变的沙皇俄国，虽封建农奴制发生了严重危机，但资产阶级的力量还不足以战胜反动势力，于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便被迫领导了自上而下的农奴制改革。经过改革，虽农奴制残余保存下来，但客观上却使俄国的资本主义有了更顺利的发展。由上可见，从19世纪中期开始兴起的西方改革浪潮，已先后在一些国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这在近代世界已成为一个整体的情况下，西方改革潮流也必然冲击着东方，尤其是已遭列强侵略、又处于封建社会末期的危机四伏的中国和日本。两国统治者为了挽救社会危机，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先后分别进行了一场以学习西方、创办近代工业为主体内容的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运动。
这时，中国由于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闭关自守的国门被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后，加速了向半殖民地化的演变。欧美殖民主义者企图象奴役中国那样奴役日本，它们不仅想把日本变为原料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市场，而且还妄图把日本变为进一步侵略中国的跳板。最早用逼签不平等条约打开日本大门的是美国。不久，英、俄、法、荷等国也接踵而至。他们分别利用强迫清政府、日本政府签订的南京、天津、北京条约和神奈、安政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严重侵犯两国主权的同时，掀起了商品倾销的狂潮，使中国的白银、日本的黄金大量外流，造成中、日财政枯竭，物价高涨，人民生活困苦，加速了两国封建经济的解体。但在这个时期，两国的经济基础仍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土地作为社会生产的主要生产资料，绝大部分被地主、贵族、皇室和封建领主占有。广大无地少地的农民在地租、赋税以及高利贷的盘剥下，剥削量高达60—80％。这些被束缚在小块土地上的农民，不仅无力改进生产技术和扩大再生产，甚至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从而，使交织在一起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愈加激化。在这种情况下，受到西方改革潮流影响和农民起义冲击的中、日两国统治阶级内部都发生了分化。
清朝统治集团中一部分带买办性的贵族官僚，深感闭关自守的老路已无法适应剧变的形势，必须探索新的出路。于是先后在“求强”、“求富”的口号下，引进西方技术、资金和人才，编练新式海陆军，兴办了一批近代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还创办了新式学校，并派遣留学生等，沸沸扬扬地搞起了“洋务运动”。他们的主观动机是通过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富国强兵”的本领，以镇压农民起义，并防范外国的进一步侵略，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
与此同时，日本国内封建势力也发生了急剧分化，逐渐完成了由幕府制向天皇亲政的转变。在转化过程中，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在封建社会内部的产生与发展，一些上层贵族，特别是西南诸藩的“大名”们纷纷经营手工工场，他们已逐渐成为资产阶级化的封建领主。于是这些“大名”与一些经济实力雄厚的商人、新式地主以及资产阶级化的中下级武士结成了倒幕联盟，并利用了农民斗争的力量，推翻了封建幕府，建立了以明治天皇为首的地主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权。这就为自上而下的改革创造了有利的前提条件。从1868年开始的十几年内，明治政府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等口号下大力学习西方，推行了一系列发展资本主义的措施，创办了一大批官营和半官半民的工矿企业。
总之，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发生，既有着相同的历史背景，又有着追求近代化的相似的变革内容，应该说它们同属于19世纪世界经济近代化潮流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实践的结果却完全不同，进而又决定了中、日民族近百年来的不同命运。其原因何在呢？笔者认为应着重考察主持社会改革决策者的指导思想及其制定的主要方针政策。
二、面临同一课题的不同指导方针
从19世纪下半叶的世界形势来看，东方落后于西方。在这个特定时代，决定了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运动面临着一个共同课题——必须向西方学习。如何学习呢？它们分别制定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脱亚入欧”的不同方针。这两种指导方针，虽有其共性，即都主张向西方学习，但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对旧有封建制度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态度。
