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巴罗萨”计划
1940年7月,希特勒召集了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会上希特勒宣布了一个预谋已久的作战计划:突然袭击前苏联,一举将这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摧毁,尽管当时两国政府已经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为实施希特勒的作战意图,德军总参谋部立即着手拟订对前苏联作战的具体行动方案。该方案于12月底完成,并被定名为“巴巴罗萨计划”。该计划主要内容有:一、在对英作战结束之前,以一次快速的战役,在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的时间内打垮前苏联;二、先以突袭的办法歼灭前苏联西部各军区的部队,使其无法退往内地,然后以坦克部队为先导,并辅之以空军支援,分三路向前苏联腹地进攻,占领莫斯科、列宁格勒和顿巴斯。希特勒不无得意地说:“当巴巴罗萨计划开始实施时,全世界将大吃一惊,并感到难以置信!”
为了进攻前苏联,德国又开始在外交上、经济上和军事上进行一系列准备,同时采取一些伪装和欺骗手段。1940年德国占领法国后,曾经制订过一个针对英国的“海狮计划”,但后来被放弃了,目的是为了全力进攻前苏联。但为了掩盖“巴巴罗萨计划”,德国又开始大造舆论,试图想让世人相信,它要实施“海狮计划”。德国采取了许多手段来迷惑人们的视线。他们先是制造假象,大量地印发英国地图,给部队配备大量英语翻译,并在英吉利海峡和加莱海峡沿岸集结大量的渡海及登陆工具,在海岸上配置了许多假火箭,派部队频繁地进行登陆作战演习,造成部队要大规模进攻英国的假象。然后,德军大规模东调,但他们却放风说,他们是为了在进攻英国之前,到东部地区去休整。
等到这一切都布置完毕后,德国开始从外交上入手,进一步迷惑前苏联人。他们首先在外交上停止了往常那种对前苏联的攻击,而把矛头转向英国。德国驻前苏联外交官,主动会晤前苏联高级官员,向他们解释说,德军调往东部,只是为进攻英国而稍作休整,至于德国向波兰大举增兵,实际上是派年轻的士兵去替换将要退役的老兵。
德军向芬兰大量增兵后,德国驻苏大使便去拜会前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予以解释,并且通知说,德国将取道芬兰向挪威北部派遣增援部队,又解释说,德军进入罗马尼亚是派军事代表去帮助罗马尼亚训练部队。
由于“海狮计划”的存在成功地掩盖了希特勒的作战意图,至1941年6月中旬止,德国已经在其东部同前苏联的边境上集结了190个师、共约500余万人,3800多辆坦克,5万门大炮和5100多架飞机。但是前苏联人却对希特勒的种种承诺和解释信以为真,因而对德军的军事部署并未加以注意。在德国发动进攻前,前苏联西部边境各军区军以上的司令部均驻在城市里,部队也照常进行野营训练,前沿各师的阵地上只有个别连队值班。各军区的通信部队还在参加国防施工,野战炮兵和高射炮兵照常在射击场打靶或在军区集训。前苏联空军的飞机多集中于少数几个机场上。
1941年6月22日,德国突然不宣而战,以190个师,5100架飞机,大举进攻前苏联。德军就象在进行军事演习一样,十分顺利地实施着“巴巴罗萨计划”,而前苏联方面毫无防备。德军航空兵对前苏联西部的重要城市、交通枢纽、陆海空军基地及部队营房施以毁灭性轰炸,致使前苏联几乎完全瘫痪。德军又空袭了前苏联西部地区的66个飞机场,使苏军损失了1200架作战飞机。苏军面对敌人狂风暴风般的猛烈突袭,差不多完全丧失抵抗能力,只好向内地撤退。
“百日新政”
1929年,美国爆发了极其严重的长达4年的经济危机,为摆脱危机,刚刚上任的罗斯福总统采取了广泛的有力措施,历史上称为“罗斯福新政”。“罗斯福新政”在美国历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对西方世界的经济发展也产生重大的影响。
罗斯福上台后,以近乎魔幻的力量控制了金融危机,为缓和整个经济危机奠定了基础。在短短的两个星期内,他使充满恐惧的美国发生了转变,为萧条所困的美国人阴沉忧郁的脸上,开始出现了兴奋和乐观的表情。罗斯福紧紧抓住这个良好势头,实施他那令人眼花缭乱的“百日新政”。
混乱的经济秩序迫使罗斯福必须快刀斩乱麻,立刻采取对策,实施“新政”。确切地说,罗斯福从3月上旬到6月中旬的“百日新政”,就是“百日立法”。他向国会连续提交了15篇咨文,15项重要法案得到了通过。在这100个日日夜夜里,罗斯福的新政设计师们都在紧急地工作,他们点灯熬夜,起草各种法案、条例和备忘录,处处都提到救济、复苏和改革。尽管罗斯福并没有一整套理论作指南,其所采取的措施有些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从整体上看是杂乱无章的,但当时同样混乱的局势帮助罗斯福获得成功。美国经济已经到了谷底,没有别处可去,只能往上攀登。美国人对新政都寄以厚望,不仅民主党内全力支持,罗斯福的对手共和党人也希望新政能给国家带来希望。罗斯福向国会提交的法案,都一一获得通过,这些法律的制定,对于医治漫涎到全世界的危机起了重要的作用。
