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的故事2
[ 2009-11-19 9:58:00 | By: 2004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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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1943年,由于反法西斯战争需要,美国军方决定研制实战导弹,慎重委托钱学森负责和火箭发动机推动导弹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当年11月,钱学森便与马林纳一起提出了三种火箭(导弹)的设计方案,经冯·卡门指点,将报告连同冯·卡门的备忘录一起递交给军方,受到军事当局的高度重视。这份报告为美国四、五十年代成功研制地对地导弹和探空火箭奠定了基础。
由于希特勒德国研制了V-2火箭,美国当局立即决定委托冯·卡门加紧研究远程火箭。1942年2月,冯·卡门向陆军军械署提交的研制计划中,推荐钱学森负责理论组。钱学森找来了老同学林家翘、钱伟长等,从弹道分析,燃烧室热传导与燃烧理论入手,研究远程火箭的有关理论问题,钱学森还向冯·卡门建议运用新的军事思想和方法从事火箭技术研究。钱学森主动地、创造性地配合老师的工作,为美国火箭事业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1945年5月8日,德国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新组建的美国空军科学咨询团在少将团长冯·卡门的率领下来到德国接管,考察及研究德国的火箭技术,被任命为上校团员的钱学森参加了这次考察。期间,“空气动力学之父”路德维格·普朗特,向咨询团介绍了德国火箭研究工作情况,作为战犯,他也接受了有关V-2型火箭研究的审讯。
回美国以后,钱学林向空军领导人作了精彩的考察报告,得到了空军司令亨利·阿诺德上将的通令嘉奖。
不久,钱学森在冯·卡门领导下,参与了为美国空军提供火箭远景发展规划的制定工作。美国军方在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军事技术工作时,对钱学森的评价是:为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无法估价的贡献”。钱学森被舆论称为“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银河中一颗明亮的星”,是“制定美国空军从螺旋桨式向喷气式飞机过渡并最后向遨游太空无人航天器过渡的长期规划的关键人物。”
钱学森被加州理工学院提升为副教授,并兼任航空喷气公司的技术顾问,美国海军火炮研究所顾问。
1947年2月,经冯·卡门的推荐,钱学森成了麻省理工学院的终身教授,时年36岁。
钱学森在美国奋斗12年,功成名就,声誉远播。丰厚的生活待遇,优越的科研条件并没有留住他的心,“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钱学森决定回国。其实,早在交大读书时,就与同学戴中孚说过:“现在中国政局混乱,我要到美国学技术,学成之后一定回来为祖国效力。”1947年夏,钱学森回到上海,与昔日女友,留学德国的女高音歌唱家蒋英结婚。这一年钱学森已36岁了,蒋英也已27岁,为了各自的事业,他们将婚期一拖再拖,今天终算喜结连理,完成了父辈们的心愿。婚后的钱学森面对着去留问题。他原打算不再回美国去了,但回国后的所见所闻,实在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混乱、丑恶、黑暗和凄凉的景象如同一盆冷水,浇灭了归来游子火热的心,祖国怎么是这副模样了?官僚腐败,物价飞涨,一边是达官贵人巨贾富商的灯红酒绿,穷奢极欲;一边是劳苦大众的衣不蔽体,饿殍满地,罢工、罢市、罢教、罢课,反内战反饥饿反暴行,游行示威不绝于市,特务军警密布,如临大敌,豺狼当道,危机四伏,报国仍然无门!钱学森伉俪只得又双双去了美国。
钱学森回国之行在看到令人沮丧的现实的同时,也在同学亲友中获悉了许多令人鼓舞消息:解放战争已发生了战略性转折,蒋介石政权已摇摇欲坠,共产党的胜利已指日可待。他仿佛已看到了民族的光明前途,坚信自己总有实现报国之志的一天。回到美国之后,夫妇俩更加关注祖国传来的每一条信息。1948年,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1949年5月20日,钱学森收到了由人转来的曹日昌教授5月14日写给他的信。作为中共党员的曹日昌在信中告诉他,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并希望他快返回祖国,为新中国服务,领导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建设。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使钱学森内心激动得难以平静,他向十几位中国留学生通报了新中国诞生的消息,商讨尽快回国的办法。实际上,钱学森一回美国就做着随时回国的准备,从麻省理工回到加州理工任喷气技术教授后,埋头研究工作,很少接待来客,很少积攒钱财,连人寿保险都没有办。虽然归心似箭,但现实情况却使他不敢贸然行动。他深知自己为美国军界服务多年,较深地介入了军事技术工作,美国军方绝不会让他轻易离去。
钱学森开始准备回国的实际步骤。
他先申请退出美国空军咨询团,辞去兼任的美国海军炮火研究所顾问的职务,但军方迟迟不予批准。虽然第一步未能如愿,钱学森沉住气,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国内用法西斯手段迫害民主进步人士的麦卡锡主义横行,作为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负责人的钱学森与其他中国人一样受到了联邦调查局的监视和查问。他们要他揭发实验室里一位化学研究员是共产党,遭到钱学森的严词拒绝。调查官员十分恼火,他们要给持“不合作态度”的钱学森“一点颜色”,便指控他10多年有曾参加过“美共第122地方支部聚会”的所谓事实,吊销了他参加机密研究的证书,剥夺了他继续进行喷气技术研究的资格。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钱学森气愤之余冷静地想到,这不正是自己正式向当局提出回国要求的有利时机吗?
