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军屯,实质上是封建国家将属于国家所有的荒地授给军士,并用军事编制强迫屯兵进行生产劳动,向封建国家交纳租税;屯田军士不过是拿着武器的国家佃客,即位国家服兵役,又承担沉重的封建剥削。这是一种落后的和残酷的封建
生产关系。(杜涛:‘试论明初的军屯’,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因此,要想了解明代军屯的性质,就必须了解作为
生产资料的土地的性质以及作为劳动力的军士的来源。
屯军进行屯地生产的土地是属于封建国家的官田。屯地的主要来源包括‘官田’、‘没官田’、‘废寺田’以及‘绝户田’,‘闲田’和‘荒田’等,其中,就其性质来讲都是系官田土,因此,明朝的军屯基本上都是以官田作为屯田。明政府从解决军饷的私利出发,将土地授予屯兵使用,屯兵对生产资料——土地只能在充当屯兵期间使用,在封建国家的官田上从事生产,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更为严苛的是,关于屯田子粒方面,‘不分等则,一概取盈’的原则,再加上不顾实际生产情况,即使是生产受灾了也要求子粒足额交纳,并且屯军要自备差役条件,这些都是对屯军的残酷压迫。
军屯制度是明代卫所兵制的一项重要内容,封建国家通过军户制度严格控制屯兵,对屯兵实行强制劳动。因此,要了解明代的军屯,就得明白屯军和军户的性质。在明代,当军是一种强制性的差役,据《明史.食货志》载:明初统治者实行‘人户以籍为断’,将天下户分为‘三等:曰民,曰军,曰匠’。为了维持庞大的军队,明政府对军户进行严格的控制,实行世袭军户法,籍不准乱,役皆永充。从性质上来说,军户的军差最为繁重,且是军户对封建国家或代表这个国家的皇帝,在人身依附关系上的封建义务。‘垛集令者,卫所著军士姓名,乡贯为籍,具载丁口,以便取补。三丁以上,卫正军一,别有贴户,正军死,以贴户补之。成祖令正军、贴户更代,贴户单丁者免。其弊也,有逃,有受抑为军,有黠者匿籍,诬攘良民充伍’(吕思勉:
《中国制度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这是明初的制度,仍在可承受范围内,直到后来‘重役’的出现,‘重役’就是强令一个军户出一丁以上或三五丁充当正军,军户的负担大到无可复加的地步。此外,作为不从事征操的屯军,仍要军法从事,也就是说屯军的自由受到了更大的限制。
除了这些,屯军还遭受了残酷的封建剥削。照理说,屯军(这里主要是指屯田军余)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生产活动,并不需要承担其他的劳役,但实际上,屯军除了屯种及支付有关屯种的一切负担外,还被迫承担其他额外的差役,如征操守备、修渠筑堤、转输运粮等。以上还仅仅是官役而已,此外,屯军还经常被很多官僚势要驱使充当私人差役,这些都加大了对屯军的负担,及至后来的屯军出逃,典卖土地等也就不足为奇了。不仅如此,在关于田租方面,屯军受到了压迫比其他的民户等人要深的多,屯地的生产不仅要留作自用,还要上交屯田子粒,而军屯的屯租是民田的三倍多,一般官田的一倍多,与设官田相等,由此便可见一斑。
明朝的军制，开初是寓兵于农。明太 祖
朱元璋实行军民分籍制度，编为军户的农民世代为兵。政府把他们按照卫所的编制组织起来，进行屯田。沿边卫所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名军士给田五十亩和耕牛农具。收获所得以十二石归军士自己食用，余下的作为本卫所军官的俸粮和储积。在这种制度下，政府只对屯田情况进行督察，不用给饷。所以朱元璋曾不无得意地说：吾养兵百万，不费民间一粒粟。可是，后来法久弊生，军队的屯田多被军官、豪右和内监占夺。即如
卢象升所言：“塞上民田少而军地多。因循日久，俱为豪右所占。是以屯日益窘，军日益贫。甚至当军者无地，种地者非军，豪强侵霸以肥家，公私因是而交困。”英宗以后，沿边的战事逐渐增多，“疆场戒严”，相应而来的是军队训练和戍守的时间增加，农事自然受到影响。还有不少屯地被持敌对态度的