首先采取的措施是稳住失业大军。罗斯福最喜爱的一次规划:成立一支民间护林工作队,将50万失业人员安排到国有林区工作,得到了国会的批准,还批准拨付5亿美元的失业救济金。罗斯福一生中对森林和保护自然有很大的兴趣,现在通过法律如愿以偿,同时,也为解决失业问题提供了很大的去处。
罗斯福上台的头几个星期,几乎没有考虑如何才能促进工业的回升,他认为没有足够的时间考虑这样一项广泛的计划。但国会几次催促总统采取行动,罗斯福召集有关的团体在白官开会,会上争得一塌糊涂,毫无进展。盛怒之下,罗斯福指定一个起草委员会,命令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关起门来工作,不拿出一项满意的法案,不准出来。就是在这种混乱不堪的局面下产生了《工业复兴法》。这项法律起草委员会的主席休·S·约翰逊将军被任命为执行这项法律的全国复兴管理局局长。
“百日新政”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一切都不受传统所制约。这倒符合罗斯福的性格,因为他从来就不愿意循规蹈矩,是个乐天派,就是天塌下来也不担心。西方世界这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持续了四年之久,各种灵丹妙药都不见效,人们对传统的东西已经厌倦、失望。与其在旧框框中苦心寻觅,不如尝试一下似乎“离经叛道”的新方法。《工业复兴法》实行行业计划,政府干预经济,真有点“计划经济”的味道;放弃金本位制,使美元不再含黄金,把全世界保守的银行家吓得目瞪口呆。美国预算局的局长惊呼“西方文明完蛋了!”然而,上帝却愿意帮助这个新总统,这些“离经叛道”的新法发生了神奇的作用,衰退了整整四年的美国经济开始了复苏,工业的轮子转起来了。《纽约时报》每周商业指数在罗斯福就职时为52.3,6月中旬达到87.1,这是两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工厂的烟囱又冒烟了,农场主的产品又运到市场出售,而不再是把它烧掉。人民对前途满怀希望,萧条虽然并没有结束,但对萧条的担心已经解除。
“百日新政”为罗斯福执政定下了基调,在这以后他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的。对于新政的长期效果如何评价,罗斯福把它交给选民去表决。在新政出台一年之后,1934年6月28日,罗斯福在炉边谈话中向公民提问“你们的日子比去年好过吗?你们的债务负担减小了吗?你们的银行存款安全了吗?你们的工作条件好些了没有?你们对自己的前途的信念有了更牢固的基础吗?”多数选民对此的回答是肯定的。他在夏天乘船旅行,所到之处受到盛大的欢迎。这一年的中期选举,民主党人大获全胜,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对新政和罗斯福政策的支持,他的助手威廉·艾伦·怀特宣称:“人民几乎把他立为国王。”“百日新政”,帮助美国摆脱了经济危机,美国又重新走上了繁荣发展的轨道。
“伯特伦”计划
1942年秋天,在蒙哥马利元帅的指挥下,英军准备从阿拉曼沿线开始对德军全面反攻,夺取北非战役的最后胜利。
有着“沙漠之狐”之称的隆美尔构筑的阿拉曼战线长达40英里,英军指挥部经过反复研究,认为只有从北段地区作正面攻击,才是可行的。为了减少伤亡,确保反攻的成功,英军指挥部制订了“伯特伦”计划,即采取一些手段,使德军相信英军要从南段地区开始进攻。当时蒙哥马利的部队共有15万人,1万辆军车,1000辆坦克,1000门大炮,81个步兵营。这支庞大的队伍经过巧妙的伪装,顺利地通过了寸草不生的旷野向北段进发。隆美尔竟然一点也没有觉察。
英军还故意在南段地区不加掩饰地进行一些进攻前的准备工作,以此吸引德军的注意力,使之不会发觉英军主力在北段地区的集结。英军工程兵开始在南段铺设一条长达20公里的假水管道,并将铺设速度控制在同铺设真管道一样。而且根据管道铺设的进度看来,在英军拟定的总攻时间前的48小时,这项工程根本无法完成,以便不让德军觉察英军进攻时间。
为使这一切更逼真,英军又同时建造了几个模拟泵房,几个假高架油箱和油桶加油站,以及一个浅蓄水池。还在假管道的南端开辟了一个9平方英里的地段,作为军需品集散地,造成了英军已将大量军需品运抵那里的假象。隆美尔起先猜想,英军极可能在阿拉曼战线北段发起总攻,可英军在南端的种种行动却又使他确信,英军的主攻方向一定在南段地区。于是,他将原先在北段待命的装甲部队分散开来,从中抽调一半坦克前去增援南段防线,这只“沙漠之狐”上了一个致命的当。