1950年5月的一天,钱学森径直来到海军部次长丹尼尔·金布尔的办公室。
金布尔十分赏识钱学森的才华,对他十分器重并优待有加。他认为像这样的人才只有在美国才有用武之地,也只有在美国才能向他提供优越的科研条件和物质报酬。虽然他将钱学森的辞呈压了很久,也想到过他可能准备回国,但没有想到他走得这样快。因此,当钱学森来到他面前时,他不禁愣住了。
“次长先生,我是来向您辞行的,我已准备动身回国了。”钱学森彬彬有礼地说。
“钱先生,这是为什么呢?”金布尔不解地问。
“次长先生,我受到了麦卡锡主义的无理迫害,他们吊销了我参与机密研究工作的证书,联邦调查局还把我当‘间谍’嫌疑调查,我已经无法在美国继续工作了,我准备马上回祖国去!”
钱学森想不到的是他的辞行竟然大大激怒了这位上司。
金布尔完全懂得钱学森的价值,出于对共产党的敌对情绪,他绝不情愿让这位稀世之才为共产党中国所用。金布尔见说服无望,便给联邦调查局打电话,气急败坏地说:“钱学森知道得太多了,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五个师!无论如何不能让他走!”他竟丧心病狂地叫嚷:“我宁可把这家伙枪毙了,也绝不让他离开美国!”钱学森对此却一无所知。
1950年8月23日午夜,钱学森夫妇从华盛顿回到洛杉矶,他们缓缓地步下舷梯,准备回家好好休息,因为他们已办好了回国的一切手续,托运了行李,向亲朋好友作了告别,还拿到两张加拿大航班的机票。他们此时的心情犹如将出囚笼的小鸟,舒心而宽慰。正当他们将要离开机场时,移民局一位官员突然拦住了他们的去路,随之递过来一份文件,钱学森被突如其来的文件弄懵了,只见文件上写着:
“凡是在美国受过像火箭、原子弹以及武器设计这一类教育的中国人,均不得离开美国,因为他们的才能会被利用来反对在朝鲜的联合国武装部队。”这就意味着钱学森不准回国。
钱学森夫妇气愤地回到了加州理工学院,得知美国海关已非法扣留了他的全部行李,更是忧心忡忡,行李中800多公斤书籍和笔记本,是自己20多年艰辛求索的结晶,是准备奉献给祖国的一份特殊“礼物”,是用金钱也难以买到的无价之宝呀!万一有什么闪失,无法弥补,将遗恨终生。然而,现实是无情的,胳膊拧不过大腿。
联邦调查局声称“钱学森这个狡猾中国人的全部活动,证明他是毛泽东的间谍!”