少数民族所占领，出现“田在敌外”的情况。军屯既败坏得有名无实，商屯又由于开中盐法的废弛而破坏无遗，朝廷只有从国家财政中拨给饷银。
万历以后，国家财政入不敷出，拖欠军饷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加上官吏的克扣，士卒能领到的饷银就很少了。在明末灾荒连年，粮价陡涨的情况下，士兵的生活更陷于绝境。
天启七年八月，陕西巡抚胡廷宴的疏中说：
“临巩边饷缺至五，六年，数至二十余万；靖卤边堡缺二年、三年不等；固镇京运自万历四十七年至天启六年，共欠银十五万九千余两。各军始犹典衣卖箭，今则鬻子出妻；始犹沿街乞食，今则离伍潜逃；始犹沙中偶语，今则公然噪喊矣。”
崇祯年间，卢象升任宣大总督时，在巡视山西边防后给朝廷的报告中说：
“今逋饷愈多，饥寒逼体。向之那钱借债勉制弓矢枪刀，依然典卖矣。多兵摆列武场，金风如箭，馁而病、僵而仆者且纷纷见告矣。每点一兵，有单衣者，有无袴者，有少鞋袜者，臣见之不觉潸然泪下。”
“所辖之军，其饷银自去年十一、二月到今，分毫未领也。各军兵虽复摆墙立队，乘马荷戈，而但有人形，全无生趣。往时见臣督临，犹跪路跪门，纷纷告讨。此番则皆垂首丧气而已。彼其心岂不甚苦，势岂不甚危，情岂不甚迫？盖知臣无以应之，讨亦如是，不讨亦如是，故付之含泪不言耳。微臣知此，亦不觉泪从心底出也。况时值隆冬，地居极塞，胡风朔雪，刺骨寒心，微臣马上重裘，犹然色战难忍，随巡员役，且有僵而堕马者。此辈经年戍守，身无挂体之裳，日鲜一餐之饱。夫独非圣明宇下苍生、臣等怀中赤子乎？铤而走险，所不忍言，立而视死，亦不忍见。一镇如此，
三镇可知。”
军政败坏还表现为军队战斗力严重削弱，兵变和逃亡层出不穷，军事纪律废弛已极。
明末官军战斗力的脆弱，无论在对
满洲贵族的战争中，还是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都可以举出大量的例证，这里就不细说。只附带谈一下家丁和亲军的问题。明后期，将领克扣士卒粮饷是一个极其普遍的现象。他们用脧削所得，过着花天酒地的糜烂生活，且向兵部官员、监视太监和纪功御史等人行贿，营求升迁或开脱罪责。这就决定了他们同士卒的矛盾必然激化，平时摩擦甚多，战时更不可能做到上下齐心。将领们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和地位，采取了自养家丁的办法。他们把克扣来的钱财拿出一部 分，豢养一小批经过挑选的士兵，给予较好的生活待遇和马匹器械等装备。将领即便革职离任，家丁也依旧由他们带回原籍供养。这样，到了关键时刻，家丁就成了将领邀功的王牌或逃命的盾牌。
戴笠曾经指出，明朝边将“一万额兵，止有六千，以四千为交际、自给、养家丁之用。沿袭既久，惟仗家丁以护遁、冒功，而视彼六千为弃物。弃物多而家丁少，终不能以御敌。”可见，家丁制度是明朝后期军政败坏情况下出现的一种畸形产物，它标志着官军逐渐由维护整个地主阶级统治的力量，蜕变成为将领们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正是由于存在着这种不成文的家丁制度，我们在论述明末官军时，既要看到它在总体上十分虚弱，又要看到那些军阀们在个别场合，还是可以拿出一批亡命之徒来孤注一掷。
明末的兵变是统治集团危机的一个重要表现。万历以来，军队由于缺饷而哗变的事件已时有所闻。天启年间，福宁、杭州等地也先后发生兵变，还有援辽军队哗变于河北
玉田县的事。崇祯年间，情况更为严重，以至于“饥军哗逃，报无虚日。”如元年七月，辽东宁远官军缺饷四个月，士卒们枵腹难忍，群起哗变。辽东巡抚毕自肃、宁远总兵
朱梅都被叛兵捉住，“棰击交下”，毕自肃惭愤自尽。又如二年底至三年初，山西勤
王兵哗于近畿，甘肃勤王兵哗于安定；崇祯八年，川军哗变，总兵邓 被火焚死；崇祯九年，宁夏饥卒因缺饷而哗变，巡抚王揖被杀。这仅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哗变的兵丁有一部分参加了农民起义，由于他们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对于提高农民军的作战能力起了一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