1942年10月23日夜,英军突然对阿拉曼战线发动了猛攻,而且北、南两段的火力都十分猛烈,但看上去主攻点好像是在南段,德军一时间也摸不准。等到早已隐蔽在北段地区前沿的英军装甲部队和大炮突然同时发动了最猛烈的攻击时,隆美尔这才弄明白了英军的真实作战意图。他急忙调整兵力部署,无奈为时已晚。隆美尔精心营造的阿拉曼防线终于被攻破。北非战役也以英军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早在希特勒法西斯集团妄图建立一个欧洲“新秩序”之前,日本法西斯分子已经有了一个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
还在19世纪末,佐藤信渊等人就有了从所谓“皇道主义”出发,主张日本向东南亚发展,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势力范围的设想。1916年,后藤新平向当时的寺内正毅内阁献策:日本必须以“世界经济财政的和平战胜者”姿态,建立一个足以和“中欧经济同盟”、“协约国经济同盟”以及美国经济相抗衡的“东亚经济同盟”。1917年,西原龟三又提出“东洋自给圈”,主张废除日华之间的“经济国界”,设立“日华经济区”,并以此为中心,把北起西伯利亚,南至印度、澳大利亚的广大地区都包括进来,其旗号是“王道亲善”。
1935年夏,参谋部作战科长石原莞尔炮制了“由军事上看皇国之国策及国防计划纲要”,声称,“皇国与盎格鲁-萨克逊人之决战,乃为统一世界文明所进行的人类最后之战争”,“当前急务则应首先实现东亚联盟之核心——日满华三国之协同”,“我国防方针在于以迅速巧妙之手段使中国本部归我支配,以日满华三国为基本范围实行经济自给。”
1936年8月,广田弘毅内阁通过《国策基准》,明确提出日本的国策是“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决定采取南北并进的战略方针,以实现其在大东亚地区的霸权。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从此走上了全面征服中国的战争之路。8月15日,日本政府发表具有宣战性质的声明,宣称,日本“采取断然措施”是为了“膺惩中国”,“帝国之希望在于日华提携……并取得日满华三国融合提携之实效”。
同年10月1日,首相、外相、陆相、海相抛出《中国事变处理纲要》,确认日本在华北的目标是所谓“实际日满华三国共存共荣”。
1938年1月11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处理中国事变根本方针》,把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目的美化为“在于与满洲国及中国之合作,形成东亚和平之枢轴,并以此为核心,对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11月3日,近卫内阁发表“东亚新秩序”声明,向中国国民政府发出诱降信号。该声明宣称,日本的“终极目的”“在于日满华三国合作建设东亚新秩序”,“建设东亚新秩序是帝国坚定不移之方针”。11月30日,御前会议决定《调整日华新关系方针》,其重点是,“要结成日满华三国睦邻合作关系,以此作为安定东亚的枢纽,并建立共同防御北方的态势。”
12月22日,近卫内阁第三次发表声明,称“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结合起来”,并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的三项原则:(1)善邻友好。中国放弃抗日,承认“满洲国”,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2)共同防共。中日缔结防共协定,在协定有效期间,日本要求在指定地区驻兵,内蒙作为特殊的防共区域。(3)经济合作。中日经济提携,中国应承认日本公民在中国居住营业之自由,特别给予日本在华北与内蒙以开发资源之便利。此次近卫声明是日本政府随着中日战争的全面扩大,为谋求建立东亚霸权而提出的军事政治总方针。
至此,“东亚新秩序”的殖民大帝国的政治蓝图基本成形。
1940年,日本在侵华战争、物资供应和对美英关系等方面陷入新的困境,急于寻求出路。首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已进入第4个年头,然而距离其最终解决仍遥遥无期,多达85万的日军被拖在中国战场,陷入一场长期的消耗战。
就在日本的侵华战争陷入僵局时,德国在欧洲却“战果辉煌”,使欧洲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日本统治集团认为,这是打破战争僵局的最好时机,希望借扩大战争一举解决中国问题,以便联合德意重新瓜分世界。