为了回归祖国,钱学森受到了美国当局的无理迫害,罹难整整五个年头。
联帮调查局监视着钱学森的一举一动,还搜查了他的工作室和家。半个月后,借口“间谍”罪逮捕了他并将他押往特来那岛的拘留所。钱学森在监管期间忍受着种种变相的刑罚,连晚上还每隔10分钟亮灯一次,天天无法入睡。作为华夏子孙的钱学森不屈于美国当局的淫威,傲视着他们的无耻伎俩和卑劣行径。美国当局对钱学森的迫害,激起了许多美国朋友的愤怒和留美中国人的强烈抗议。冯·卡门中断了欧洲的访问,提前回到美国,联络了加州理工学院师生与各界人士向移民局提交抗议,呼吁立即释放钱学森。院长杜布里奇也亲往华盛顿与当局交涉。
尽管许多人奔走呼号,多方营救,美国当局仍然置之不理,一意孤行。关押半个月才得以获释的钱学森,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体重下降了整整30磅。
震惊旅美华人的“钱学森事件”,使留美中国学生看清了美国当局的险恶用心,纷纷决定提前回国。
从拘留所回家的钱学森继续被监管,不准远行,住宅随时被搜查,信件电话被监控,除非放弃回国的要求,听从当局的安排,不然处境不会改变。钱学森这位顶天立地的汉子,血管里流着炎黄子孙殷红的鲜血,他回归祖国的决心坚如磐石万劫不泯。
获释后的钱学森,仍然执教于加州理工学院,但行动完全失去了自由。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个人无法与之抗衡,要想早日回归祖国,必须想一个“金蝉脱壳”之计。钱学森思前想后,决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来个“曲线回国”。他迅速化解了屈辱和悲愤,安下心来,开始著书立说。
五年变相的软禁生活虽然漫长,但对有着坚强意志和非凡毅力的钱学森来说已不算什么,他们夫妇俩顽强地熬过来了。
1954年秋,钱学森精心撰写的《工程控制论》出版了,这是他观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迅速发展起来的控制与制导工程技术,继而对设计稳定与制导系统相关的工程技术实践进行潜心研究,发现并提炼了制导控制与制导系统设计的普遍性概念、原理与方法。这是继美国科学家诺伯持·维纳发表的《控制论》之后,对控制论的进一步发展,也标志着新兴的工程控制论学科的诞生与创立,为当代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用英文写成的《工程控制论》由麦克劳·希尔图书公司出版以后,在科技界引起了轰动。美国当局审查了这本书以后,也不得不承认,钱学森的研究课题已完全脱离了“军方机密”,只得准许他和他的全家回国,钱学森夫妇最终赢得了抗争的胜利。
钱学森感慨万千,他说:“这段历史我绝不会忘记,它使我真正懂得了什么叫帝国主义。”
事后,当钱学森得知新中国最高领导层对他回国问题的关注并为此作出的种种努力之后,更为深情地说:“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恐怕我还得流落异乡,饮恨终生。”
原来,新中国急需像钱学森这样的科技人才,毛泽东、周恩来等最高领导人都十分关注钱学森求归不得的遭遇,决心通过外交途径加以周旋。当时中美尚未建交,只得利用1954年4月召开的美、苏、中、英、法五国外长会议。会议期间,周总理直接提出了中国平民返回祖国问题,尖锐抨击了美国阻挠留美人员回归祖国的无理行径。但因消息不通,谈判时实证不足,美方代表矢口否认。1955年6月,钱学森怀着试试看的心理,给侨居比利时的家人写信,塞进了一封给世交陈叔通老人的信。信终于转到了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陈叔通手中,陈老为钱学森的拳拳爱国心感动,收信当日便将信呈送周总理,周总理当即将此信交给即将赴日内瓦参加谈判的中方首席代表王炳南大使,并指示他:“这封信是一个铁证,说明美国当局至今仍阻挠中国平民归国,你要在谈判中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首次会谈在日内瓦举行,当天,王炳南便在会上严正指出:“既然美国政府早在4月间就发表了公告,为什么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博士还在6月间写信给中国政府请求帮助呢?”在事实面前,美国大使哑口无言。美国当局不得不批准钱学森的回国申请。
1955年8月,钱学森接到了美国移民局准予他离开的通知。整整20年,钱学森经历了成功与失败,欢乐与灾难,荣誉与屈辱,厚爱与冷遇,今天他终于可以离开这块给他知识和才能,又使他蒙受欺凌与折磨的土地,既爱又恨的心情久久无法平静。
1955年9月17日,在全家向导师冯·卡门告别之后,终于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启程回国。
1955年10月8日上午,钱学森终于踏上了罗湖桥头,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他的一家受到了祖国同胞的亲切接待,广东最高领导人陶铸会见了他。在广州参观了新中国建设成就之后,便在专人陪同下,一路北上,先在故乡杭州,继而出生地上海,会见了阔别多年的家人与亲友,金秋十月,便回到了梦系魂绕的北京。
