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总量持续增长但整体可控
数据显示，以广义信贷总量的指标，到2016年一季度末，广义信贷为134万亿，广义信贷和GDP之比是193%，比2008年末上升79个百分点。以各项贷款比GDP的指标，到2015年底这个指标差不多是150%左右，比2008年末上升47.5个百分点。这说明这些年我国债务总量在持续增长。
不过，中国银监会政策研究局副主任何国锋称，相对债务总量增长，债务结构的问题更加需要引起关注。
何国锋强调，值得关注的是，社会整个融资体系结构不合理，长期依赖银行体系。他说，近年来，直接融资尤其债券融资这块发展比较快，但股票融资占比比较低。2015年末债券和股票融资总量在社会融资规模占比14%左右，这导致实体经济融资压力和风险过度集中在银行体系，银行业承担了大量本来应该由资本市场解决的一些金融服务，像科技创新、大众创业、兼并重组这些应该由股权融资来做更好一些。
就整个银行体系来看，中国银行(601988,股吧)体系的不良贷款率仍较低。何国锋提到，今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75%，同时整个贷款损失准备也比较充足，目前商业银行贷款拨备有2.4万亿，今年以来还在增长，拨备覆盖率175%，贷款拨备率3.06%，对于不良贷款仍有充足的拨备。
此外，企业债市场信用风险总体可控。
截至2016年3月底，企业债券存量规模4.17万亿元，占整个公司信用类债券余额的四分之一左右。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财政处处长关鹏表示，发改委管理的企业债券最大的特色是与投资项目直接挂钩，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重大规划和重大政策，资金的投入大都形成了一些比较优质的资产，能够产生稳定的经营收入，是债券还本付息的重要保障。因此，企业债券在整个公司信用类债券的各品种中违约数量最少，信用风险总体可控。
另外，财政部预算司债务处处长尹李峰也提到，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当前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尹李峰说，截至2015年末纳入预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债务10.66万亿，地方政府债务16万亿，两项合计全国政府债务26.66万亿，占GDP的比重为39.4%，低于欧盟60%的预警线，也低于当前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水平。
尹李峰表示，从地方政府债务来看，目前债务风险也总体可控，以国际通用债务率(债务余额/综合财力)指标衡量，2015年地方政府债务率为89.2%，低于国际通行警戒线。与一些发生债务危机的国家不同，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形成了大量与债务相对应的优质资产作为偿债保障，加上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将保持中高速增长，也为债务偿还提供了根本保障。
不过，针对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目前存在的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总体有所下降、局部地区的债务风险有所上升、地方政府违法或变相举债担保情况仍有发生、一些地方还有一些不规范的PPP模式等新情况和问题，尹李峰称，有关部门正在督促地方和相关部门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从居民负债来讲，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曹红辉提到，2013年中国达到55.5%，美国为113%(2007年为143%)，日本是130%。相对来讲，中国的居民部门负债率还是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曹红辉说，消费的贷款在中国是两倍于经营性负债的，占到整个居民负债的32%，其中居民负债中，80%是用于购买房产，其次就是汽车和信用卡的贷款。另外，中国的居民人口结构中，40岁以下占53.71%，这说明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并非是造成中国居民负债增长的一个显著制约因素，今后还有比较大的增长空间，人口结构没有成为一个约束。按照美国15%的居民负债的边界来看，大概我们可以新增40.69万亿的居民负债空间。综合举措解决结构性债务问题
在论坛上，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曹红辉表示，全球债务同样在增长不能光拿中国说事。他说，从全球来看，2000年开始全球债务87万亿，2007年是142万亿，2014年是200多万亿。在2007年到2014年债务危机债务救助中全球性增加了57万亿美元。债务对GDP比例，全球上升了17%，绝对值和相对值都在上升。到现在为止这种持续上升的趋势没有发生根本性的逆转，但各个国家的情况不一样。
虽然总体负债水平上升，但相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GDP负债水平还是处于一个比较低位的水平。
曹红辉说，2001年到2014年，发达国家的债务规模达到49.7万亿美元，新兴市场为14.2万亿美元。从全球来看，数量众多的边缘化国家的负债率在下降，少数重要的经济体的负债率却在快速上升，这其中存在结构性差异。比如，美国2001到2014年负债率从53%上升到100%，日本从153%上升到200%。在去杠杆的过程中，美英两国效果最为显著，但其他发达国家的居民债务水平不减反增，比如加拿大、韩国和澳大利亚的债务持续膨胀，荷兰、丹麦、挪威的杠杆率大大超过了美国的峰值。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万喆说，中国的债务状况总的来看有三点，一是赤字总体比较小，二是经济增速仍然全球领先，三是中国政府掌握了很多生产性资源，不大会出现资不抵债的状况。整体来说，债务水平和状况应该是可控的。但问题是，既然债务实际可控，为什么坊间、尤其外围对中国的债务问题会有这么大的恐慌呢？