1940年7月18日,第二届近卫内阁成立。一周后近卫内阁抛出的《基本国策纲要》提出,日本的基本国策在于“建立以日本皇国为中心,以日满华的牢固结合为主干的大东亚新秩序”。次日,大本营与政府联席会议通过《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等决议案,规定“把法属印度支那变为军事基地及从那里获取资源;获取荷属东印度的重要资源;占领原德属南太平洋岛屿……及法属岛屿等等”。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胃口迅速膨胀,其殖民大帝国的政治蓝图已不再满足于“日满华”三国合作,而是在强化“日满华”三国合作的基础上,把侵略触角伸向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地区,妄图打破英美等西方国家在该地区的旧殖民统治,而代之以日本军国主义的新殖民统治,并美其名曰“新秩序”。
8月1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会见记者时宣称,日本的外交方针在于“建立以日满华为其一环的大东亚共荣圈”,更加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意图。至此,“大东亚共荣圈”作为日本对外侵略的政略战略目标正式提出,其目的是要在包括整个中国、东南亚、印度乃至大洋洲在内的广大地域范围内建立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统治。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签订。条约规定:日本和德意相互承认各自在欧洲和“大东亚”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得到德意两国的认可。
“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是“东亚新秩序”的延伸和发展,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恶性膨胀的标志和结果。
“大东亚省”虚设
1941年12月8日,日本海军舰队突然袭击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同时日本陆军南方军在马来半岛登陆,进攻菲律宾群岛,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日本法西斯在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道路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12月10日,日军大本营和日本政府联席会议决定:此次对英美之战争及今后随着形势演变发生的战争,包括中国事变在内统称“大东亚战争”。12日,日本内阁会议正式决定使用这一名称,并由内阁情报局对外公布:“此次对美英战争,包括中国事变在内,称为大东亚战争。这是以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为目的的战争,但并不意味着战争地域仅限于大东亚。”
换句话说,日本法西斯军政当局把1937年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和1941年12月对美英等西方国家发动的战争,看成是为建设“大东亚新秩序”而进行的同一场战争,有着相同的战争目的和战略企图。
1941年11月,日军参谋部和军令部就南进的作战计划达成最后协议,确定要攻占的范围大致是,“缅甸、马来、苏门答腊、爪哇、苏拉威西岛、婆罗洲、菲律宾、关岛、威克岛、香港等地区”。
在此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日本基本完成对“大东亚”的征服,迅速控制了西起缅甸、马来亚,东到中太平洋的吉尔伯特群岛,北达阿留申群岛,南抵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的亚洲太平洋广大地区。日本法西斯关于“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正在变为现实。
对于日本法西斯来说,其殖民征服的过程也就是“大东亚共荣圈”逐步建立的过程。针对各占领区的不同特点,日本军政当局采取不同措施进行控制,使其分别成为“大东亚共荣圈”的一员。
