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中页《红楼梦》问世，两百多年来，研究著作汗牛充栋，不可胜数。
最早研究《红楼梦》的是脂砚斋。曹雪芹一边写，他一边批注。与脂砚斋同时或稍后，还有些人在抄本上写下批注。这些批注一并流传下来，后人通称为“脂评”。十九世纪初期，也就是在清朝嘉庆、道光年间，“士大夫有习之者，称为‘红学’”，自此就有了“红学”“红学家”的说法。一般把至二十世纪初期“五四运动”以前的“红学”，称为“旧红学派”。“五四”以后，以胡适、俞平伯等为代表的“新红学派”。尽管有新旧之分，主要的工作却都相似，一方面对曹雪芹的身世、《红楼梦》版本等进行考证；另一方面搜求《红楼梦》中“微言大意”“皮里阳秋”之处，所谓评点和索隐。或者认为曹雪芹写《红楼梦》是影射某人，甚至认为就是曹雪芹自己的身世；或者讨论《红楼梦》的主题思想。比如：梁启超认为《红楼梦》“综其大较，不出诲盗、诲淫两端”；
汪精卫则认为《红楼梦》是唤醒国人良心最好的教科书；蔡元培在1916年写的
《石头记索隐》中，用反清复明的观点来索隐《红楼梦》，竟把曹雪芹举为反清复明的先驱。胡适发表于1921年的《红楼梦考证》，与俞平伯发表于1922年的
《红楼梦辨》，并称为新红学派的代表作。它们与旧红学派不同之处，也只是体现在考据态度和研究方法论上。解放以后，俞平伯1952年出版的
《红楼梦研究》，周汝昌1953年出版的
《红楼梦新证》等等，莫不是从“细密的考证、校勘”入手，达到论述主题、抒发感想的目的。大陆的
《红楼梦》研究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后，基本沦为政治宣传的工具，甚至成了扣帽子打棍子的手段。
无论《红楼梦》思想内容如何，无论反映了多么复杂的生活和社会现实，但它所以能够不朽，却是文学价值、文学技巧的不朽。而两百多年来的红学研究者，似乎忘记了这一点。只有1904年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从文学典型塑造的美学观点，对《红楼梦》做出了自己的解释。该书共分五章，分别是：人生及美术之概观；红楼梦之精神；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余论。从这些章节标题我们可以看到，王国维的研究，根本上还不是属于纯粹文学范畴。直到1984年由刘梦溪主编，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中，收录的一百多篇红学文章，其中“艺术技巧研究之部”，仅有11篇。而这11篇文章中，还有半数只是借“技巧”之名，而卖美学、概说、形象性格分析、甚至考证之实。
我觉得，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红学家都不是小说的实践者。换句话说，他们是小说创作和小说理论的局外人。就是当今被当作“红学”界泰山北斗的某些人物，都只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家，并非小说家。正如罗德湛先生所说，“其学术价值固不容否认”，但对于希望通过《红楼梦》来学习小说写作的人来说，却“无异于隔靴抓痒，未免虚而不实了。”
罗老先生在写作《红楼梦的文学价值》之前，在小说理论研究领域已是成就斐然，出版了《小说写作基本论》《小说写作研究》,在中国古典小说研究方面,出版了《四说论丛》《三国论评》,在大学和文艺函授学校，从事小说创作教学和指导多年，也是小说创作的亲为者，出版了长篇小说
《高山青》和短篇小说集《雨后斜阳》等。正是在理论和实践两个领域深厚的积累，才保证了这部著作，开创性的成功。
“写这些文论以后，心中不时仍有言犹未尽的感觉：因为那些论文虽已略具系统，毕竟所谈的还都是一些原理原则，仍不免流于空泛抽象，对于初学写作的人，未见得真能有何裨益。这情形岂不似医科学生不能上解剖课程一样的遗憾！因此，乃使我兴起要‘解剖’一部作品用作示范的念头。”“这部作品必须具有丰富的内容，杰出的技巧，高超的意境。易而言之，它必须是一本最好的小说范本，最佳的小说教科书”。也就是说，罗先生希望通过他的著作，让小说写作者，从细微精妙处学习《红楼梦》的
写作技巧，认识《红楼梦》的文学价值。李辰冬序曰：“这部书真作到了小说‘示范’作用”，“开一条研究红楼梦内容之道”，“红楼梦是否有价值，在罗盘先生这部书里，可以得到明确的解答。”
《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共37部分。既有纯以小说写作的观点，就《红楼梦》
表现手法、布局结构、作品主题、文学价值、故事高潮、写作技巧、人物对话、人物性格等方面，作出的详尽评析。也有《红楼梦》的欣赏、研究途径、对后世的影响，甚至电视剧的改编问题等内容。就是没有那种凝眉蹙目从故纸堆中钻出来的，高深难懂而佶倨聱牙的考证。虽是部学术著作，却不似通常的学术著作，象是一位板着脸孔的老师，耳提面命地在说学问，这里一个资料来源，那里一堆文献出处。整部著作正文552面，没有一处注解，也没有一处需要注解，走笔行文深入浅出，雅俗共赏。而象“
薛宝钗怎样击败
林黛玉”“宝玉、黛玉、宝钗的
三角关系”，等关于贾、林、薛三人的恋情篇章，说理分析既鞭辟入里，又合情随俗，读之不由使人会心点头。
其实，初读《红楼梦的文学价值》时，很有些章节让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