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界革命的文学特点

如题所述

诗界革命的作者都不同程度地要求取法西方。梁启超说:“欧洲之语句意境,甚繁富而玮异,得之可以陵轹千古,涵盖一切。”他表示要“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诗料。”(《夏威夷游记》)康有为也说:“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与菽园论诗兼寄任公、孺博、曼宣》)这些意见反映了新派诗人追求新思想、新事物的努力。但是,梁启超强调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和“旧风格”谐和,避免不伦不类,出现“移木星、金星之动物以实美洲”(《夏威夷游记》)的状况。 当时,部分留学生正在提倡音乐教育,歌词创作风行一时。在此影响下,黄遵宪写作了《军歌》、《幼稚园上学歌》等“新体”诗。对《军歌》,梁启超大为赞赏,认为其精神雄壮活泼,沉浑深远,其文藻为二千年所未有,誉为“诗界革命之能事至斯而极”。光绪二十九年(1903),《江苏》杂志发表的几首歌词也得到梁启超的肯定,视为“中国文学复兴之先河”。他认为,有韵之文和音乐的结合是中国文学的悠久传统。清朝统治以来,这一传统中断,因而,文学对国民的影响也就因之隔绝。他希望有志者勇猛精进,“调和之以渊懿之风格,微妙之辞藻”,争取成为中国的莎士比亚和弥儿顿(《饮冰室诗话》)。
这一时期,民间歌谣体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造和利用。光绪二十八年(1902),梁启超创办《新小说》期间,黄遵宪向他建议,刊物发表的诗歌应“斟酌于弹词、粤讴之间”,或三言,或五言,或七言,或九言,或长短句,名之为杂歌谣(《致饮冰主人手札》)。梁启超接受了这一建议,除刊出《爱国歌》、《新少年歌》等歌词外,又发表了《粤讴·新解心》和《新粤讴》等作品。对于这些新创作的歌谣,梁启超赞美其“芳馨怫恻,有《离骚》之意”,称其作者为“文界革命之骁将”(《饮冰室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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