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其实现过程是会发生曲折的
人类社会发展的几千年来，人们不断幻想建立消灭人剥削人、实现平等的制度，幻想过“社会主义”。从古至今，出现过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流派。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批判地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的优秀成果，在工人运动的实践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
与空想社会主义不同，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这一结论，并不是主观的想象，也不是诉诸道德与法的结果，他们认为，“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作证据，而只能看作象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3 卷，492页）他们是从分析资本主义现实存在的矛盾着手，提出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正如列宁所概括的，“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中产生出来的，它是历史地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它是资本主义所产生的那种社会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31卷，81 页）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本的积累，生产越来越具有社会的性质。资本主义生产使得劳动社会化了，许多分散的生产过程融合成为一个社会生产过程，生产者之间的社会联系日益巩固，整个国民经济联结成一个整体。生产力的这种性质，客观上要求由社会来占有生产资料和调节整个国民经济。但是，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占有妨碍做到这一点，每种生产都是由个别资本家经营，由他为所欲为，由他把社会产品攫为私有。于是生产方式与占有形式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生产方式起来反对占有形式，这构成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生产社会性与私人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是无法解决的。惟一的出路是把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占有形式变为公有的，即社会主义的占有形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2卷，269页）可见，资本主义发展规律本身使得社会主义制度必然到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要实现的客观规律。马克思是在100 多年前作出这一科学论断的。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无论发生多大的变化，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仅依旧存在，而且作用范围越来越扩大，尖锐程度越来越加强，因此，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论断没有过时，也永远不会过时。坚信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和历史必然性，社会主义信念坚定不移，其根本的理论依据正在于此。
20世纪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产生和发展，说明马克思的上述论断是科学的，富有预见性。20世纪初，在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俄罗斯爆发了伟大的十月革命，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从此，社会主义从理想变为现实，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正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得到了迅猛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欧洲、亚洲、拉丁美洲许多国家里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社会主义凯歌行进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实践，在探索、保证全体人民的政治平等和当家作主，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消除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建设新型的思想道德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是指引世界上处于剥削制度压迫之下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改变自己命运，获得社会解放，建设幸福生活的正确道路。
然而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从世界历史进程看，社会主义的历史还是短暂的，总的来说还处于实践和发展的初期。还要看到，十月革命以来先后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都是原来经济政治文化落后的国家。彻底改变这种落后面貌，在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后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其前进途中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难以预料和想象的困难与风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必须充分估计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期性、艰巨性。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长时期的努力奋斗。由于社会主义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遵循，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在这个过程中就可能发生这样那样的失误以至挫折。一旦出现了失误以至挫折，必须加以正视，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以利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事业，而决不能动摇社会主义信念。
社会主义是在曲折中前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然而这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社会发展规律与自然发展规律都是客观的，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但其实现过程却有着原则的不同。自然规律的实现往往不需要人们实践活动的参与，社会发展规律则不一样，它是人们各种实践活动的合力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趋势，它必须通过人们的实践才能实现。在任何社会里，由于人们的利益有差异，他们实践活动的方向往往是不一致的。在阶级社会里，对立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表现为阶级斗争。因此，在这里，社会发展规律必然是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的。在阶级斗争中，由于各种客观的、主观的因素，阶级力量的对比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这就决定了社会发展规律的实现过程不是直线的，必然会发生曲折。但是，不管出现多大曲折，由社会规律所决定的发展趋势是不会改变的，它将在漫长、曲折的斗争过程中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最终得到实现。我们经历了像苏东剧变这样的惊涛骇浪，仍坚信世界将沿着十月革命指引的航向，驶往共产主义的彼岸，其根据也就在这里。
苏东剧变是这些国家党的领导人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因而并不是证明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证明他们推行的路线的错误
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国家政局发生剧变，社会制度从社会主义演变为资本主义，甚至造成苏共遭禁，苏联解体的悲惨局面。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大的悲剧。为什么苏联这样一个发展了70多年的社会主义国家还会发生资本主义的复辟呢？社会主义有没有希望，马克思主义还灵不灵？一些善良的人们产生了种种疑问和迷惑，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也存在这样那样的忧虑，甚至在我们的一些党员和干部中也程度不同地产生了“信仰危机”。这是客观存在，我们不承认不行。我们必须正确地分析苏东剧变的原因，澄清这些疑问和迷惑，进而坚定社会主义的信念。