首先是1932年,日本在中国东北炮制伪满洲国,随后于1940年在中国沦陷区扶植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同年,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控制德古政权,把印度支那变成日军在东南亚的一个重要据点和军事基地;1941年12月,日本政府又实现对泰国的“和平”进驻,迫使銮披汶政权签订同盟条约,答应给予日本在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全面援助。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对南方各占领区实行军事管制和军政一体化,以便对战略资源进行掠夺,加速战争机器的运转。
1942年6月,大本营在南方军中设立军管总监部,以统辖和指导各军管区。为巩固占领区,缓解被占领区人民的反抗,日本军政当局基于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不同需要,对各占领区实行不同的政策。
在印度尼西亚,日本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将原荷属东印度分为三个不相统辖的行政单位(爪哇、苏门答腊和由日本海军管辖的部分地区)。
在马来亚,日本取消了英国时代的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和马来属邦在统治体制上的区别,将马来亚分为8个省,均由日本人任行政长官。
对菲律宾和缅甸,日本占领者在确保其控制权的前提下,给予一定的自治权。1942年1月成立菲律宾政务委员会,作为中央行政机构,由日本顾问控制其大权。
1942年8月在缅甸成立以巴莫为首的缅甸“行政委员会”,但大权同样操纵在日本顾问和日本军事当局手中。
1942年6月,日本在中途岛海战失利后,从此便与盟军展开旷日持久的激烈争夺。为加强日本和被占领地区的特殊关系,完成“大东亚战争”,东条内阁决定建立一个特殊机构。早在1942年2月,日军刚一占领新加坡,陆军省兴亚院和企划院就研究了“关于规划和实施对大东亚各国及各地区的各项政策的综合责任官厅”的设置方案。经过半年多的准备,9月1日内阁会议通过《大东亚省设置案》,规定新省的宗旨为:“集中发挥大东亚全区的总体力量以增强战斗力。”11月1日,根据天皇敕令,正式成立了大东亚省,下设总务局、满洲事务局、中国事务局和南方事务局等7个局。同时,原拓务省、兴亚院、对满事务局和外务省的东亚局、南洋局并入该省,大大限制了外务省的权限,东乡外相曾辞职以示反对。大东亚省的设置意味着被占领区实际上成为日本的行政区,日本与被占领国不再具有普通的外交关系,“大东亚地区之外交官和领事……乃是披着外交、领事外衣的一般行政官员”。因此,大东亚省的设置是日本法西斯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而采取的殖民政治的重要步骤。
1943年2月,日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败并被迫撤退,此后开始在太平洋战场上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守势,战争态势进一步恶化。为应付盟军的猛烈进攻,日军大本营和政府在5月31日的御前会议上通过了《大东亚政略指导大纲》。
《大纲》第一条规定:“帝国为完成大东亚战争,集结以帝国为核心的大东亚诸国家诸民族,进一步强化和整备战略态势,坚持战争的主动性,以适应世界形势。”
《大纲》第二条规定:“整备政略态势应以强化诸国诸民族对于帝国的战争合作,尤以中国问题的解决为基本着眼点。”
基于这种目的,日本于10月30日同中国汪伪政权签订了《日华同盟条约》,并承认缅甸和菲律宾作为“以大日本帝国为盟主的大东亚共荣圈的一环”的“独立”,其外交权和军队的编制与指挥权均由日本控制。
这种政略上的调整是日本为完成“大东亚战争”所做的极为有限的让步,意在拉拢各傀儡政权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而卖力。
1943年11月5~6日,日本在东京议会大厅召开所谓“大东亚会议”,参加会议的各“独立国”代表有:“中华民国”行政院长汪兆铭、泰国内阁总理銮披汶的代表汪瓦塔雅昆、“满洲国”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菲律宾共和国总统何赛·P.拉乌雷尔、缅甸国内阁总理大臣巴莫。此外,流亡新加破的“自由印度”临时政府主席苏巴斯·昌德拉·鲍斯,以观察员身份列席会议。