第二天,钱学森便带领全家来到天安门广场,走上金水桥,激动得大声欢呼:“我们终于回来了!”钱学森细细观察这片日思夜想的故土,觉得既亲切又陌生,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扑面而来。商市繁茂,秩序井然,大小胡同洁净如洗,生机勃勃,人们扬眉吐气,步伐轻快,处处洋溢着主人翁的气概与情怀,这与八年前见到的上海街头宛如天差地别,钱学森从强烈的反差中,深切感受到祖国的希望和民族的振兴。
钱学森回国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周总理把他们夫妇接到中南海为他们接风洗尘。1956年2月1日,钱学森应邀出席了毛泽东主席举办的宴会,毛主席热情地把钱学森拉到自己身旁坐在一起,勉励他为国家建设多培养青年技术人才。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在参加了二届二次政协会议之后,又一次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毛主席还与他一起讨论了物质无限可分性问题。钱学森被一代伟人渊博的知识和谦逊的品质所倾倒,毛主席理论上大胆探索的勇气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因为这是科学家进行科学创新最可宝贵的素质。
钱学森沉浸在深受信任和关爱的激动之中。
稍事安顿之后,钱学森便开始了他全新的事业,负责筹建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是他工作的新起点。
1956年1月5日,中科院力学所正式成立,钱学森被任命为所长,一直兼任到70年代。
力学是世界科技发展的基础学科。中科院此前一直未建立研究所,钱学森从零开始。他最关注的是青年科研人员的培养和优良科研作风的形成。
他办起了物理力学研究班,开办学术讲座,亲自主讲大部分专题,他以自己深厚的学术造诣和优良的科研道德言传身教。
他要求每个研究室挂上一块小黑板,大家有问题就随时写在上面,一起讨论,大家动脑子,平时讨论问题要求人人发言,讲错不要紧,但不能不讲。
他经常用幽默风趣的语言鼓励年轻人:“年轻人嘛,睡觉还是要睡的,但不必太早,每天十一二点再睡吧!个人问题嘛当然要考虑,但不必太着急,我36岁才结婚,也没有耽误第二代呀!”钱学森在力学所营造了勤奋与严谨的作风,为力学所承担重大国家课题奠定了基础。
党中央在决定给钱学森新的任务,为此,周总理和中科院领导安排钱学森到东北参观,还特意让他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看看。东北三省发达的重工业给他以深刻的印象,但最令钱学森难忘的是与陈赓大将的会见。作为中央军委分管作战的副总参谋长兼“哈军工”院长的陈赓,素有“名将之鹰”的称誉,他求贤若渴,惜才如命,特意从北京赶来接待他。
1956年1月23日,陈赓为钱学森举办了晚宴,席间陈赓迫不及待地向钱学森提出了他思谋已久的问题:
“你看,中国人能不能自己搞导弹?”
“为什么不能搞呢?外国人能,我们中国人就不能搞?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笨吗?”钱学森爽朗地回答。
“好,真是太好了!我就要你这句话。”
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钱学森终于将憋在心里几十年的这口气吐了出来,心情无比舒畅。
这是祖国的需要,也是民族振兴的共同心声。
其实,早在1955年12月,钱学森就应周总理的邀请,在中南海作了一次关于火箭导弹的报告,1956年初,在中科院组织下又领衔主持制定发展我国火箭技术的远景规划。规划的目标异常明确,“建立并发展喷气和火箭技术,以便在十二年内使我国喷气和火箭技术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并接近世界的先进技术水平,以满足国防的需要。”还提出“1963~1967独立设计,制造国防需要的,达到当时先进性能指标的导弹”。这是钱学森主持并创建中国导弹火箭事业的开端。以后实践证明,他主持制定的发展规划是科学的,切实可行的。
1956年2月17日,受周总理和军委叶剑英副主席委托,钱学森起草了一份《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提出了我国火箭、导弹事业的组织草案、发展计划和具体研制步骤。他还在《意见书》中开列了一批拟调来参与这一技术事业的高级专家名单。《意见书》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
1956年3月14日,周总理主持军委常务会议,钱学森应邀列席。会上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由周总理、聂帅与钱学森负责筹备。
从此,火箭、导弹事业成了钱学森工作的重心。
参考资料:http://www.yzylxx.com/stublog/u/200402/archives/2009/270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