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是一些带有买办性的封建官僚，他们是清政府当权派的一部分，其中有些人是靠镇压农民起义发迹的。因此，洋务派与顽固派在对待封建制度的根本态度上是一致的。他们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1〕， 即中国的封建体制及其政治制度是尽善尽美的，而欧美的资本主义制度是野蛮落后的，必须全力维护中国的封建统治。但是，洋务派在对西方物质文明的认识上却不同于闭目塞听的顽固派，尤其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对太平天国革命的镇压，他们深感洋枪洋炮的威力，认为“外国强兵利器， 百倍于中国”〔2〕，中国要想强大起来，必须向西方学习“船坚炮利”。当然，洋务派对学习西方的认识，有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先是购买洋枪洋炮，继而创办军工企业自己制造，后来随着学习西方热潮的高涨和举办军事工业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又进一步认识到，西方之所以强大，除“船坚炮利”之外，还在于他们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要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只有在引进西方军工技术、设备的同时，大力举办民用企业，才能达到“稍分洋商之利”〔3〕的目的。显然，这种“竞争”、 进取的探索精神，是对顽固派把西方先进科学看成是“奇技淫巧”的否定，它无疑在客观上适应了当时世界的近代化潮流。但实践的结果，却没有使中国走上近代化的道路。其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制定的错误指导方针。
就拿洋务派头子李鸿章来说吧，他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一向坚持“本末论”。他认为中国封建的文武制度是“本”，西方先进的军事装备、科学技术是“末”，“本”与“末”的关系是“以末固本”，是取外之长技以治表。由此可见，洋务派确实无意把封建的中国改造成为资本主义的中国，他们学习西方的最终目的，也只不过是想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皮毛来维护已腐朽的封建主义的躯体。这才是洋务派“中体西用”指导方针的实质和造成洋务运动悲剧的根本原因。
既然洋务派的宗旨是维护和巩固封建专制统治，他们就不会也不可能去触动封建主义的政治体制。洋务派的这个致命弱点，便被国内外反动势力所利用了：清廷统治集团内部的顽固派借维护封建制度，千方百计地抵制、反对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力，为洋务派提倡学习西方制造种种障碍；而欧美资本主义侵略者则打着“扶植”清政府封建统治的招牌、并倚仗从清廷那里攫取的种种特权，极力扩大其商品和资本输出市场，以挤压、摧残中国近代企业。对此，洋务派虽有所警觉，认为中国已处在“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4〕的情况下，“华夷混一局势已成，我辈岂能强分界画”〔5〕，必须采取应变措施——举办洋务， 但他们在错误的指导方针下，始终把办好洋务企业的希望寄托于西方的“扶植”和“帮助”，以致完全拜倒在洋人脚下。其结局，只能是丧权辱国，受制于人。这充分说明，如果不改变阻碍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任何资本主义的改革都是徒劳的。因此，中华民族又失去了一次在经济上乃至政治上腾飞的机遇。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民族的不幸！
而日本明治维新则相反。它的“脱亚入欧”的指导方针，是由那些已经资产阶级化的中、下级武士提出的。他们从世界“变局”中清醒地看到：亚洲各国的封建社会明显落后于欧洲，日本必须抢先摆脱亚洲的固陋，尽快转向“西方文明”，把日本封建社会改造为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否则，在亚洲和世界就难以有一席之地。日本维新志士们在此种强烈紧迫感的思想指导下，充分利用了国内战争的有利时机，以最大的决心首先完成了对封建幕府制的改造，建立了以天皇为首由改革派武士控制的明治政权。它尽管是一个地主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但革新派武士的力量却占了上风。这就为本国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提供了可靠保障。
从1868年到80年代的十几年中，日本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等口号下，进行了自上而下的一系列改革，加速了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在不到半个世纪内，日本便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差不多用了200年才完成的近代化征途， 使“脱亚入欧”的方针得以实现，成了亚洲唯一独立自主的近代资产阶级国家。这不能不说是日本民族的幸运！
三、发展近代企业的不同措施
洋务运动的目的既然是维护和巩固封建专制统治，那么洋务派的政治、经济等活动，就必然立足于保持封建主义的政治体制和生产关系。因此，洋务派把西方近代企业引进中国时，也只能把它植根于封建的土壤之中。即使这样，也遇到了封建顽固势力和西方资本主义的抵制和摧残，再加上封建官吏经营管理不当，中国近代企业的发展是十分艰难的。