苏东剧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外因内因。苏联东欧之所以发展到今天这样的地步，确有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因素，对此决不能低估。然而外因终究只是变化的条件，而内因则是变化的根据。造成苏东剧变的国内因素也是多方面的。问题在于，什么因素是根本的、决定性的，也就是说，导致苏东剧变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经常看到一种说法：苏东剧变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至少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失败。这是值得推敲的。
如何评价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即所谓“斯大林模式”？一些学者谈到“斯大林模式”，往往是贬斥的，甚至是彻底否定的，仿佛这是一种错误的、罪恶的东西。其实，这需要作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从制度的角度来看，“斯大林模式”包含两个层次的内容：第一是反映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的基本制度。这是第一位的、决定性的。对于“斯大林模式”中有关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内容，必须充分肯定。苏联70年社会主义的实践表明，他们坚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建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苏维埃政权，对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实行广泛的民主，对资产阶级和一切敌对势力实行专政，并依靠无产阶级专政来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使之在国民经济中占统治地位，在此基础上实行按劳分配原则，从而为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条件；在意识形态领域，坚持无产阶级世界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所有这些，都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体现，符合生产力社会性质的客观要求，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而决不能否定。我们党在1956年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曾经把这些内容概括为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并指出这些经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是“每个国家革命和建设的过程”的“共同方面”。
第二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的具体实现形式，即具体的政治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具体的方针、政策、措施。这是第二位的、从属性的内容。对于“斯大林模式”中有关这一层次的内容，需要作具体分析。其中有的是正确的，有的则是错误的；有的在苏联的具体国情下是正确的，搬到别的国家去则是错误的。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对苏联这一层次的经验采取的就是这种具体分析的态度。他提出以苏联经验为鉴戒，走中国自己的路，也就是说，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结合起来，探索社会主义在中国具体条件下的具体实现形式，而不能原样照搬苏联模式。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以此为发轫的。对这一层次的内容，还需要注意作历史的分析。更多的情况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某种体制、某种政策是正确的、必要的，但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必须进行改革。以经济体制为例。苏联从20年代末以来，一直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符合当时国际国内环境下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有它的历史由来，起过历史的积极作用。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结构的复杂化，尤其是在新的科技革命、经济增长以集约方式为主的形势面前，这种经济体制已经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了。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一大失误就是在经济体制已经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时候，没有及时进行改革，或者只是在原有体制范围内采取一些修修补补的改进措施，因而经济出现停滞现象，引起人民的不满。苏联的教训表明，在客观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不进行改革是没有出路的。
把“斯大林模式”这两个层次综合起来考虑，不能不承认，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存在许多弊病，不能照搬。《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曾经指出：“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极为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对于“斯大林模式”也应该作这样的分析。
我们再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结果来分析这个问题。以经济建设为例。经常有人用“经济没有搞好”这样一句话来概括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谈到苏联经济，应该讲两句话。第一句：70年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沙皇俄国原来是一个经济极其落后的国家，1913年工业总产值只相当于美国的6.9％。到1985 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苏联工业总产值已相当于美国的80％，20多种主要工农业产品居于世界第一位（包括石油、钢铁、水泥、木材、拖拉机和化肥等）。就整个经济实力来说，苏联从欧洲第4位、世界第5位跃居欧洲第1位、世界第2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谈到苏美经济比较， 还应该看到这样一个客观因素，即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疆域都是主要战场，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工业生产下降36％，第二次世界大战则下降了23％。战争加上战后恢复国民经济，大约有20年时间未能正常进行建设。而美国本土始终没有遭到战争的蹂躏，战争不仅没有破坏美国的经济，而且应该说美国是发了战争财的。在顺逆迥然不同的客观条件下，苏联与美国的经济差距大大缩小，不能不承认，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第二句：苏联在经济工作中犯有许多错误。在30年代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期，过于偏重发展工业，牺牲了农业，把农民挖得很苦。战后，随着国际形势趋于缓和，又没有及时调整国民经济结构，造成农业、轻工业严重落后，加上6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贻误了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改革的时机，因而到了70年代中后期以后，出现了经济发展停滞、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改善不快的情况。这成为苏联政局剧变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如果全面地考察苏联经济，应该指出，成就是第一位的、主要的，问题是第二位的、次要的。简单地说“经济没有搞好”一句话，是不符合实际的。
为了正确地评价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有必要重新读一下毛泽东同志的有关论述。早在1956年，针对由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引发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任何一个民族，不可能不犯错误，何况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又那么长久，不发生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发生的错误，象斯大林的错误，它的位置是什么呢？是部分性质、暂时性质的。”“苏联那个主流，那个主要方面，那个大多数，是正确的。”他主张对苏联的革命和建设“三七开”，“他们的主要的、大量的东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东西是错误的”。（《毛泽东文集》第7卷，91页）这种实事求是的、全面的、 辩证的评价，至今仍是适用的。