她说，这其中有一些问题值得关注，比如债务总体不透明，除了过去不愿意主动公开债务情况外，就是目前提到的大部分债务都是直接显性的债务，有一些直接隐性和间接的债务没有谈到，隐性债务如何清算出来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另外，政策的不连续，在某些政策上有一些突然性，转向特别陡，或者一些政策到基层后出现异化，再有可能一些可执行的程度不是那么高，这容易招致质疑。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何帆也认为，中国的债务问题是结构性的。总体来看，中央政府的债务水平并不高，地方政府的债务水平增长速度比较快，企业负债水平较高。这反映出：第一，中央政府不愿意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还是希望地方多花钱，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并没有明确划分清楚。第二，企业负债很高，跟依靠贷款的粗放增长方式，跟中小企业融资难等问题都有关系。比如，大的央企融资超过了自己的需求，钱到手之后转手倒给中小企业，自己还能赚一笔钱，导致负债率越来越高。如果看这些指标，只能说中国经济处于亚健康状态，但并没有到了马上就要出现危机的地步。
何帆预测，如果真的出现危机，肯定反映在流动性方面。政府债务的腾挪空间更大，很有可能出事情的是企业的负债，企业到最后还不上钱了。只是目前来看，企业的盈利状况大体来讲还比较稳定，没有出现明显的恶化，另外，企业的资金仍然主要用于日常经营，尚未出现企业资金大量被占用还旧债的情况，也没有出现明显的还债挤占了投资的情况。
何帆认为，债务问题是必须尽快解决的。不过，中国还远远没有到了马上就要爆发债务危机的时候，不必过分担心。有时候，债务危机是自己吓出来的。
何帆建议，应该密切关注债务指标，同时尽快做好预案准备。各种解决债务问题的政策措施很可能会有一定的副作用。解决债务问题，需要“鸡尾酒疗法”，各种药效需要配合，剂量需要斟酌，对潜在的副作用要有充分考虑。
何国锋也表示，要实现经济有序去杠杆，把债务尽可能的降下来，还是应区别对待，分类施策。从银行信贷角度，总的思路还是应该通过信贷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对不同行业或不同产业采取不同的措施。从银行监管角度来看，企业负债整体较高，同时企业债务风险已经有所暴露。当前，主要以央企作为突破口来研究怎样降低企业债务负担和企业债务链，缓解企业相互拖欠资金的问题，同时稳妥处置僵尸企业的信贷风险。对僵尸企业，现在主要还是尽量推动其进行兼并重组、债务重组，尽量少实施破产清算，对于必须要破产清算的也是在多方研究信贷怎么退出来，包括信贷退出的方式、节奏，包括影响，尽量不搞大规模一刀切退出。
经济周期性波动是现代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宏观经济波动对企业财务行为的影响是公认无疑的。进入21世纪以来的近20年，中国经济曾经历了连续10年的快速上行期，但从2008年开始至今，宏观经济增速明显放缓。GDP增速从2007年的14.2%降至2018年的6.6%。伴随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微观企业运行困难重重。企业债务水平过高、财务风险过大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为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2015年开始连续四年“去杠杆”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之一，并明确指出，“去杠杆”并不是要消除债务，而是要降低负债水平、优化债务结构，最终实现防控风险的目的。那么,我将如何防范风险呢?
第一，企业资产负债率越高,宏观经济波动越激烈。进入21世纪以来，企业总体负债水平持续升高。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从2001年的47.17%上升到2017年的60.37%。2013年达到峰值60.85%后开始转入下降通道，但是下降幅度有限。这很可能与企业在经济上行期加速投资和举债以及中国企业对“超常规增长”“跳跃式发展”的强烈追求有关，各级政府对企业“做大做强”的政策扶持、相对宽松的信贷和金融政策、企业“一把手”的财富和社会地位的需求拉动、偏激进的战略定位等更加助推了债务规模的快速升高。而在经济下行时期，经营压力大、以应收账款和存货等形式沉淀的资金规模大、融通难、资金压力大等因素导致企业总体债务率下降速度慢。这就告诉我们，国家在防控整体经济系统性风险时要把重点放在经济上行时期诱导企业债务水平上升的各种因素上。
其次，在经济上行时期，宏观经济增长对企业总体债务规模上升的推动不完全是由短期负债造成的，投资增加直接拉动的长期负债增长可能是总债务率快速升高的主要原因。这一时期高风险运营资产与商业信用占比均呈下降趋势，这很可能是由于经济上行期企业存货周转速度加快、应收账款回收期变短而导致高风险运营资产占比下降，减少了对资金的占用，短期资金需求下降，对供应商货款的拖欠行为得到明显改善，商业信用规模得以降低。而在经济下行时期，宏观经济增速下降更多的是通过高风险运营资产的增加而推动企业增加商业信用来融通短期资金。这给企业最大的提示就是，在经济下行时期对高风险运营资产的管控更加重要。
最后，宏观经济波动通过影响高风险运营资产来影响企业债务结构。在经济上行时期，高风险运营资产减少，商业信用占流动负债的比重下降，银行及金融机构贷款占流动负债的比重上升，总债务结构及流动负债的结构均发生变化。在经济下行时期，高风险运营资产增加，即使国家实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具体到企业所能感受到的依然是贷款难、融资难，高风险运营资产沉淀的资金更多的是通过商业拖欠来解决，结果导致下行时期借款比重下降、商业信用增加。这一结论告诉我们，在经济下行时期，企业之间的相互拖欠问题，是导致资金困难的重要原因，政府的扶持政策和银行的信贷政策应当致力于缓解企业相互之间的商业拖欠。
应对我国上市公司高负债率，我想最重要的无非就三点，第一，打造利于资产运营的更加规范灵活的资本市场，严厉打击非法活动的金融组织和金融大腕；
第二，积极改造我国营商市场，尽快铁腕落实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尽可能减少其他力量对市场的不正当干预；
第三，对供给侧加大政策引导力度，鼓励技术和服务创新，严厉打击盗版行为，让技术与服务交易更加顺畅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