那些掌握实权的洋务派官僚，为了减少引进西方企业的种种困难和阻力，便以国家政权为杠杆（当然不可能充分利用），兴办了“官办”的军工企业和几乎清一色的“官督商办”民用企业。前者是封建官僚控制的官营工业；后者是一种官商结合体，即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置于封建大吏的监督之下，以“官”总其大成，“官有权，商无权”。事实上所谓“官督商办”，只不过是“官”压“商”的一种手段。尽管洋务派对官督商办企业采取了一定的扶植政策，如贷款、缓息、减税等等，但这种扶植是有条件的，即该企业必须付出相当的代价，如天津电报局一成立，就要它先发“官报”，后发“商报”，并在一定时期内“官报”免费，甚至不断地要求“报效”。由此可见，洋务官僚把对这些民用企业的“扶植”，是作为控制和勒索的一种凭借。
洋务派之所以采取“官督商办”形式的另一企图，是为了利用其中的“商资”和限制商办企业民族资本的发展。早在洋务运动初期，李鸿章就预料到，将来中国的富商大贾一定采用机器生产，发展资本主义。这个预见确实超过了他的同辈，但是，他既担心私人资本的发展对封建统治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又深感对其难以制约。因当时的清政府已处在内外交困的境地，要引进西方企业，实在拿不出更多的“官办”资本。于是李鸿章便首创了“认商资以谋官利”的“官督商办”形式。这样，在“官督商办”企业中属民族资本的“商资”部分，就可利用和控制了。
但历史的发展，绝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当洋务派开办“官督商办”民用企业时，中国“商办”企业的民族资本也应运而生。洋务派怎样对付已开始发展的民族资本呢？他们便利用手中的权利，把所谓“专利权”给了被其控制的“官督商办”企业，如上海机器织布局设立后，李鸿章奏准10年之内，只许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但投产不久，因清花厂起火，厂货被焚，损失不下70余万两。此时，对局中官款的损失又规定：“悉归以后商办各厂按每出纱一包提捐银一两，陆续归交”〔6〕，完全转嫁到民族资本主义企业身上。 洋务官僚就这样用政权力量限制竞争、任意勒索，以阻碍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日本的明治维新则相反，它不仅有明确发展资本主义的指导思想，而且有破除封建制度、发展保护民间资本的实际行动。明治政府刚刚成立，就发布了《五条御誓文》，提出了尊重“公议世论”、对外开放和“殖产兴业”的国策，并根据《誓文》精神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封建体制的措施，如废藩置县；禁止因世袭制而享受的免税特权；实行士、农、工、商“四民平等”；改革地租；废除封建贸易关卡；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等。与此同时，还开展了“文明开化”运动，不仅旧习俗被视为落后于时代的东西而遭到排斥，还大量地吸收了西方的近代思想和学术，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取代了过去的儒教和神道而流行起来，天赋人权的思想得以提倡。从政治经济到思想文化等方面，多方位地向封建制度进行了出击。
当然，明治政府在改革初期，也曾走过一段弯路，如只重视“官营”企业，盲目引进等，使近代化经济建设一度陷入困境。但当权的维新派很快觉察到问题的症结，感到发展近代工业只靠热情与政府单干不行，必须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于是他们调整了对农、工的发展方向：对农业技术的引进，着眼于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对工业技术的引进，以现有中小企业为基础，结合技术改造，首先发展轻纺业。这种务实态度确与中国洋务派有天渊之别。尤其因改革指导思想的不同，在制定发展国内近代企业的政策上差距更为明显：洋务派只许“扶植”官督商办企业，而对商办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则采取排斥、打击、勒索，甚至并吞的政策；日本明治政府却实行了“公平不偏，广泛保护”大中小企业的全面扶植政策。为了更快地发展民间资本，明治十三年还实施了向民间出售“官营”和“半官半民”企业的政策，〔7 〕从而使日本资本主义走上了正式轨道，迅速地培植起一批大资产阶级，使他们与地主阶级共同成为大力支持政府的基础。
综上所述，洋务“新政”和明治维新的决策者都想达“富国强兵”的目的，都把发展近代工业作为学习西方的主体内容，但由于他们执行两种不同的方针、政策，便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效应：以维护封建统治为目的的洋务运动，从盲目引进开始，到战败丧权告终，使中国综合国力明显下降，并沿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越滑越远；以“脱亚入欧”为目的的明治维新运动，从改造封建专制政权开始，到“殖产兴业”国策的全面实施，使日本综合国力迅速上升，并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轨道。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进而决定了两国近百年来的不同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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