综上所述，在苏东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他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正确的，具体的政治经济体制、运行机制则存在弊病，需要改革；他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成绩是基本的、第一位的，问题是次要的，第二位的。因此，不能断言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是失败的，也不能因为苏东国家发生剧变就断言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
那么，这些国家为什么会发生政局剧变、资本主义复辟呢？苏东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是葬送在党的领导者推行的错误路线上的。我们以苏联为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戈尔巴乔夫手里搞垮了。苏联的基础设施、工业基础都比较雄厚，资源丰富，人民的文化素质也是高的，但眼看着解体了，搞成今天这个样子，最根本的原因是戈尔巴乔夫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包括取消党的领导、抛弃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教训深刻得很啊！
戈尔巴乔夫是何许人也？据他在1999年一次演讲中说，他“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的共产主义”。他坦言，“只有身居最高层职位，才能为此有最大的作为”，所以他“不懈地努力往上爬”。苏东发生剧变以后，他自豪地宣布：“我消灭了苏联和所有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达到了主要目的，这就是在欧洲消灭了共产主义。”他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能消灭中国的共产主义，“要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垮台了，世界在走向和平和正义的道路上会前进得更远。”这样一个狂热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当上了苏共中央总书记，他会推行什么样的路线、进而导致什么样的结果，那是不言而喻的。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出了“新思维”，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从意识形态来说，是一股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潮；从社会制度来说，是作若干改良的资本主义制度；从历史作用来说，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从社会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的桥梁。
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是怎样导致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呢？
第一，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实行多党制。戈尔巴乔夫认为坚持共产党领导就是主张搞与“民治国家”相对立的“党治国家”，违反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他否认共产党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把党的领导看作是“官僚专制”、“行政命令”，因而要求放弃党的“政治垄断”，取消宪法中有关共产党领导的条款，使共产党成为与各种政治势力（包括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进行所谓平等竞争、争取政治权力的政治组织。他鼓吹实行多党制，强调党不谋求垄断，允许“表达各种政治意愿”的“各种政治组织和派别自由竞争”，共产党应在这一竞争中“谋求得到一个被承认的席位”。
第二，攻击无产阶级专政，鼓吹“全民国家”。戈尔巴乔夫把剥夺阶级敌人民主、自由的无产阶级专政看作是“使人与政权、与政治相分离”的根源，是“专制”、“独裁”。他借口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上犯过的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把无产阶级专政描绘成违反人道主义的、不民主的、恐怖的制度，因而提出要“排除任何阶级的专政”，要求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戈尔巴乔夫宣称：“我不能接受下述建议和意见，即我们需要专政，只有某种专政才能拯救我们”，我赞扬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理论。他提出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全面充实人权”，使之符合“全民国家”的结论。
第三，否定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实行私有化。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宣布：“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1卷，286页）生产资料公有制在经济上占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戈尔巴乔夫完全否定这一最基本的原则，攻击以公有制为主体是“经济垄断”，妨碍人们自由地选择所有制形式，妨碍人的价值的实现，因而要求对公有经济实行私有化。他借口全民所有制实现形式即经营方式存在的问题，提出“非国有化”，在“取消国家所有制的垄断”的口号下，把国有企业的财产分散归个人所有。他认为只有私有化“才能克服人与生产资料的异化”，“恢复社会公正”，“实现个人利益”，“保证社会安定”。
第四，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主张意识形态多元化。戈尔巴乔夫认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就是“精神垄断”，妨碍了人们的思想自由，必须“抛弃对不同观点和思想的意识形态限制、教条主义和不容忍态度”。他主张意识形态多元化，认为社会需要各种意识形态“自由竞争”，“坚决反对对舆论工具进行任何形式的霸占，坚决反对以任何形式对舆论工具进行垄断”，允许各个党派、各种政治组织利用电视、广播、报刊自由地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
可见，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它尽管打着社会主义旗号，但它否定和抛弃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因而本质上是反社会主义的。
分析苏东剧变的过程和原因，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失误和弊病是苏东剧变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它对敌对势力煽动群众、制造动乱、乱中夺权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必须认真总结他们的教训，及时进行改革，努力把国内工作做好，特别是把经济搞上去，使我们站稳脚跟，立于不败之地。但这些失误和弊病并不是苏东剧变的决定性因素，两者之间不是直接的、必然的因果联系。苏东发生剧变的根本原因是这些国家党的领导者推行了一条错误的路线，背弃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则、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所造成的。苏东剧变并不是证明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证明推行的路线的错误。这是我们应该从苏东剧变中吸取的根本教训。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改革，这是我们总结苏东剧变教训应该得出的基本结论。
苏东剧变的确是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受的最大的挫折，它使得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跌入低潮。然而这只是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一个曲折，改变不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有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邓小平文选》第3卷，382～383页）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将在总结苏东剧变教训的基础上更加成熟起来，从而一定会把社会主义搞得更好。严冬过去就是春天，胜利一定属于人类的希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对此，我们是充满信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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