从表面上看“大东亚会议”冠冕堂皇,但实际上所有会务活动都由大东亚省在幕后精心安排。东条英机在开幕词中竭力宣传正在建设中的“大东亚新秩序”,谴责英美两国以关心和平和正义的幌子,企图使自己对亚洲的殖民统治永久化。会议最后通过《大东亚共同宣言》,除继续为其发动“大东亚战争”进行辩解外,提出了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五条纲领。这些纲领只是罗列了“共存共荣”、“大东亚亲和”、“发扬大东亚文化”和“大东亚繁荣”等抽象空洞的口号而已,并无任何实质性的内容。
“大东亚会议”企图把各被占领国家和地区紧紧捆绑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战车上,但因日本的失败已见端倪,“大东亚共荣圈”内部矛盾重重,各成员国同日本主子之间也开始明争暗斗。以泰国为例,原定参加会议的泰国总理銮披汶,最后“拼着总理不干”也不参加会议,以致日本曾决定“以实力解决”泰国问题。这充分表明“大东亚共荣圈”内部的分裂。
同时,由于中国和亚洲其它地区人民抗日斗争的蓬勃开展,盟军开始发起反攻,因此可以说,“大东亚共荣圈”建立之日也正是它走向崩溃之时。
“共荣圈”成了“共亡圈”
日本在依靠暴力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同时,也不得不依靠暴力才能对其进行统治。为了强化殖民统治机构,日本成立了各种法西斯组织,凭借武力大肆镇压各国抗日群众,滥杀无辜人士,对占领区人民实行法西斯的恐怖专政和殖民统治,给他们带来无穷的灾难。
1937年,日本在朝鲜设立“朝鲜中央情报委员会”,加强对朝鲜人民的监督和控制,同时还残暴地镇压金日成领导的“祖国光复会”和游击队。1940年10月,日本成立“朝鲜国民总体力量同盟”,由日本驻朝鲜总督兼任总裁,在各地建立与各级行政机关平行的基层组织,“同盟”的最小单位是由几户家庭组成的“爱国班”,每个家庭都有“爱国班员代表”,家庭的每个成员都是“爱国班员”。通过这一法西斯组织,日本进一步加强对朝鲜人民的控制。
日本一直妄图把中国东北变成其扩大侵略战争的后方基地。1932年,日本在中国东北实行“保甲连坐法”,加强户口调查的报告制度,发放居住证、身份证,把东北人民置于法西斯的专制恐怖统治之下。为“扫荡”和镇压抗日武装,日军建立了各级“清乡委员会”。疯狂“讨伐”东北抗日联军。他们把群众赶出村庄,集中编成“集团部落”,以切断抗日武装同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
到1938年为止,日本强行在东北建立的“集团部落”有12565个。在建立这些“集团部落”时,日伪当局大批破坏烧毁民房,迫害以至屠杀群众。
1937年至1938年2月,日伪当局在伪三江省的桦川县南部地区烧毁村屯120多个,烧毁或拆掉民房2.4万余间,杀害与冻、饿死群众1.3万余人,荒芜土地2100多垧。
1941年4月,日本又对东北的法西斯组织“满洲帝国协和会”进行改组,把它同各级行政机构合为一体,加强对东北人民的血腥恐怖统治。日本还在中国东北建立代号为“731”部队的细菌研究所,用中国军民以及朝鲜、美国和荷兰等国的反法西斯战士作细菌实验,为此共杀害1万余人。
在华北,日本从1938年底开始推行所谓“治安肃正运动”和“治安强化运动”,在华中推行“清乡运动”,日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实施疯狂“扫荡”,对抗日根据地实行惨绝人寰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为加强对华北地区的法西斯统治,日本还在华北建立法西斯组织“新民学会”,它的各级组织均由伪官吏把持。1939年,“新民学会”成立了1840个分会,拥有245599名会员,到1941年9月底增至3548个分会,674057名会员。在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日本的侵略和残暴统治,给中国人民造成3500万人的重大人员伤亡。
而在东南亚,日本则把自己打扮成“亚洲人的解放者”的角色,标榜战争的目的是“赶走西方殖民者”,追求大东亚的“共存共荣”。实际上日本在这里同样实行残暴的殖民统治。
在缅甸,1942年8月1日,巴莫在日本扶持下建立傀儡政权——“行政委员会”,一切群众性的民主组织均被取缔,民众稍有不满即受严刑拷打,甚至处死。“缅甸独立军”被解散,代之以“国民军”,实则是日军控制下的傀儡军。日本在缅甸共设警署334个,警察15968人,警察机构得到加强。除此之外,日本还建立了间谍和告密系统。1943年8月1日,缅甸宣布“独立”,但实际上还是日本顾问操纵一切,成为缅甸的“太上皇”。他们驾驭于政府各部门之上,没有他们的同意和参与,任何微小的政策和措施都通不过。
在马来亚,日本基本依靠当地封建势力与统治机构的合作去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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